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9章 终章！

　　“第二回合！天啊！文远的反应真是……”荀攸看着北疆议员提出的有关军队的总体规划苦笑着对荀彧说道。
　　荀彧手中也有一份同样内容的报告，有了印刷术，这种千篇一律的文案倒是省了不少事。
　　荀彧的表情却没有荀攸那般苦恼，他微笑着说道：“谁都能从这份规划的内容中判断出是文远的手笔，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份规划十分精彩。能从根本上断绝军队这个公器为私人所用的弊端，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文若，文远难道就没有私心？”荀攸乜着眼反问道。
　　“怎么可能？”荀彧笑道：“文远自己常说的就是人的欲望无法遏制。连他自己都承认，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那么他制定的计划，又怎么可能没有他自己的私心在内？”
　　“那你还如此夸赞？”荀攸一时无法理解荀彧的心思。
　　荀彧微笑道：“个人的欲望可大可小，反映到具体事务上也有利有弊。然而彧虽然看到文远有加深其在军中的威望和影响力的一面，更能够看到文远主动用严苛的军纪、军规、军法限制了军队私用的可能性。只要大节不失，小节又何必计较！”
　　“呼！你看的倒是深远，可是我却只看到议会在批准了内阁文官制度并任命了官员之后，文远立刻针锋相对的拿出了针对军队的提案。这种‘默契’，如何不让人遐想？”荀攸说。
　　“这份提案针对的是谁？至少我没看出来有具体的针对对象，反而能从这份提案的内容中看出，全都是针对有意将军队私有化，有意推翻目前局面的野心家的规则。所以，无论士族、庶族，高门、寒门，谁要颠覆目前的局面，谁就是文远的敌人。”荀彧眼中充满着笑意。
　　“唉！这个文远啊……”荀攸微微摇头，对荀彧的话无法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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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文远算计果然精明。这份提案让我军原本严苛的军纪变得严谨起来，文远这可是在每一个可能的漏洞上都做了防备。”曹操在家中笑着对身旁的三个儿子以及曹纯、曹休说道。
　　“父亲，如此一来，咱们曹家若干年后岂非会失去对军队的影响力？”曹丕问道。
　　曹操看着自己次子，嘴角微微一翘，心情轻松的说道：“曹家在军中早已扎根，岂会如此轻易便被别人消除影响？若真发生这种事，那也是曹家后人不孝，合该曹家倒霉！不过子桓你也是在军中历练过的，而且还是跟着文远，难道你就没看出什么蹊跷？”
　　曹丕闻言身子一挺，笑着回答道：“回禀父亲，孩儿知道姑丈在军中制定的《士兵、军官晋升制度》中有严格规定，士兵晋升士官和军官晋级之前，都要经过军中教导营及各军枢密司的培训、历练。而《兵役法》则规定新兵必须经过训练营训练，军官则必须有武学出师的资格方能从军。而《训练操典》则是对士兵和军官做出了不同的要求，为军队提供了合格的士兵、军官。不过这一切却无一不是在暗中对士兵、军官施加影响，在将士们依照本能的感情做出选择时，控制了武学、训练营和教导营的人便能得到将士们的拥护。这也是为何如今军中除了父亲之外，元让叔叔和姑丈威望最高的缘故。当年在濮阳城外的兖州训练大营出身的士兵，如今在军中最小也是队率，最高甚至做到了校尉。这就是影响力！”
　　“不错！这就是影响力。世家想以文官制衡与为父以及文远，文远便抛出这份提案，让他们无法顺利控制军队。等到他们真正渗入军中，我们在内阁中难道便会毫无寸进吗？”曹操说道。
　　“父亲，但是姑丈此时却明显有抽身退让的感觉。”曹昂皱着眉头说道。
　　“子修，你是说文远吗？不会吧？这家伙会退让吗？”曹纯一脸不可思议。
　　“难说！”曹操此时绷起脸道：“文远之前就劝说北疆各家族不要介入中枢，只是在有人意图分化北疆时才推翻前议。而且据家族细作回报，张家私兵除了精练骑术之外，还苦练滑雪。张家除了有运载步兵的马车，还有各种尺寸的雪橇车。若说文远无心中土，一心北上，操绝不怀疑！”
　　曹操说完，在曹纯等人惊讶的眼神中又抛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知道吗，奉孝向操递上了辞呈。”
　　曹纯等人此时的心中已经被这个消息震的有点傻了。郭嘉是什么人？那可是被曹操誉为“操之奇佐”的人，也是被世人认可的范蠡、陈平之辈。在军谋上，也是军中公认的功绩第一的谋士。这可是曹操的心腹，绝对的核心决策层成员，甚至在郭嘉的至交好友张辽与曹操发生矛盾时，曹操对郭嘉都没有丝毫猜忌。如今郭嘉却要辞官离去，这怎能不让深知郭嘉所能的曹纯等人心中震惊。
　　“文远的目标比操深远啊！”曹操此时面露愧疚之色道：“如今操方才确认，文远的目标竟然是北方苦寒之地。用不断的扩张土地来缓解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这就是文远对黄巾之乱以及曾经的绿林、赤眉之乱的反思。”
　　“还有广阔的南洋诸岛，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曹纯接口道。
　　“父亲，姑丈有此雄心，我等当支持才是。军械、粮草乃至兵员补给，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帮忙的。”曹昂说道。
　　曹操点点头，默认了曹昂的话。而曹丕、曹植、曹纯、曹休也默然不语，陷入深思。
　　……
　　张辽的苦心得到了曹操的认同，在经过议会的斗争，内阁、军方几番调整，曹操手中的军队，士族背后的势力，再加上一个以张辽、孙权为首的淮河、秦岭以南和北疆的士族、世家的松散联盟，这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另类的三足鼎立之势。
　　而且这三方还偏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势力错综纠结，谁都不敢轻易大动干戈，以免引起天下大乱。
　　于是，各方都在稳固本方势力的同时，抓紧对对方的渗透、分化、拉拢，同时也免不了在正面进行削权、制衡的手段。
　　从表面上看，损失最大的应该是曹操，议会沿用着曹军早就实施的“军政分开”原则，不但让军方无法干涉地方政务，还以枢密院将一群高级将领收拢起来，各地野战兵团以旅为单位，以校尉为主官，各自分开驻扎。四征、四镇将军中，也只有征北将军张辽、征南将军曹仁、征西将军夏侯渊因为各有异族作乱，还保留着指挥权之外，征东将军夏侯惇却早已经被收回兵权，回到雒阳管理一群暂归枢密院管辖的将军们。海军方面则一分为二，甘宁、陆逊各自负责一支舰队，轮流在南洋、东洋巡弋。同时南洋舰队还时不时的护送着越来越多的商船队向西，在印度大陆、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大陆登陆，甚至有舰队护送着船队进入红海。他们在苏伊士登陆，与埃及人贸易，在西奈半岛登陆，与希腊人、罗马人贸易，倒是让海军上下的囊中变得十分丰厚，也引得陆军眼馋，海陆两军的矛盾愈加明晰。如此一来，以曹军将领为主的军方高层实力大损，尤其是驻扎在青州、徐州、扬州、豫州这几处的野战兵团全部被打散，看似失去了主心骨。
