第28章 体制与军衔
作者:wanglong|发布时间:2024-06-29 01:23:51|字数:19512
第一节
1911年春,随着哈尔滨鼠疫疫情的控制,共和国高层关注着两件事,一是将于明年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第二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进入高潮的土地改革。
龙谦首次出巡极大地推动了《土地法》的贯彻执行。对于国防军实行军衔制,政界及百姓反而不大关注了。
汹涌的舆情集中在了《政党组织法》和《国会组织法》的出台。这两部超重量级的法律基本奠定了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和权力框架。
1910年首届国会召开,标志着龙谦设计的国家结构基本成型。首部《宪法》的颁布,从法理上明确了国家的政体和组织结构。但缺失处仍多,特别是国会的组成、职权及运作仍难以担负《宪法》赋予的职能。近一年来,以洪粤诚、宋教仁为首的原宣传局班子继续努力,终于在辛亥年春节后推出了两部必不可少的《组织法》。
梁启超对共和国建国之前的政治力量曾有过精辟的分析。那时内战尚未爆发,他给暂时退出政治舞台蛰伏彰德的袁世凯写信说,中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一是以袁世凯龙谦为首的实力派,二是由立宪派转化而来的改良派,三是以孙文为首的革命派。第一派毋庸组党,第二派必须组党,第三派应改造为党。
党禁在满清未亡之时实际已经解除了。共和国成立后,首届国会出台了《政党登记条例》,从法律上初步规范了政党的组织运行。
中国人被压抑了几千年的政治热情似乎一下子释放了出来,到1911年春,登记注册的政党竟有三百个之多!政党谱系的复杂程度堪比《石头记》四大家族族谱。
比较著名的政党有洪粤诚为主席的科学民主同盟,陈超为总书记的农工党,这两党的背后站着军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两党。科民盟登记会员已有200万,组织渐臻完善,会员大会都开过两届了。农工党人数更多,光是山东一省就有正式党员百万余人,东三省、山西、陕西都是农工党的大本营,不过,就组织和宣传上,农工党却逊科民盟一筹。而同盟会留在国内的势力分分合合,成立了以林森居正为首脑的国民联合党和刘揆一、李平书为首的民主建国党;北洋系徐世昌、赵秉均、陆建章成立了以北京天津为基地的共和党。除此之外,宋教仁汤化龙林长民的共和建设讨论会,章炳麟、熊希龄、张謇的统一党,陈锦涛、王宠惠的国民共进会,岑春煊的国民公党,也算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比起前四个政党就差了。
而享有大名的梁启超,反而在政党纷出之际置身党政之外,专心搞起了学问。他给文教部长蔡元培关于组建国学研究院的建议已获批准,本来文教部就有成立集天下英才为一体的中央研究院,其研究范围却不局限于文史哲,梁氏的报告促成了中央研究院的提前诞生,据说政务院已内定蔡元培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聘梁启超为历史语言研究分院院长了。
《政党组织法》的出台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从法律上规范了政党的组建和运作。其目的显然是结束两年多来的混乱局势,为实现《宪法》中确定的政治结构做法律上的保证。
《政党组织法》最为关键的有这么几条,1、国内所有政党必须以遵守《宪法》维护国体为前提,否则将视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情节严重者以叛国者治罪。2、军队、警察现役人员不得加入任何政党。3、个人不得跨党,即不得同时参加几个政党。4、自《组织法》颁布后,现有政党须重新登记并进行三个月为期的整顿。
关于国会将出台《政党组织法》的传言是早就有了,毕竟现状实在是太过混乱了。这种局面下很难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热衷于政党政治的国会副议长宋教仁是《政党组织法》的起草者。毕竟第一届国会的诞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和宋教仁心目中的政党政治差距甚大。在龙谦的支持下,去年一年,宋教仁埋首于此事,终于在春节前推出了这部影响深远的法律。
不出意料,《政党组织法》及《国会组织法》颁布后引起了国内政界的大哗,也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
遵守宪法维护国体是题中应有之意,政党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运作。这个倒不出意外。不准现役军人甚至警察加入政党,其目的显然是让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强力机关超然于政争之外,这也没什么说的,绝大多数政党都为之喝彩。只有不准跨党运作引起了混乱。因为现状是,跨党运作成为了普遍现象。
据统计,在目前出名的政治人物中,刘揆一、李平书四党,章炳麟五党,梁士诒、杨度六党,张謇、唐绍仪七党,熊希龄、赵秉均八党,最多的是伍廷芳,竟然加入了十一党!