　　但是，曹操早就从张辽的举止中看出了军中士官以及伍长、什长、队率这些军官对军队的实际控制力。控制着大批武学和军中教导营的曹操与张辽一样，依旧把持着大部分军队的实际控制权。
　　这就是有经验的军人与士人的差距，即便是士族中有人明白这一点，并且也是军方人士，但是想要触动武学和教导营的举动却遭到了曹操、张辽的强烈反击，只能无疾而终。
　　合格的、忠诚的、数量足够的士官、军官对于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谕，只不过张某人是因为后世的蒋校长而重视，曹某人则是自己心思敏锐。但既然军队内部确定了军中晋升的资格中免不了要过武学和教导营、枢密司、枢密院这一关，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曹某人和张某人自然没兴趣打破这个规则，更不会任人插手。
　　这一稳定就是三年，大汉王朝的里实在张辽有意无意的拨动下，发生了巨大的偏转。
　　这三年内，虽然张辽并没有再将后世的那些学术观点、政策法规鼓捣出来，可是大批古希腊、古罗马学者的学术著作被翻译过来后，使得大汉士林发生了剧烈的震动。从自然学科到人文学科，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也让传统的华夏文明得到了改变。虽然重文轻理的传统依旧存在，但是人文学科，尤其是政治制度上，希腊城邦共和国、罗马帝国、周召共和成为了主题。而张辽首倡的议会内阁制度更是为士人称颂，被誉为世界历史上真正的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实例。
　　在这三年内，议会内阁的制度在众多聪明人手中不断地完善，由于张辽不停地“创造”出一些利润丰厚的产业，使得越来越像后世财阀方向发展的世家门阀将大汉王朝的议会也趋向于后世经济联合体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一切血淋淋的争夺都被表面上温文尔雅的举止、谈吐掩盖了。
　　虽然这种情况下，各地方势力应该是趋向于分裂割据而不是团结协作。但张辽却努力地维系着军方的团结，对有分裂企图的势力发动毫不留情的打击。
　　辽东公孙家就是第一个被张辽选择的目标。
　　在公孙康病逝后，其弟公孙恭接任家主之位。但是公孙康长子公孙渊却对叔父上位不服，同时也对公孙家归附中央满腹怨言。于是，公孙渊便联络高句丽势力，借朔方省羌人与东来的西部鲜卑人闹事之际，在公孙恭外出巡视家族产业的途中，趁机不备，将其杀害。继而公孙渊在家中宣布继任家主，同时公开造反，占据辽东襄平，宣布脱离大汉，自称燕王。并与高句丽结盟，联合对抗大汉。
　　然而当公孙渊宣布割据自立不到五天，驻扎在昌黎的李严便率领五个旅的山地步兵翻越医巫闾山，渡过辽河，兵临襄平城下。马超也率领两旅精骑经过玄菟府攻入高句丽，与扶余王派出的三万兵马汇合后，从辽水上游向南攻击，目标直逼高句丽都城国内城（后世的集安）。
　　公孙家的军队早就交出去了，虽然公孙康当初留下了最为精锐的一批人作为家族私兵，以为最后的手段，但是这些精锐遇到整整的曹军精锐，却完全不是对手。况且公孙家这种精锐士兵也不过万余人，其余近七万兵马都是临时征集的百姓。公孙渊原打算借北疆因为朔方出事儿无暇东顾的时机为自己夯实基础，却没想到张辽对辽东公孙家始终不放心，即便是西面有事，东面的李严不但未动，还将马超加强到东部。
　　在李严的攻击下，公孙渊那七万乌合之众首先崩溃，裹挟着公孙家的精锐也无法顺利战斗，值得向东南方向逃去。无论是辽东的西安平还是渡过马訾水后的乐浪府，都曾经是公孙家的地盘，也都有公孙家的势力。公孙渊打的主意就是拉长汉军的攻击距离，再以精锐小队绕到汉军身后，断其粮道，已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然而，北疆汉军却是在张辽指挥下的精锐之师，无论军官、士兵，都是经历过血战历练的老兵。而且如今的作战模式在张辽的影响下也早就改变，李严根本就不在乎身后的粮道，留下一个旅的兵力弹压地方，其余四个旅分成四部，各部相距十里地，以滚动追击的方式向西安平、乐浪方向快速推进。而他们的粮草补给则由青州北海舰队的丁奉部率领战舰护送运输船运送，辽东和朝鲜半岛上的江河让李严与丁奉的对接无比顺利。公孙渊无奈之下，只得退入平壤城，并有继续南逃，退入三韩的打算。
　　高句丽遇到战斗狂人马超和世仇扶余，自然也是无比凄惨。精明的马超借口骑兵无法攻城和放纵扶余清算和高句丽的仇恨，怂恿扶余人玩命的攻击国内城。而且马超在随军的参军的策划下，对扶余人在军械、粮草上的要求有求必应，使得扶余人一时间被利益所诱，头脑发热，根本就没看出马超驱虎吞狼之计。战斗月余，扶余、高句丽实力大损。
　　此时，坐镇马邑指挥曹彰反击西部鲜卑的张辽在得到公孙渊弑叔反叛的消息后，不但召集北疆五省议会就此事做出了绝不放纵，不灭叛逆誓不收兵的决议，同时还上报雒阳的国家议会，建议中枢对此事予以追认。并再度协调海军方面，命海军陆战队参与攻击乐浪。
　　公孙渊反叛不过一个月，平壤城被李严攻克，公孙渊逃至弁韩，却被弁韩擒获后送至李严军中。这倒是让李严、丁奉心中腻味，他们可是做好了一句攻克三韩的准备，结果却因为没有借口，只能暂时罢兵。
　　但是对于公孙渊及其追随者，内阁及国家议会以前所未有的快速通过了对叛逆的处置决定。公孙渊斩首示众，其追随者同例处置，家中十六岁以上男子视情节，分别处以斩首、流放、监禁、劳役等不同的处罚，遇赦不赦。其余家眷罚没为奴，以儆效尤！
　　这是北方，西南益州也发生了叛乱。蛮王孟获在益州某些失意人士的怂恿下宣布独立，并率领十万部族大军攻入犍为府，威胁到了江州府（原巴郡）。
　　此时，虽然停止了激烈斗争却依旧私下里动作不断的益州世家彻底停息了争斗，在张任、严颜的率领下向孟获发动了反击。汉军拥有名将和充沛的粮草军需，蛮兵则士气高涨、作战方式诡异，加上蛮王孟获武力超群，又有益州人士为其谋划，双方在犍为府相持不下。
　　可是有志一统天下的曹操却始终没有忘记边疆各族，夏侯渊驻扎汉中，曹仁驻扎江陵，都是要防备南疆各族的叛乱。接到益州求援后，数年未曾嗅到硝烟的夏侯渊亲率高览、冷苞、吴兰、张翼以及三旅山地步兵快速南下，增援张任、严颜。曹仁则命令郝昭率两旅步兵自巫县溯江而上，挺进江州。魏延、曹泰各率两旅步兵，分别从武陵府、零陵府出兵，攻入牂柯府，随即再接再砺攻入益州府，斩杀当地豪强雍闿。随即，两人兵分两路，魏延率军北上犍为，与夏侯渊、郝昭、张任、严颜一同包围孟获所部，曹泰则像孟获的老巢建宁府继续进攻。
　　西南全都是山地，道路修筑也没有跟上，而孟获所部熟悉地形不说，还有当地豪强配合，即便面对强大的汉军也毫不逊色。这一战足足打了近一年，最终才以建宁府被曹泰攻破，孟获大军因粮草不济而兵败被俘结束。
　　到了五年后的建安二十一年，张辽的北疆五省已经悄然的将控制地区向北扩张了一倍多，后世的内外蒙、东北三省被尽数并入北疆，再次组建了两个省级建制唐努乌梁海省和黑龙江省。张辽也实现了在北海修建城堡的愿望，率领张家家兵，扫荡了北海附近的北地部落，以招募善意牧民和战俘来修建张家的避暑庄园——北海堡。
　　此后张辽便带着曹清、蔡琰、孙尚香、罄儿、婉儿和自己的儿女北上北海，从此，张家人便每年往返北海和马邑之间。
　　大汉王朝则因为议会的出现而使得内部矛盾有了解决的场合，也因为公学、科举的逐渐推广，也缓和了国内士林的矛盾。更因为北方、南洋的开拓，东瀛四岛的占领，大大缓和了底层百姓和统治阶层的矛盾。
　　……