个人只能有一个政治选择的规定出台,必然造成现有政党的分化重组。政党必得首领,首领必得名人,否则难以开展工作,这是唐绍仪、伍廷芳等加入若干政党的原因。《政党组织法》的出台,使得现有政坛上的“大腕”们必须认真考虑了,因为在《政党组织法》之后,还有一个《国会组织法》的修订出台,后者的分量更重,它将直接决定政务院的组成。
《政党组织法》不过是规范了政党的组建运作,《国会组织法》将决定共和国的权力构架。
《国会组织法》分国会为参众两院,参议院议席暂定为90席。之所以是90席,是按每省(含与省级政府平级的直辖市)三席确定的。现在,全国共设26省:直隶、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内蒙、外蒙、青海、西藏计26省。另有北京、上海、济南及广州四个直辖市。
辽宁即奉天。早在1910年10月,根据总统的提议,政务院改奉天省为辽宁省。奉天市为沈阳市。
众议院设议席460席。各省数额不等,是根据各省人口确定的。共和国成立之初及启动了人口普查工作,由民政部牵头,警政部配合,历时一年,初步查清了版图内人口状况。当然不含被割让的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人口。计有人口大数为4.6亿,按百万人出一名众议员的原则,共设众议员460人。
《国会组织法》规定,各省按照名额选举众议员550人组成众议院,然后众议院按照每省3名的名额从已当选的众议员中再行选举90人组成参议院。
众议员按人口产生,体现了民主的基本含义。为了保证人口基数少的省份权利,参议院不再考虑人口现状,而是不分多少,一律3人。
《国会组织法》的出台,基本实现了《宪法》所确定的共和国行政、立法及司法权的分立。总统作为共和国元首享有行政权,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会作为共和国的立法机构享有立法权,最高法院作为共和国的独立司法机构享有不受总统府、政务院及国会约束的终极司法权。
《宪法》已经明确,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拥有行政最高权力,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行政方面,总统提名总理人选给国会,经参众两院分别审议后进行投票,超过半数即行生效。总理对总统负责,受命组建政务院,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各部部长、各省省长的任免经总理提名,报总统批准后后生效。其中,国防部、警政部及司法部由总统直管,不受政务院领导。
军队方面,国防军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均归总统领导。军队的编组、调动、将领任命均归总统或有总统授权的机构负责。
就国会而言,权力不仅局限于立法。就表面意义,国会拥有的权力是最大的。
第一是决定总统及副总统人选。按照《宪法》修订案及《国会组织法》的规定,今后总统的产生由众议院多数党提名,名额为两个,即众议院第一、第二两大政党各自提出自己的总统人选,得到众议院超过半数议员的认可后交参议院闭门选举,以产生总统及副总统。副总统在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代行总统职权。
第二是国家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国家对外宣战、建立与断绝外交关系、政府预算均需国会的批准。
第三是国家要务的知情权。总统每年至少一次向国会报告工作,接受国会的审议。
不仅如此,国会还拥有对总统的弹劾权,假如国会认为总统违宪或者违法,或者渎职,可以启动弹劾程序。当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弹劾即生效,总统必须下台,并接受司法调查。
《国会组织法》还详细规定了参众两院的工作内容及职权。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权力是不等的。众议院像是一个初级评议机构,有关事务须经参议院的批准。参议院有权否决众议院的议案,而众议院却无权否决参议院的决定。
国会议员,不管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均享有司法豁免权。在未经法定机构解除议员身份之前,共和国各强力机构不得限制议员的人身自由。
在《国会组织法》附属的文件中还明确了参众两院议员的待遇,参议院议长、众议员议长比照总统薪酬,两院副议长比照总理薪酬。议员的薪酬高于部长及省长。
新中华所确定的政体不同于现有所谓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个。原以为中国会照搬美国政体的人们发现其中的差别是巨大的。同为总统制而不是内阁制,但新中华确定的政体确有特殊之处。
《国会组织法》在明确了参众两院的权利义务后还明确了政府机构中厅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得担任议员。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此举让国会和政府“分裂”了,议员们不担任政府高级公职,而且不得经商,坐而论道,专心于国家大事的讨论。而政府高级职员不得参与国会就国家要务的讨论确定,专心于政务。想要对国家大政施以影响,那么就通过你所在的政党实现吧。
这样一来,在国会担任职务的政府高级官员,比如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的宋教仁,就必须做出选择了。
这种体制下,政党的作用就凸显了。没有具有影响力的政党,政治人物很难进入众议院,不进入众议院,自然不可能进入具有极大权力的参议院。那么,自然不可能通过制定或废除法律来对国家大政实施影响,更不可能通过参议院选举决定总统的人选,从而影响政府的组成人选了。
所以,《政党组织法》出台,立即让现有政党及政治人物们吵做一团。春节后,全国的政党都在分化重组当中,以积极应对明年后半年展开的中期选举,希望在国会两院中占据更多的议席。同时,也在抓紧磋商确定已经进入政府担任高级职务人选的归宿问题,是进入国会还是留在政府?
“天下大乱了。”陈超甫一见龙谦,劈头来了这么一句。
“意料之中嘛。没什么了不起的。”龙谦返回北京,陈超正好在海晏堂。龙谦转而一想,以陈超的职务,他要获得自己的详细行踪很容易,并不需要通过欧阳中。
“我是担心局势会失控……”
“只要军队和警政部不乱就不会有大事。”龙谦很笃定。
“军队有声音,认为你过于放权给国会了。现在大家都盯着议员席位,那些人总算找到大展拳脚的地方了。”陈超感到忧虑。他所说的那些人,当然是指民党、满清及北洋系。至于比较分散形不成合力的原立宪派,反而不需要关注了。
“之前不是说过了吗?既然我们不能将反对派斩尽杀绝,那么与其让他们在暗中捣乱,还不如放到明面来,给他们一个施展拳脚的舞台。你放心好了,别说农工党和科民盟都是我们组建的政党,就是没这两个党,他们也翻不了天!一直没有东北平乱的消息,总参有没有报告?”龙谦惦记着内蒙东部的蒙匪叛乱。
“我不清楚。”
“这个石大寿,连几个蒙匪也拿不下吗?”龙谦有些不满。出巡的路上倒是接到了总参及东北军区的两份报告,说平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匪首陶克陶胡却一直没有抓到。
“哈尔滨倒是有好消息。鼠疫已经彻底控制,连续三天没有报染病人员了。”陈超给龙谦带来个好消息,“这次防治鼠疫,那个叫英籍华侨伍连德立了大功,郑双庆给政务院有专门的报告,国安局也有类似的报告。”
“我听说了。要表彰这个人,重奖!两年来归国华侨超过了三千人,表彰伍连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哦,还有,宋钝初决定辞掉国会的职务了。”
“好嘛。我留着政务院副总理的位置给他呢。鸣皋确实需要一个副手。不过,最高法院需要人选,不知王宠惠到京了没有?”
“到了。跟宋钝初住在一起。”
“这就好。有空我见见他。”龙谦有心让宋教仁转到政府系统来,充当方声远的副手。经过一年多的观察,龙谦对宋教仁的人品能力都是满意的,但此人对于政党政治总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向内阁制推动,这点让龙谦不太放心。如果毕业于耶鲁对法律外交都有精深造诣的王宠惠还中意,那么接替宋教仁的人选就有了。现在司法尚未真正独立,司法部还是总统管辖的部门,真正递到最高法院的案子极少,掌握全国政权一年半了,正式建国也快一年了,最高法院只审理了汪兆铭及溥伟两件大案。未判一人死刑(除以死于狱中的人之外),两案主要涉案人员汪兆铭、溥伟被判20年监禁,许崇智10年,陈璧君、载涛经作保后训诫释放,10年内不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最重的是蒋志清,被处终身监禁。最高法院的审理为终审判决。为此,多方势力都不满意,尤其是蒙山军系统,认为针对总统的谋杀都不处死刑,简直是儿戏。而民党势力受到重创,因为许崇智的影响,他们在军中本来就极为孱弱的势力被整肃一空。
“你要重用此人吗?”
“嗯,要当面谈谈才能定。对了,袁世凯最近做什么?”
“他还算老实。除了跟徐世昌、杨度、赵秉均等数人有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外,跟曹锟、冯国璋基本没有来往,跟王士珍的交往也不多了。倒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不大安分……”
“老袁不是个甘心退出的人。让江云继续盯紧吧。他不插手军队就不要惊动他。对了,他身体如何?”
“没听说有什么病。江云那小子真可以,连袁蔚庭每日吃几顿饭,吃些什么都知道。他每日早上都是一大海碗鸡丝汤面,每日必食鸭肝鸭皮,肉丝炒韭黄,红烧肉也是必备,连粥都是好几种,可比你会享受多了。”
“哈哈,能吃是好事。途径河南时,曾有去彰德的念头。后来想想算了,反正我不准他出来做事,见面无益。只要他消停不闹事,做个富家翁是可以的。”
“退思!我想我还是到国会工作吧。”
龙谦吃了一惊,“为什么?”
“我觉得那边或许更适合我。只靠南劭一人撑着,不大靠谱。”
这是很贴心的话了。警政部长位高权重,若不是为了龙谦的江山,陈超不会舍弃警政部长的高位。
“我看不必。国会有些反对的声音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需要一批监督者,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而且,暂时没有合适的人来接替你。现在我不担心国会上层,倒是对明年基层的选举有些不放心。你不要动,替我管好警政部,特别是各省警察厅的组建,你要费点心。最近总听到一些消息,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夸大了,在推行《土地法》的过程中,有些省份走的急了些,让警察厅背了黑锅。取缔帮会也错杀了不少人。建议你抽空下去转转,工作变动等过几年再说吧。”
“你不打算过问国会的事?”
“不过问。除非洪南劭找我。现在要办的是两件事,一是军衔制,二是北京城的改造。对于军衔制,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明远坐上了火炉子。上将以上倒还好说,中将往下就争得厉害。对了,究竟准备授几个元帅?”
“他们几个坐不住了吗?延冰是不是找过你?”
“你冤枉延冰了。他从来没找过我。”
“除了鲁山,一个都不授。后面的仗还很多,现在授了元帅,将来就没有进步的余地了。”龙谦笑了笑,他可以想见几位重将的心情,《军衔条例》由国防部颁布后,不着急反而不对了。
“现在乱糟糟的,为什么这个时候搞军衔制?方鸣皋和段芝泉都担心会增加一大笔开支。”
“当然要增加军官们的待遇。你想啊,本来大家就对我重用一大批降将降人有意见,他们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这种情况下当然要安抚下军队。越之先生,你记住吧,我们依靠的终极力量还是军队,国家的富强,也要靠军队打出来。军衔制实行之后,就要着手搞警衔了,你提前谋划一下。这两天我要听国防部的汇报,你到时候列席听一听。”
第二节 军衔
早在1910年初,龙谦便指示已经出任国防部长的王明远牵头研究制定军衔制。
这个机构设在了国防部宣传局,就叫军衔设计小组。以王明远为正,司徒均为副,起初只有七八个人,后来逐渐扩大为近百人。
到去年年底,王明远和司徒均领导的军衔设计小组在收集调研了各国军衔制资料后,参照德国陆军拿出了一个方案,共六级十八档。第一级为元帅级,设计了两档,分别为大元帅、元帅;第二级为将官,四档: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第三级为校官,三档:上校、中校、少校;第四级为尉官,三档:上尉、中尉、少尉;第五级为士官,四档:上士、中士、下士;第六级为兵,两档:上等兵、列兵。
军衔制定小组同时拿出了军衔对应的职务(编制军衔)与评衔标准,这个很重要,没有这个就没法子进行评衔了。
军衔方案中军衔严格对应了职务。一级上将为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各军种司令,军区司令的基本军衔。上将为副总长、军种副司令、军区副司令的基准军衔,中将对应师长,少将对应副师正旅,上校对应副旅正团,中校对应副团级,上尉对应营级,中尉对应连级,少尉和上士对应排长。中士和下士对应班长。
报告上报龙谦后,划掉了大元帅一级,显然这个军衔是给他留的。除掉他,没人当得起这个军衔。但他认为没这个必要了。
龙谦仔细阅审过方案后批了一段话:军衔设立要考虑国防军的现状和发展,还要考虑与外军对等来往的基本原则。似应从严从简为宜。
大约在春节前,龙谦召集了方声远、洪粤诚、王明远、司徒均、商凤春、宋晋国等人开了个会,专题研究了军衔问题。对于方声远坚持设立大元帅的要求,龙谦说,“这个军衔显然是留给我的,但不合适。宪法已经规定总统为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授大元帅给总统就重复了。再说,封建制度被我们反掉了,民主共和制度已初步成型,未来的总统未必是军人出身,为长久计,不要让后人为难吧。”
于是,大元帅一档被去掉了。
去掉大元帅后,元帅无疑是国防军最高军衔,是军人的最高荣誉。对于元帅一档,龙谦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设置元帅是必要的,但标准应从严,以维护其神圣性。如果国防军搞出几十个元帅,那就不是元帅而是大白菜了。第二是随着国防军的发展,军兵种的日益细分,有没有必要设置军种元帅呢?比如陆军元帅,海军元帅,炮兵元帅,工程兵元帅……如果这样,那么无疑还要设共和国元帅了。这令我很困惑。如果设共和国元帅,那样的话,共和国元帅与大元帅有什么区别呢?另外,他对一级上将的设置也不甚满意,将来在领徽肩章上的区别也麻烦,如果在上将与元帅间需要过渡的话,还不如直接设置大将军衔呢。
对于少将之下直接到上校,龙谦认为美军设准将很有道理,军衔当然应对应军职,但也要考虑资历问题。合理的情况是,每一个职务都应当对应两个军衔,比如团长,可以是上校,也可以是中校。龙谦对于设立军衔的基本思路是低配,因为国防军放在世界范围内看还很弱小,自大就可笑了,现在低配军衔没有坏处。那么,少将军衔主要就留给师职了,旅职军官一些资历老的授准将挺好,将来与外军交往,也沾些便宜,对等交往嘛,准将也是将嘛。所以龙谦认为将级还是设为四级好,有了准将,少、中、上三级的含金量相应升高,一级上将或者大将就不必设了。