　　美丽的北海边，已经满头白发的张辽站在城堡的顶端，看着碧波粼粼的北海湖面，回想着自己这奇诡的一生，脸上露出一种满足的微笑……
　　（全文完）


作品相关


三国志·张辽传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本聂壹之后，以避怨变姓。少为郡吏。汉末，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使将兵诣京都。何进遣诣河北募兵，得千馀人。还，进败，以兵属董卓。卓败，以兵属吕布，迁骑都尉。布为李傕所败，从布东奔徐州，领鲁相，时年二十八。太祖破吕布於下邳，辽将其众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数有战功，迁裨将军。袁绍破，别遣辽定鲁国诸县。与夏侯渊围昌豨於东海，数月粮尽，议引军还，辽谓渊曰：“数日已来，每行诸围，豨辄属目视辽。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计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傥可诱也？”乃使谓豨曰：“公有命，使辽传之。”豨果下与辽语，辽为说“太祖神武，方以德怀四方，先附者受大赏”。豨乃许降。辽遂单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欢喜，随诣太祖。太祖遣豨还，责辽曰：“此非大将法也。”辽谢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辽奉圣旨，豨必不敢害故也。”从讨袁谭、袁尚於黎阳，有功，行中坚将军。从攻尚於鄴，尚坚守不下。太祖还许，使辽与乐进拔阴安，徙其民河南。复从攻鄴，鄴破，辽别徇赵国、常山，招降缘山诸贼及黑山孙轻等。从攻袁谭，谭破，别将徇海滨，破辽东贼柳毅等。还鄴，太祖自出迎辽，引共载，以辽为荡寇将军。复别击荆州，定江夏诸县，还屯临颍，封都亭侯。从征袁尚於柳城，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傅子曰：太祖将征柳城，辽谏曰：“夫许，天子之会也。今天子在许，公远北征，若刘表遣刘备袭许，据之以号令四方，公之势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备，遂行也。）
　　时荆州未定，复遣辽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起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陈而立。有顷定，即得首谋者杀之。陈兰、梅成以氐六县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讨成，辽督张郃、牛盖等讨兰。成伪降禁，禁还。成遂将其众就兰，转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馀里，道险狭，步径裁通，兰等壁其上。辽欲进，诸将曰：“兵少道险，难用深入。”辽曰：“此所谓一与一，勇者得前耳。”遂进到山下安营，攻之，斩兰、成首，尽虏其众。太祖论诸将功，曰：“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增邑，假节。古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馀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於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馀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馀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馀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太祖大壮辽，拜征东将军。（孙盛曰；夫兵固诡道，奇正相资，若乃命将出征，推毂委权，或赖率然之形，或凭掎角之势，群帅不和，则弃师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墯；以致命之兵，击贪墯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复征孙权，到合肥，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乃增辽兵，多留诸军，徙屯居巢。
　　关羽围曹仁於樊，会权称籓，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辽未至，徐晃已破关羽，仁围解。辽与太祖会摩陂。辽军至，太祖乘辇出劳之，还屯陈郡。文帝即王位，转前将军。（魏书曰：王赐辽帛千匹，谷万斛。）
　　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孙权复叛，遣辽还屯合肥，进辽爵都乡侯。给辽母舆车，及兵马送辽家诣屯，敕辽母至，导从出迎。所督诸军将吏皆罗拜道侧，观者荣之。文帝践阼，封晋阳侯，增邑千户，并前二千六百户。黄初二年，辽朝洛阳宫，文帝引辽会建始殿，亲问破吴意状。帝叹息顾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为起第舍，又特为辽母作殿，以辽所从破吴军应募步卒，皆为虎贲。孙权复称籓。辽还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刘晔将太医视疾，虎贲问消息，道路相属。疾未瘳，帝迎辽就行在所，车驾亲临，执其手，赐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还屯。孙权复叛，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是岁，辽与诸将破权将吕范。辽病笃，遂薨于江都。帝为流涕，谥曰刚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辽、典在合肥之功，诏曰：“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贼至今夺气，可谓国之爪牙矣。其分辽、典邑各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虎为偏将军，薨。子统嗣。


曹操、周瑜、诸葛亮是一家人