司徒均赞成龙谦低配军衔的意见。但王明远却认为高配未必不好。目前国防军还很弱小,满打满算也就二十来个师,加上预备役部队,也就百十万人的规模。但国土面积决定我们肯定要扩军,二十几个师无论如何是不能满足国防需要的。前次唐努乌梁危机,精锐部队全部调入北方只能勉强应付东北方向,新疆那边还敞着大口子,这怎么能行呢?军队理解总统先顾及经济发展的战略,但为了国家根本利益,应提高军人的待遇,让优秀青年将从军视为人生的第一选择,这才是最关键的。军衔制有益于增加军人的优越性和自豪感,我认为设立大将军衔并且高配。
龙谦肯定了王明远关于提高军人待遇的意见,“军衔制实施后,肯定要修订军官的待遇,高于政府公务人员是应该的。确定的原则是,正师对应省部长,旅长对应市局长,团长对应县处长。但稍高于政府首长。明远也提到了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不宜过高。考虑到军人的在住房、伙食、服装上的优惠,我们还要提高伤残、牺牲军人的待遇,军人的实际收入肯定明显高于地方。我一直认为,体现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地位,我们这套组合拳打出去,军心不会不稳的。明远刚才的发言没有点透一件大事,那就是宣传问题。总政治部取消了,并入了国防部,要注意大力宣传建国诸次战役,平定外蒙以及唐努乌梁海战役的英雄人物,大力宣传鲁山,在全社会培养和树立尚武风气,让军队系统的英雄模范人物成为青年们学习效仿的榜样。要彻底扭转自宋代以降社会重文抑武的风气。这件大事事关国家前途,必须抓紧抓好。在这个前提下,军衔制的设置评定却要从低从严,要给军官们留下进步的空间。假如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故,国防军投身于世界范围的大战争,我们再修改军衔条例嘛。”
会议结束后,龙谦将会议纪要批转给师长以上将领以征求他们的意见。封国柱、程二虎、叶延冰、蓝心治、胡宗玉、石大寿、吴念、熊勋等将帅均对即将实行的军衔制感到振奋和期待,认为军衔制的实行标志着国防军正规化建设的进步,有益于提高军人的荣誉感。对于军衔等级的设立等技术细节,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设立大元帅军衔的要求,认为该军衔既是最高军衔,也是最终军衔,除了蒙山军的缔造者,无人有资格享有该军衔。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特定的,一次性的军衔。
“如果司令不出任大元帅,对全军的士气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胡宗玉这样写道。
根据主要将领们的意见,国防部及总参谋部最终确定的军衔制为六级十七档,取消了原方案中大元帅与一级上将两种军衔,但增加了准将一级。
龙谦回京后的第三天召集了一个主题为军衔制的高级别会议,除了国防部、总参谋部这两个军政军令系统的主要首脑外,政府、议会、海军、联勤总部及卫戍区的主要首脑都参加了,军衔评定小组的成员自然也参加了会议。王明远在通报意见征集后,最后通报了军衔制的设置、评定及授予系列准备工作的完成情况。
设置军衔序列是最简单的,评定则复杂的多。解决了序列设定后,王明远牵头的工作小组已经拿出了军衔评定的实施细致,以现有职务为基准,同时参考军龄和战功两个因素。会议的重点是讨论评定细则。
在讨论开始前,龙谦就实行军衔制讲了话,他在阐述了实施军衔制的意义后,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他对军衔工作小组一年多来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这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也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使得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讨论确定了。我建议明远对于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进行专项嘉奖,并给与现金奖励。”
第二,自己绝不出任大元帅一职,“这个,绝对不要再说了,我知道大部分老战友的心情,但情况变了,我们即将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废除终身制是其主要特点,军队要适应这个变化。所以,军衔制中不设大元帅一级了。这个军衔,我不要,以后也不会有人要了。”
第三,活着的,不授元帅。“在座的很多将帅为新中华的诞生立下了大功,注定是要写入历史的!西沽对八国联军的血战,白岭支队在黑沟台、沈旦堡的战功,时俊、延冰指挥的德州战役,大寿、熊勋、范德平、盛光等人指挥的锦州战役,封国柱等人指挥的长沙、汀泗战役,王明远平定东南,蓝心治、吴念向西南及西北的进军,奠定了蒙山军全国胜利基础。而司徒呢,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是优秀的总参谋长啊。还有宋晋国、连树鹏等后勤战线的元勋们,一样是功勋卓著。授他们元帅该不该呢?完全应该,开国元勋嘛。但是,我还是不主张授他们元帅军衔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夺取政权的胜利其实很渺小,后面的大仗、恶仗还很多!你们要相信,当十年后,二十年三十年后,再回头看我们现在的功绩,其实很渺小,不值一提。元帅军衔给你们留着,等你们再建大功特别国战的大功的后授予,那样更有意义,更令人服气。但这次还是要授一名元帅的,授给谁?我想你们不会忘记蒙山,不会忘记遥远荒凉的唐努乌梁海,我应为,元帅军衔应当追授给他。”
鲁山!王明远,宁时俊及程二虎的眼睛湿润了,尤其是封国柱这个曾长时间担任鲁山副手的人,立即被浓烈的怀旧情绪所笼罩。鲁山的战功,才华以及对龙谦的忠诚都应列蒙山军诸将之首,可惜天妒英才,在开国大典的同日阵亡于蒙古高原了。
“鲁将军山殁于国战,授予元帅的理应是他。”司徒均站起来道,“我不能与鲁将军比,也不能与明远诸位将军比,元帅一职我担不起,便是上将也高了。”
“司徒总长的话我同意一半。”宁时俊道,“我们谁都不能跟鲁山比,司令考虑的很周到。但司徒总长不仅协助司令指挥全军有大功,在创立军校和军队正规化上也有大功。授予上将军衔是必须的。如果总参谋长这个军队大脑都不授上将,其他人也没几个有资格接受此军衔了。”
“好好,”方声远笑道,“两位将军的话很是。但是有一条,不少军队的高级将领出任政府要职,他们授不授军衔呢?”
“这就是我要强调的第四点。凡是离开军队的,一律不授军衔。”龙谦神情凝重,“比如邓清华,他是老资格了。在蒙山就是参谋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东北协助鲁山打仗有战功,但是现在他不干军队了,就不评。谁也不敢预料以后,如果清华有朝一日回到军队,还是要给相应的军衔的。唐朝初期大臣都是出将入相,文武皆备,所以才有盛唐朝气蓬勃的气象,我们为何不能学一学古人?我一直强调军队的高级将领要加强学习,不仅学军事,更要学经济民政嘛。”龙谦讲道。
“总统,”洪粤诚站起来说,“北洋系不少将领投诚后担任军队要职,论战功他们怎么跟蒙山军诸将比?如果按照国防部制定的军衔条例,他们跟蒙山军同级将帅授予一样的军衔,会不会有不好的效果?”
龙谦看了看低下头的宋教仁,“这个不需要争论了。就按国防部的意见办。我们不能回头去追究过去,换一种思路,假如北洋系不投诚,就那么打下去,要死多少人?损伤国家的多少元气?这就是功劳嘛。要理直气壮地宣传这点。”龙谦想了想,“就是建国后,他们也是有功的,冯华甫在东北积极备战练兵,曹仲珊在四川剿匪,都做的很好。曹锟写信给我,愿意带兵入藏,气势很壮,精神可嘉!这就是资格嘛。”
评议会断断续续开了两天半,主要研究了高级军官的军衔问题。决定授予王明远、封国柱、司徒均、方时俊、叶延冰、石大寿六人上将军衔。宋晋国、蓝心治、胡宗玉、吴念、范德平、熊勋、程二虎、张作霖、冯国璋、曹锟、黎元洪、商凤春、张玉林、迟春先十四人中将军衔。
这就是开国授衔的一帅、六上将、十四中将。
再往下如杜三立、蒋存先、韩子英、瞿鸿翔、黄锦辉、贡开辰、张振明、蒋方震、张孝准、丁小富、阎树林、侯招弟、蔡锷、田书榜、梁华达、高虎子、郭海昌、薛晓才、李准、梁俊山、晋瑞功等21名师级军官获得少将军衔。卢广达、程建国、段兴茂、阎进东、曲致庸、古小林、柴守业、王耀、冯如、孙武等45名旅级军官获得准将军衔。
邓清华、连树鹏等因进入政府系统,一律没有授予军衔。范德平因为兼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官,令人羡慕地获得了中将军衔。田书榜是军情局局长,因为军情局隶属于总参,所以获得了军衔。而江云、王之峰等有资格获得军衔的情报系高级军官因为离开了军队系统进入警政系统,将来只能被授予警衔了。
全军准将以上高级军官共计86人。参考国防军已有和潜在的规模,军衔的含金量是很高的。但其中海军及尚未成型的空军将领极少,是国防军不可忽视的弱点。就此,龙谦对因授衔而陆续抵京的高级将领们说,“今后要大力加强海军及空军的建设,一部分人要改行!不能只搞陆军了。就是陆军内部,炮兵、工程兵、通信兵、联勤系统等特殊军种的建设也要加强。另外就是军事院校工作,也要加强。这次授予蒋方震少将军衔还有人不服气,说他根本不够格。你们去保定士官学校看一看就服气了。我觉得蒋校长的军衔是低了而不是高了。另外如梁俊山,是我军通讯系统的创始人之一,现在大家都感到通信问题的重要了,梁俊山授少将不应该吗?还有冯如博士,为航空兵及航空教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客观地讲,我们与列强比,海军不值一提,陆军也是个小孩子,但空军却是走在前面的!我们已经建立了三所航空工厂和两所航空学校,拥有四十多架飞机了!世界范围内军队如我们这样重视航空的还不多,将来会证明航空在军事领域的战略意义的!”
至三月底,全军的评衔工作全部结束,授衔工作正式展开。四月一日,在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总统龙谦授予王明远等六人上将军衔,总理方声远授予宋晋国等十四人中将军衔。秋瑾的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国防部宣传局精心组织了授衔仪式的摄影照相及宣传工作,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连续数日,《国防报》、《中华报》等主流媒体大幅度报道了授衔工作,对获得中将军衔以上的高级军官做了详细报道并采访了到京的全部高级军官,为他们做了专题报道,盛赞他们为建立和壮大军队、抗击外侮方面建立的卓越功勋。
专门为准将以上高级军官订制的军礼服受到社会特别是青年们的热捧。海蓝色呢子面料,挺括的式样佩上金光灿灿的肩章、领花以及挂在左胸显示军龄资格的勋历牌显得极为威武庄严。国防部宣传局设计的军衔标志有两种,一种是礼服性质的,另一种是作战训练服。礼服军衔用肩章区分,将军级的肩章以缀有金色的国徽和金星,准将为一颗星,少将两颗星,中将三颗星,上将为四颗星。作训服的军衔则标在领章上,取消了硬板式肩章。另外,军衔也区分了军种,礼服在领花上区分,用枪支、小炮、斧头等造型区分步兵、炮兵、工程兵等不同军种。作训服在袖口饰线上用颜色予以区分,红色为步兵,黑色为水兵,黄色为炮兵、蓝色为航空兵、咖啡色为骑兵、绿色为后勤兵、橙色为通信兵、灰色为工程兵……军衔制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青年学生的参军热,据统计,当年报考各类军校的人数翻了两番之多。
少将以下军官的授衔工作由国防部组织进行。参加怀仁堂授衔的中将以上高级军官缺席四人:上将石大寿主持东北军务请假未至,中将蓝心治、曹锟、吴念因军务紧张请了假,蓝心治与曹锟在谋划向西藏的进军,吴念因新疆局势不稳,均未出席极具意义的授衔仪式,引为终身遗憾。
龙谦带王明远、商凤春亲自将元帅证书及军服(含肩章、领花)送至鲁山遗属李文秀家中。
鲁山牺牲后,根据龙谦的安排,李文秀携独子鲁大勇回到了北京,李文秀及鲁山的母亲(其父已过世)被安排住进西苑,鲁大勇也被安排进入小学念书,跟龙谦长子龙振华编在一班。
龙谦对李文秀说,“这是鲁山应当获得的荣誉。他虽然牺牲了,但他永远是国防军的元帅,军史上永远有他的地位。这些东西你保存好,传给后人,让他们永远记住祖先的荣光。”
鲁山身后极具哀荣冲淡了李文秀的悲伤,她很感谢龙谦及丈夫生前战友们的关怀,“鲁山跟对了人。如果不是跟了司令,他哪有今天的风光?”