　　曹操的长子是谁？——曹昂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是谁？——清河公主（只有清河公主才和曹昂同父同母）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是谁？——夏侯懋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是谁？——夏侯渊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侄子是谁？——夏侯尚（他老婆是德阳公主，我猜应该是曹丕之女，不太肯定就没出题了）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侄子的女儿是谁？——夏侯徽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侄子的女儿的老公是谁？——司马师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侄子的女儿的老公的爸爸弟弟分别是谁？——司马懿，司马昭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侄子的女儿的老公的侄子是谁？——司马炎及其一干兄弟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堂侄女是谁？——夏侯氏（史上无名）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堂侄女的老公是谁？——张飞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堂侄女的老公的女婿是谁？——刘禅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堂侄女的老公的女婿的女儿的老公是谁？——诸葛瞻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堂侄女的老公的女婿的女儿的老公的爸爸是谁？——诸葛亮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堂侄女的老公的大哥是谁？——刘备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堂侄女的老公的大哥的儿子是谁？——封禅永理应该都算……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堂侄女的老公的大哥的老婆是谁？——孙尚香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堂侄女的老公的大哥的老婆的大哥是谁？——孙策（及糜国舅一干人等）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堂侄女的老公的大哥的老婆的大哥的女婿是谁？——陆逊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堂侄女的老公的大哥的老婆的大哥的老婆是谁？——大乔
　　曹操的长子的妹妹的老公的老爸的堂侄女的老公的大哥的老婆的大哥的老婆的妹妹的老公是谁？——周瑜
　　绕来绕去，原来都是一家人！


汉朝法律：官吏夜间禁入民宅，否则杀之无罪
　　“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和法律，作为保障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一项最低限度的指标，并不是近代的新事物，而是现代人权观确立以前就已形成的一种原始人权，是中西社会共通共享的古老原则。只是到了近代以后，东西分流，西方式制度对于这种理念和法律更加发扬光大；东方式制度却将这种理念和法律摧残殆尽。经过对私有制的极端破坏，经过住宅的集体化（公家化），经过“文革”、“抄家”的狂飙，本来源远流长的“私宅不受侵犯”观念，已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无迹可寻。
　　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一书中举过一个案例：一名日本留美学生，在夜间误入私人住宅，在男主人发出警告后仍然向前“逼近”，被主人开枪打死。但地方法院判决开枪致人死地的被告无罪释放，引发日本社会的强烈抗议；经过长时间上诉，上诉法院最终确认被告“使用枪支不当”，但仍然只是一项轻罪。林达将这个案例作为引子，引出了关于美国人“私人住所不受侵犯”的观念和法律，以及关于美国宪法第三、第四修正案的讨论。
　　这个案例多年前给了我相当深刻的印象；但现在想来，林达对这一案例的理解，未免局限于现代人权语境和美国语境，而缺乏更广泛的历史追溯。以下针对林达的论说，尝试作一个补充和修正。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中国人而言，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三部曲，可以视作一部通俗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与其说我想批评它，不如说我是通过批评它以表示我的敬意。
　　西方历史上的“私宅不受侵犯”观
　　美国历史学家A·罗杰·埃克奇的《黑夜史》（路旦俊、赵奇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是关于西方中世纪社会生活史的佳作，正好为我们对“私宅不受侵犯”的法律溯源提供了一个历史参照。
　　埃克奇指出，在照明条件低劣的时代，古人对黑夜有着精神上本能的恐惧和行动上的客观困难，故对于夜间的犯罪行为异常敏感。中古拉丁语就直接用“夜游的人”一词特指夜间犯罪者，而英格兰1285年颁布的《温彻斯特条例》规定，可以在夜间逮捕一切可疑人物（页34）；对于夜间犯罪行为，尤其是入室偷窃，当时的法律总是倾向于从严从重判决，甚至因此放宽在审讯罪犯时的用刑限制，“各种夜晚刑事案件中只有一种行为能得到宽大处理：杀死闯入民宅的人。无论是《十二表法》，还是7世纪中叶的《罗萨尔法令》或者1283年《布法西法令》，早期的法典都认同这一基本原则，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圣奥古斯丁和英格兰的法律。
　　白天构成杀人罪的行为（即使被害人是入室盗贼），到了夜间就成了正当防卫。1743年，日内瓦公诉人拒绝指控一位开枪打死夜盗的农民。除了引用摩西律法外，公诉人解释说，这位农民在晚上根本无法判断对方是想偷东西还是想杀人。”（页79－81）也因此，夜间被误杀是相当常见的危险，例如17世纪英国肯特郡开枪杀人案件中，多数都是家庭自卫过程中发生的，而在法庭上也都被判无罪（页87）。此外，类似的论述也见于法国让·韦尔东的《中世纪之夜》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105－107）。