“不。荣誉是鲁山自己打拼得来的。鲁山阵亡于唐努乌梁海对于国家,对于我们这支年轻的国防军都是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他的牺牲,我有责任,他的部下有责任,他自己也有责任。我们的高级将领还不完全适应时代的变化,身先士卒是应该的,应当提倡这种精神,而不是错误的做法!范德平严厉处分了相关责任人员,我认为是对的!那个石年奎本来是可以授准将的,但只授了上校,就因为他对鲁山的阵亡富有严重的责任!这种事情以后再不能发生了!文秀啊,生活上,国家和军队会帮助你的,带好大勇,让他成为有用之人,将来接他老子的班!”
授衔的背后是对军队系统功劳的肯定和褒扬。1911年全军大授衔留给了后世研究蒙山军史的人们无尽的话题。不仅研究他们的军衔,而且排名前后也成为了专门研究的课题。一些人明显低授了,身为总联勤部长的宋晋国本来是有资格获得上将军衔的,最初的评定也是准备授予这位蒙山军后勤体系奠基人为上将的。但本人认为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坚辞上将不就,结果被低授中将(排名中将第一)。授予少将军衔的杜三立时任第1师师长,以第1师在全军的地位以及他的职务资历,授予中将是完全可以的。毕竟同为师长的曹锟、冯国璋、张作霖、黎元洪等“降将”还授予了中将嘛。但杜三立只被授予了少将(排名第一)。有人说是杜三立在西北杀人太多,中枢顾忌西北各民族的情绪才低授了他军衔。为此杜三立很是不满,扬言不戴军衔。
宋晋国让衔之举受到龙谦的高度称赞。认为在高官显禄面前最见人性。宋部长就是全军的一面镜子,认为自己的军衔授低了的,那些因为授衔而闹情绪的,哭鼻子的,去和宋部长比一比,不觉得丢人吗?杜三立当然受到了龙谦的严厉批评,他让西北军区司令官吴念转告杜三立,不戴可以,连军装也给我脱掉!
第三节 不是尾声的尾声
国防军授衔结束后,根据国防部及总参谋部的指令,一批中高级军官离开部队进入济南军事学院高级班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短期进修。名单经过了龙谦的审定,总计41人,军衔最高的为少将,最低的为中校。
这批军官来自各大军区,在赴济南受训之前,全部抵京接受总统的召见和训话。
2师6旅旅长程建国准将是其中一员。4月14日,他跟2师受训的3名军官一同来到北京,能够见到总统,并且能够很快见到家人,令程建国很是兴奋。
同行的3名军官职务均低于程建国。对于参加过西沽之战的程旅长,他们没有不服气。西沽之战是国防军极为重要的一次对外作战,就规模而言,不过是千余人的一次野战对决。但其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参加过西沽血战成为了国防军内的一种资历,就刚刚获得上将中将的国防军柱石人物中,一大半都参加过那场战斗。
但那3名旅团级军官(一名副旅长,两名团长)却不晓得程建国与总统很熟悉。
当他们参加了西苑为他们举办的欢迎宴会,龙谦握着程建国的手聊起了家常,龙谦谈到了两个月前与其父的会面,批评程建国没有让妻儿省亲并要求他在学习之余一定回去看望父母。那3名同事才晓得程旅长来头极大。
而程建国也见到了昔日的同班战友,如今一样担任了主力旅旅长的阎树林准将。俩人愉快地谈起了当年伏击捕获快马陶三的情景。当时俩人不过是副班长和战士,如今双双迈入了将军行列。
龙谦设家宴请了当年的几个老部下,其中就有阎树林、程建国和黄锦辉。阎树林是山西人,算龙谦的老乡,而黄锦辉和程建国都是在郑家庄老根据地参军的,彼此很熟悉。
龙谦详细问了部队的装备、训练及军心士气,对几个老部下说,你们是第一批,对于中高级军官的培训要成为常态。什么是常态?就是家常便饭。部队的装备在更新,战术也要及时更新。你们要忘记自己的职务,像真正的学员一样将老师教的东西学到手,未来的战争方式跟过去不一样了,不仅和我们战西沽、反李纯围剿不同,跟前年的反清战争也有了很大的区别。不能追踪最新的战术,不能适应新装备下的战争模式,那就一定会打败仗。所以你们要虚心学习,不要摆谱,更不要自以为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准将上校们是蒙山军的中坚力量,有着不可估量的光辉前程,要珍惜荣誉,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等你们结业了,可能会给你们换新的单位,到新的部队去,也可能来总部任职。国防军将领的调动要成为常态,一个人总在一个部队搞不好,要五湖四海才行。
龙谦跟几名老部下合影留念,还给每个人赠送了一套他精选的书籍,让他们认真阅读,深刻理解。
国防军大授衔的热议尚未结束,与日本的外交风波又起。4月17日午间,国安总局在外国人云集的六国饭店拘捕了一名叫松本清一的日本武官以及与其交谈的一名中国人,松本清一被强行带走。
日本大使伊集院彦吉当日到外交部进行交涉,抗议秘密警察粗暴限制日本外交官(松本是驻华武官,少佐军衔)人身自由的行为,要求中国方面立即释放松本少佐并正式道歉。否则,引发日中关系巨变的责任必须由中国方面承担。
接待伊集院大使的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王正廷。王正廷并不清楚事情的真相(国安总局并未知会外交部),不敢怠慢,立即到西苑找到正在总理府议事的唐绍仪,报告了情况。
唐绍仪很生气,马上打电话给国安总局,责问为何拘捕有正式外交身份的日本人。江云没有接电话,电话是局本部五处(反间谍处)处长韩策接的,韩策说人犯正在审问,已有确凿的证据。
一直倾听两人通话的方声远骂了句鲁莽。
唐绍仪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抓人家的外交官就不是鲁莽了,简直是挑衅。就算对方的武官参与了间谍活动,但人家毕竟是正式的外交人员,国安总局如此做事不是为好不容易打开的外交局面添堵吗?
“少川兄,请你立即回去坐镇吧。这个江云,简直不把政府放在眼里。我这就去海晏堂见总统。我们电话联系,千万不要让事态扩大。”
方声远郁郁不乐地去了海晏堂,正好江云在向龙谦汇报工作。见总理进来,江云便从头将针对日本外交武官刺探我军装备的案件报告了一遍,方声远吃了一惊,向松本少佐提供情报的竟然是国安总局控制的密谍,其人确实是联勤总部的现役军官,奉联勤总部首长的命令配合国安总局的工作。现在,有关日本外交武官刺探我军军情的铁证已被掌握,不仅有两人接头的照片,而且有松本少佐索要情报的手写清单。
方声远松了一口气。随即又感到了担心。国安总局显然是在下套,设了陷阱网住了贪婪的日本人。
“鸣皋不必担心。中华共和国不是满清政府,由不得他们肆无忌惮了。这件事交给唐绍仪按照外交惯例办即可。”龙谦看出了方声远的心事,冷笑一声,“日本人坐不住了,他们被新中华飞速发展感到了担心。如果不敲打敲打他们,他们还以为我是慈禧呢。”
“总统,我们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是的。但和平发展的环境不能靠人家赐予。必须用大炮来争取。我知道日本的综合国力超过了我们,但也不要害怕。现在不是庚子年了,日本人很现实,至少他们的政治家很现实,绝不会因为小小的外交事件而发动战争的!他们外债缠身,日子并不比我们好过。而且,你要明白,中国从人口资源诸多方面都远胜日本,之所以甲午一战败北,是因为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洞察局势和凝聚军心民意的中央政府!现在情况不同了……他们很清楚,海上我没办法,但陆战嘛,就算他倾全国之兵而来,也未必能讨了好。”
果然,当外交部向日本使馆出示了松本清一的相关证据后,日本人沉默了。秘密的交涉不为人知,4月19日晚,松本清一少佐在被拘押两天半后释放,随即被遣返回国。松本清一少佐成为了第一个因“从事与其身份不合的事务”被驱逐出境的外交武官。
松本事件使得本来就冷淡的中日关系更加趋冷。正在进行的原油出口商务谈判被中方叫停。随着山东油田的稳步扩产,中国有了一定的原油出口能力。严重缺油的日本当然希望就近进口石油,那样可以节省巨额的运输费用。从1911年初春,日本政府就派出了一个由大藏省牵头的商务代表团赴华商谈购买石油事项。日本希望中国用石油抵顶马关及辛丑条约所欠日本的战争赔款,障碍主要在价格上。但由于松本事件的发生,中方终止了该项谈判。
日本驻华大使伊集院彦吉在4月26日结束了驻华大使的使命,另一名老资格的外交官林权助接替了他的职务。驻华大使的更换是否因为松本事件的影响不得而知。伊集院彦吉在回国后向内阁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就新中华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做了全面的阐述。算是对新中华做了一份全面的诊断。
伊集院彦吉认为,龙谦集团在借助美国专项贷款已经成功稳定了经济,未出现帝国预料的经济崩溃。其币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和新华元的成功上市是最显著的标志。经济的稳定标志着龙谦集团真正掌控了中国局势。所有公开的、潜在的反对势力已溃不成军。随着蒙山军对遍布全国的土匪的严厉清剿,公开的武装反抗势力基本被消灭。估计有不少于十万人被杀。传统的帮派会党势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连运行了不少于二百年的洪门也被取缔了。
目前,中国国内尚无一股足以对蒙山军军政府构成威胁的力量。唯一的动乱产生于龙谦集团强行推行的旨在剥夺地主土地的《土地法》,直隶、四川、安徽、福建以及浙江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骚乱,骚乱正在受到镇压,一些认为执行《土地法》不得力的官员被撤职和警告……蒙山军军政府敢于启动议会的中期选举,足以证明其对局势掌控的信心。
在经济方面,蒙山军军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及交通振兴计划,上海、南京、武汉、太原及西安将成为新的工业中心。其内阁总理方声远出访美国获得了极大成功,在美国杜邦、洛克菲勒等财团的帮助下,方声远获得了五千万美元的贷款,用来购置设备和技术。在采矿、炼钢、采煤、造船、医药、发电、采炼石油、水泥、化工以及电子工业方面全面开花,令人忧虑。就钢铁一项,新中华沂州、汉阳两大基地总产量已经突破三十万吨的水平,在山西、辽宁等省正在建设新的大型钢铁企业,据可靠消息,蒙山军军政府的目标是五年内突破120万吨的水平,这将全面压倒帝国,决不能漠然视之。考虑到支那辽阔的国土,丰富之极的资源,一旦其工业化成功,再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将影响帝国亚洲乃至全球的战略。
伊集院彦吉还专门花了大段的篇幅叙述新中华的军事工业。坦承其军工制造领域的成就也令人忧虑。支那人利用美国的贷款,蒙山军军政府获得了使其军工建设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那政府正在花重金对济南的军工集团进行产能方面的升级,并且在西安、太原、武汉等城市建立更多的军工厂。他们已经可以制造一般性的陆军武器了,并且产量和质量稳步提升。从今年起,其北方军区、卫戍区的部队开始换装新式步枪。这是一种崭新的步枪,其性能明显超过了帝国陆军的现役步枪。蒙山军的炮兵建设也进展迅速,在其主力师团中已经普遍编制炮兵,现役陆军主力师都已配属一个不低于36门大口径火炮的炮兵团。旅、团两级还有小口径近程火炮和大量的迫击炮。据可靠消息,他们还定型了一款比现有的马克沁轻便的多的新式重机关枪和对原有的轻型机关枪进行了性能方面的重大改进。这些武器极大地提高了蒙山军陆军部队的火力。大使馆的陆军武官认为,蒙山军团级火力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帝国陆军联队火力配系,而且进步仍在进行。随着其生产能力的提高,更多的师在装备上将赶上和接近其陆军主力第1、第6和第9师。
蒙山军军事装备的迅速提升除了外国援助外,还依赖于自身的研究机构。蒙山军军政府设立的兵工总署是领导军事装备研究制造的专门机构,据说已经成立的研究所超过了十个!一些研究成果被外军(主要是德军)所重视,具体情况尚不能完全掌握。
对于新中华的军事方面,伊集院彦吉认为目前蒙山军军政府尚未公开扩军,其军队规模仍维持1909年的水平。与帝国日俄战争的数量相当,但已超过帝国目前的军备了。尤其是其预备役建设的成绩是明显的。1910年冬,其总参谋部在西北、东南两军区组织了预备役部队的冬季演练并授予了参演部队正式番号。据估计,如果发生全面战争,支那可以在两个月之内扩军十个师六十个团。其军事院校的建设保证了军官的大量需求,目前已有十一所不同专业和规模的军事学校,除陆军两所综合性军校——济南军事学院、保定陆军士官学校和一所海军军官学校——福州海军军官学校之外,他们今年还将在南京成立一所以培养下级军官为主要目标的南京陆军军官学院。除此之外。他们还成立了海军、通信、航空、工程兵等专门军校。预计在校学员已超过万人了。对此,我曾咨询过其外交部和国防部,认为维持现有军队规模是不需要如此庞大的后备军官的。显然,蒙山军军政府有着大扩军的打算。但支那政府断然予以了否认。