　　很明显，林达所举的那个案例，也可以纳入上述西方法律传统关于黑夜犯罪的范畴；也就是说，林达对这一案例的解读，仅仅强调了“私宅不受侵犯”的一面，而忽略了“对黑夜犯罪的正当防卫”的另一面。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日本人被误杀一案体现了美国“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和法律，那么，这种“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和法律，也就不是美国的专利，在欧洲中世纪，乃至古罗马时代———现代人权观念尚未确定的旧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还有，跟“私宅不受侵犯”相关的所谓“家就是城堡”观念，在西方也是古已有之的。这在西方谚语中已有相当表现，如“Everyman’shouseshouldbeaperfectlysaferefuge（每一个人的房宅都应当成为绝对安全之地）”、“Everyman’shouseishiscastle（每个人的住宅就是自己的城堡）”、“Home（s）ofcitizensareinviolable（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之类（据孙笑侠编译《西方法谚精选》，法律出版社，2005，页150）。埃克奇的《黑夜史》也提到：“人们常说‘家就是一个人的城堡’，到了夜间这更为重要。这句话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无论是茅草小屋还是砖瓦豪宅，这一说法都完全适用。……由一扇门和一块石头或木头所做的门槛，构成了这道神圣的界限。不管白天多么开放，到了夜间，门槛就成了不速之客难以逾越的界限。”（页84）早在1940年代，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一书也曾指出：“英人有言，每个人在其家庭之内，都是一个国王，他的寓所就是他的王国。大体说来，法律只是他房门口的卫兵，法律站在他的门口保护他，禁止任何人侵犯他在家庭的自由。……1936年秋冬，伦敦某报刊有一幅大照片，记爱德华八世访问康华尔矿区，站在一个贫妇家的门口，脱了帽子，鞠着躬，门里面则立着一个贫妇，照片下面刊载着‘MayIenter（我能进来么？）’三字。若以常情而论，当今太上，御驾光临，当然为那个贫妇毕生之荣，而使陋舍蓬荜大生光辉者，但英王虽身居至尊，亦不能冒昧闯入民家，故须先问‘我能进来么？’也。”
　　其实，由日本留学生被误杀一案所表现出来的“私宅不受侵犯”观念，不仅不是美国独有的，也不是现代独有的，甚至也不是西方独有的。
　　中国历史上的“私宅不受侵犯”观
　　对黑夜的恐惧和防卫心理，中西无异；同样，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中，也有着与西方雷同的制度———针对黑夜犯罪的判决从重规则。而且，这类观念和法律在中国的起源也相当古老。
　　考古学家陈公柔先生曾有《居延出土汉律散简释义》一文（收入《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文物出版社，2005），其中分析了居延汉简中一则关于逮捕法例的条文：“捕律：禁吏毋夜入人庐舍捕人。犯者，其室殴伤之，以毋故入人室律从事。”意思是说，禁止官吏夜间进入私宅逮捕犯罪嫌疑人，违反者一旦被私宅主人杀伤，则按照汉律的“毋故入人室”条例处理。什么是“毋故入人室”条例呢？陈先生指出，《周礼·秋官·朝士》注引郑司农之说：“盗贼群辈若军共攻盗乡邑及家人者，杀之无罪。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
　　郑司农所说的“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云云，即指当时的汉律，也就是居延汉简所指的“毋（无）故入人室律”（另参张全民《〈周礼〉所见法制研究（刑法篇）》，法律出版社，2004，页187）。这就表示，汉代法律不仅规定：无故私入民宅并有犯罪行为者，杀之无罪；还进而规定：政府官吏夜间禁入民宅，否则杀之亦无罪。此外，《汉书·胡建传》引托名的《黄帝李法》有云：“壁垒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穿窬不繇（由）路”意即不走正路而爬墙；这条托名黄帝的法律规则，似乎也是说私入民宅者可杀。
　　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中指出，美国宪法第三修正案关于不得占用民房的条例、第四修正案关于不得任意搜查的条例，其用意“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限制。它的目的不是把邻居挡在外面，而是要把警察挡在外面”；那么，居延汉简中那条“禁吏毋夜入人庐舍捕人”的法例，不也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限制”，其目的不也是“要把警察挡在外面”？尤其值得留意的是，郑司农所说的“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也即汉律所称的“毋故入人室律”，甚至没有加上夜间因素这一限制；换句话说，不管白天黑夜，私闯民宅并有犯罪意图者，皆杀之无罪。这比起《黑夜史》所称引的西方中古“白天构成杀人罪的行为，到了夜间就成了正当防卫”的观念，要更为激进，更有利于住宅所有者。因此，根据汉律这一条例，说汉代已形成“私宅不受侵犯”的明确观念和法律，我以为是毫不过分的。
　　禁止无故进入私宅的律例，在汉代以后传承不辍。据《隋书·刑法志》，北齐律例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这显然延续了汉律的精神。到了唐代，这一条款有所节制，加上了夜间因素的限制，如《唐律疏议》贼律条：“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这是说夜间无故闯入私宅，如果被屋主当场杀死，不论罪。此后，《宋刑统》完全沿袭了《唐律疏议》的条文。《大明律》的相关条例则作：“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这与《唐律疏议》、《宋刑统》大同小异；而以后的《大清律例》又完全沿袭了《大明律》这一条文。由此可知，从汉代到清代，对（夜间）私入民宅在法律上都是明确禁止的。这就意味着，假如那个日本留学生被误杀的案件发生在古代中国，那么，杀人致死的屋主也会像在美国一样，将被无罪释放。如果那个案例体现了美国“私宅不受侵犯”的法律精神，那么，中国古代那么多禁止“无故入人家”的条例，不也体现出同样的“私宅不受侵犯”精神？
　　这种法律观念在古代中国不是一纸具文，而是真正深入人心的。可举一则笑话为证：两父子都在衙门里任文吏之职，有一晚父子一起赏月，父亲要儿子作诗一首，儿子遂以公文腔调作咏月诗：“凭甚文书离海外？给何路引走天涯？更有一般违法处，夜深无故入人家。”可见以“夜深无故入人家”为违法，已成为公众的普通常识了。
　　事实上，除了官方条文之外，所谓“夜入民宅，非奸即盗”，也是现代以前中国社会极为普遍的日常观念。我尝试通过网上搜索——也算是用所谓的e时代考据方法，发现这种说法在古代通俗文学中极为常见。例如：元代乔吉《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杂剧：“（王府尹）这厮说也说不过，夤夜入人家，非奸即盗，必定是个贼。”明代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律有明条，夜深无故入人家，非奸即盗，登时打死勿论。”又：“小人在巷中，只见这个人在人家楼室口搭桥走过，非奸即盗。”清代曹去晶《姑妄言》：“你夤夜直入我内室，非奸即盗。”清代佚名《续小五义》：“深夜入宅，非奸即盗。”佚名《施公案》：“夤夜入院，非奸即盗。”佚名《于公案》：“夤夜入宅，非奸即盗。”清末苏同《无耻奴》：“你可晓得无故入人家，是有罪名的么？”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说辞在当代港台武侠小说中尤其俯拾皆是，因为例子太多，兹不细举。我想，这一现象其实是个极重要的征兆：“夜入民宅，非奸即盗”的观念，在港台地区还相沿不绝；而在内地，经过几十年“大公无私”的思想灌输和制度示范，从“文革”的“抄家”，到当代的“拆迁”，积非成是，谁还知道禁止“无故入人家”本是吾国吾民的优良传统呢？谁知道“私宅不受侵犯”也是我们的法律精神呢？