必须说明,蒙山军军政府的保密意识极强。帝国及其他列强对于支那军事情报的获得越来越困难了。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反间谍机构——国家安全总局,这是一个高效而专业的情报机构,脱胎于蒙山军情报处,据说其内部人员高达数千人之多。帝国目前尚无这样的专门机构。松本清一就是被该机构盯梢的。据意大利朋友说,几乎所有的在华外籍人士都受到了国安总局的监视。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在北京,我们收买的线人越来越少了,一部分失踪了,怀疑被秘密逮捕。而另一部分仍保持联系的,有证据显示他们受到了“策反”,给我们提供一些支那政府想透露的假消息以蒙蔽我们。帝国应当加强对支那的情报工作,建立专门的机构,预算更多的资金,以掌握这个野心勃勃的军政府的动向。
其他方面,如教育文化领域,蒙山军军政府严厉推行了五年义务教育法的同时,还大力兴建了一大批中高等专业学院。目的是培养亟需的工业建设人才。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是不等的,总体上说,内地省份,特别是经济基础较为发达的省份该项工作开展的较好,但边疆省份则差得多。北京已在筹建一所民族大学,以专门招收汉族以外的学员,其用意极为深远。
蒙山军军政府对于交通的关注和投入也是巨大的。有消息说支那政府将新成立几个部,从农林部分出水利部,从工业部分出铁道部和矿业部。铁道部的成立无疑将推进支那铁路建设。目前津浦铁路已经通车,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正在紧张施工中,粤汉铁路预计将在年底通车,连接已经运营的京汉线后,构成了支那纵贯南北的交通线。其列入交通部规划的陇海铁路(海州至兰州)已经基本完成了勘察,东半段(海州至郑州)将在明年正式动工。另外,支那还规划了京奉铁路新线(北京——张北——承德——奉天),支那一流的铁路专家詹天佑已出任该线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为此,支那推出了总额高达3500万新华元的铁路建设债券,其中一半由美国人帮助在美国发行筹集,另一半在国内筹集。西安至太原,太原至归绥的铁路也已立项,预计在1914-1915年度完工。这些铁路的建设,将极大地提高支那经济与国防的实力。支那为了更快地修建铁路,已经筹建铁道兵部队了。据已掌握的消息,他们计划成立三个铁道兵师,其中一个师由现役部队改编,另外两个师为新建。但目前尚未公布确切的消息。
支那在矿业勘探上的成就同样显著,山东油田是例证之一,据说在南直隶又发现了大油田,目前尚未最后证实。除石油外,铁矿、铜矿、铝矿甚至钨矿不断被发现。江西南部已经确认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钨矿,其矿石主要出口德国。石油以及其他矿物的出口越来越成为支那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且取得与德奥的交易本钱。
蒙山军军政府在外交上倒向了德国和美国,更主要是德国。人们为美国对支那的经济援助所吸引的背后是支那与德国在军事领域的全面合作。德国除了向支那转移军事技术特别是火炮、火炸药、火工品、造船等方面的技术外,他们在支那各大军校都有教官,都是德军的现役优秀军官。支那国防军的一些特种部队,比如炮兵及工程兵部队还配备了德军顾问,但人数不详。德军的全面帮助无疑是蒙山军实力飞速提升的重要因素。英法,特别是法国对此深感忧虑,担心支那军事实力的提升将对安南等法属殖民地的安全构成威胁。近日,法国大使专门拜会了我,希望在某些方面与帝国取得良好的配合,以限制支那军事力量的提升。
值得庆幸的是,支那在海军方面的进步很小,他们在掌握政权后只添置了一艘美制4500吨级的巡洋舰以及两艘2100吨的训练舰。有不确定的消息说支那政府购买了德国的潜艇技术正在制造潜水艇,但无法证实。
伊集院彦吉最后总结道,支那新政府已经成立一年了,实际掌握政权的时间超过了一年半。就我个人感觉,支那新政府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廉洁,或许有赖于监察部的有效监察(该部一年来仅在北京已查处数十起针对中高级公务人员的案件),支那政府总体上是廉洁的,用金钱来收买比较困难。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支那人难以克服的秉性将再次占据上风。但目前必须承认,蒙山军军政府暂时打造了一支廉洁的公务人员队伍。其次是高效。由于中枢各部人数的极度精简,支那新政府的运作效率与满清政府不可同日而语了。其三是法制的推广。支那最高领导人显然藐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为崇尚法家治国的理念,法律的普及及执行较为严格,即使是一些过去不值得处理的小事也被严格处理,带来了民众对法律的敬畏。支那新政府在取缔吸毒卖淫赌博等方面的成效是巨大的,仅在北京一地,至少有数千人(有人推测过万了)因违反法律被遣送满洲垦荒。不过,因为是首都,执行较为彻底,但其国内各城市尚达不到北京的程度。
我个人认为,最值得忧虑的不是其经济的复苏,而是支那民气的上扬。蒙山军军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旨在清算包括帝国在内的历史宣传,即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蒙山军军史上的一些战例被编入了学校的统一教材。使得支那青年以从军为荣,其国防军授衔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帝国政府必须正视支那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强了,支那已经并且越来越成为帝国强劲的敌手,必须引起帝国高度重视。
伊集院大使的报告按照渠道递交了上去,至于帝国内阁和军部如何观感就不是他所知道的事了。作为外交官,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中部 第二卷 一战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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