　　“私宅不受侵犯”观在当代中国的失落
　　明白了“私宅不受侵犯”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失落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林达对日本人被杀案的认识，对美国宪法第三、第四修正案的认识，都与其立足于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有关。正因为林达也跟我们所有人一样，都已遗忘了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法律传统，都不知道我们也曾有过禁止“无故入人家”的成文法例，所以才会对美国“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会有那样深刻的感慨，对日本留学生被误杀一案会有那样强烈的思想震撼。林达在书中恰好提到：“我们的朋友塞琳娜，她听说中国‘文革’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美国人震惊于我们的“抄家”，正如有“抄家情结”的我们，也会震惊于美国人可以开枪保卫自己的家啊！
　　林达式的思路并不孤立，比如刘军宁先生那篇《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载《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也是如此。刘先生说：“18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发表的一次演讲曾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穷苦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跨入这间已经破损了门槛的破房子……
　　穷人虽穷，但他头上的片瓦与脚下的立锥之地却是堂堂国王也不能任意剥夺的。在东方世界，在《红楼梦》中，相比之下的另一种情形是皇帝指向哪里，他的‘军队’就抄家抄到哪里。穿靴戴帽的官贼比野贼更为残暴、凶恶。任何华厦豪宅，风不能进，雨不能进，但帝王的军队、独裁者的卫兵可以随意进……正是有了国王也不敢侵犯的财产权的制度安排，才有了后来英国等西方世界的兴起。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使穷人受益的产权制度安排和对这种产权的进一步的破坏，中国在近现代才走向衰败，才引发了革命，才引发了改革。”刘军宁对西方“私宅不受侵犯”观念的礼赞，对“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种政治性修辞的美化，也正是针对当下中国的语境而言的，他的用意与林达不约而同，很值得我们的同情和共鸣。可是，从纯学理角度看，他将古代中国形容为“皇帝指向哪里，他的军队就抄家抄到哪里”的世界，并不符合历史；他又将中西文明在近代的成败，仅仅归因于一个财产权的有无，就更是过于轻率了。
　　我的基本看法是：从政治角度而言，从君主权力的角度而言，古代中国跟其他古典文明一样，都不存在真正的政治自由；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从日常法律的角度而言，古代中国也跟其他古典文明一样，都存在着基本的社会自由。而“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和法律，作为保障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一项最低限度的指标，就是古典式社会自由的一个表现；它并不是近代的新事物，而是现代人权观确立以前就已形成的一种原始人权，是中西社会共通共享的古老原则。
　　只是到了近代以后，东西分流，西方式制度对于这种理念和法律更加发扬光大；东方式制度却将这种理念和法律摧残殆尽。经过对私有制的极端破坏，经过住宅的集体化（公家化），经过“文革”、“抄家”的狂飙，本来源远流长的“私宅不受侵犯”观念，已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无迹可寻，以致新生的自由主义者只会惊诧于友邦“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有精神了。这并不能证明新生自由主义者的浅薄，只不过证明了，经过无数思想清洗之后，我们的法律传统已被割裂，我们的集体记忆已被遮蔽。
　　最后，附带说一个有关陈寅恪的轶事以作结束。石泉、李涵先生的《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收入《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提到：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以防共为名，在当时的北平市进行了一次夜间突击搜查，逮捕了一批嫌疑分子，引起社会各界公愤；有13位大学教授联名宣言以示谴责，陈寅恪列名其中。作者两人去看望陈先生时，陈先生对此态度鲜明地说：“我最恨这种事！夜入民宅，非奸即盗！”由陈寅恪的反应，我们可以再次了解到“夜入民宅，非奸即盗”这种法律观在民间社会的普遍性。
　　在那个时候，陈寅恪已无法忍受国民党政府的搜查，而20年后，在他垂死之年，却亲身遭遇了更惨痛的经历：两年不断的抄家，大字报贴到他的床头，最后被迫搬家……此时的陈寅恪又作何想呢？他在被迫作“口头交代”时，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最能代表他的心境。他的家，还有当时千万人的家，已从个人的“城堡”沦为“死囚牢”，所谓“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至此荡然无存。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
　　三国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可经过罗贯中的润饰和众多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的“歪曲”，究竟有多少历史真实不幸成为谜案？在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是谁纵横捭阖，令曹操、刘备、孙权顶礼膜拜？是谁一手结束了东汉帝国，却没能位居九五之尊？是谁敢于公然把皇帝的年号作为自己的名字？是谁，屡次易主，堪与吕布媲美？是谁让黄巾起义将士心甘情愿地鼎立扶助？是谁，作为一个时代的主宰者却被当成历史的配角肆意嘲笑？是谁刻意编织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蓄意掩盖那段历史？……
　　本文是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罗三洋先生——历时多年，批阅、比对几十种东汉、三国古籍得出的初步结论，经过作者剖丝破茧般的解读，这一系列谜案将会得到一一的破解。受作者之托，本人代为上传，敬请各位看官指教。
　　序篇：一个历史配角的真面孔
　　他拥有最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经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曾经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经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能同时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经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经是曹操的主要靠山，尔后却成为曹操最忌惮的人；曹操毁灭了他的事业，而又继承和光大了他的事业；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没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最终却因失败而沦为历史的配角。
　　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奸雄，一个时代的主宰者，死后却很少受到重视。这种待遇并不公平：从三国到清末，从曹操到袁世凯，袁绍的亡魂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挥之不去。
　　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本书将会揭示：如果没有袁绍，东汉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灭亡；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便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曹、刘、孙三家也根本不可能瓜分天下。无论是袁绍的胜利，还是袁绍的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时期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情节非常复杂，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当时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几乎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私人著史的意识在增强，导致“野史”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商榷。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种。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写出一部反映全部历史真相，令所有读者都满意的史书，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离作者较远的历史，人证和物证已经极度稀缺，难以核实；离作者较近的历史，往往与作者及其亲友的切身利益相关，又难以指望他们的态度客观公正。以司马迁之博学和严谨，《史记》中的谬误仍然比比皆是。从汉朝至清朝，中国著史者的学术能力恐怕没有能够超过司马迁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甚至因为谋反而被处决，寄希望于他们不犯错误，实在是勉为其难。更何况，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远远超过西汉时期，也丝毫不亚于战国时期。只要将有关东汉末年的各类史料认真对比研究，必然会发现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而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是因为他们最后失败了；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史书中的有些主角曾经是配角，有些配角也曾经是主角。人们总是说：“盖棺定论”，这话本来不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只记得死者在人生最后几年的成败得失，而忽视了他在此前几十年内的功过是非。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在生前，他们可以用暴力压迫人类的肉体；而在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用谎言蒙蔽人类的灵魂。这，就是胜利的报酬。
　　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就已经被公认为杂乱难辨，但也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曹丕《典论》、王粲《汉末英雄记》、陈寿《三国志》、张璠《汉纪》、华峤《汉书》、谢承《后汉书》、袁暐《献帝春秋》、郭颁《世语》、孙盛《杂记》和《异同杂语》、司马彪《续汉书》和《九州春秋》、刘义庆《世说新语》、王沈、荀顗、阮籍《魏书》、乐资《山阳公载记》、虞溥《江表传》，以及《魏略》、《魏武故事》、《曹瞒传》等数十部，但都难如人意。比较而言，《汉名臣奏》的内容最真实，但范围过于狭窄。陈寿的《三国志》被公认较好，但内容过于简略，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没有志和表，而且立场明显偏袒曹魏。至东晋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分辨同异，改正谬误，撰写成编年史《后汉纪》。南朝刘宋中期，范晔又撰写成纪传体史书《后汉书》，梁朝人刘昭、唐朝人李贤、清朝人惠栋等学者都曾为之作注。《后汉书》本来没有志，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志加入其中，所以其内容有时会与纪传相矛盾。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详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它史籍已经大多散失，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也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不可忽视。
　　《三国志》和《后汉书》虽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说法往往不同；同一个人，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种说法，这是纪传体史书难以避免的问题。作为编年体史书，《后汉纪》虽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记载却不如纪传体史书详细，也有不少错误。其实，《三国演义》在学术界和民间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反衬出，各个读者群都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内容相当不满。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也造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但若能全面地阅读各种史籍，无疑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在读史的过程中，笔者逐渐感觉到：由于最终的失败，袁家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毕竟曾是东汉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消灭袁家势力的曹操，却有幸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描绘成一无是处的小丑，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于丑化，实在是一点都不冤枉的。鲁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说是很熟悉汉末、三国、两晋历史的学者了。然而就在这篇名文发表后不久，鲁迅在其《三闲集·头》一文中，却把袁术与袁绍搞混了，以为杀田丰的是袁术。这自然不能证明鲁迅的学术功底差，只能说是他没有重视袁氏兄弟。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胜利才显得那样的理所应当。但是，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操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总结曹操一生的功勋时，说在曹操一生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而不提董卓、吕布、刘表、陶谦、袁术、刘备等其它势力。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说明，袁绍是曹操所有对手中最难对付的。
　　官渡之战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二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备、孙权势力都不稳固，绝非曹操的对手。但曹操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势力的威胁更大，劝阻曹操南征。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操乘机北伐，却又在河北苦战5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5年使孙权能够巩固统治，刘备也能网罗诸葛亮等人才，重整旗鼓，终令曹操有赤壁之败，无法统一中国。不过，自从吞并了袁绍的丰厚遗产之后，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后来虽有赤壁、襄阳、汉中之败，都不能动摇其优势地位。与曹魏相比，吴、蜀两国的实力太弱，假若没有山川地险的保护，也支撑不了那么久。袁绍集团实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班。
　　史书中关于曹操战胜袁绍过程的记载，有很多都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单论官渡之战时兵力的数据，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先收编了三十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怎么会在官渡之战时“兵不满万”？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其实应当大致相等，也就是都有十万左右；袁军士卒“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就连平庸之辈尚且可以轻松地打赢，而曹操却打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曹军将士大都暗自与袁绍接洽，若无许攸、张郃、高览等人的投降，胜负难料。这岂不反而说明了曹操的愚蠢无能吗？他的光辉形象又在哪里呢？莫非“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抛开“人人异端”的道德观念不谈，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家，这早有定论。同样，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这也早有定论。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定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迎汉献帝都许昌为止，曹操的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命下进行的。当时，袁绍与曹操的关系，和刘邦与韩信，刘秀与邓禹的关系类似，属于主从性质。只是在迎汉献帝都许昌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绽，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也只有这样做，围绕袁、曹二人的种种历史谜团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战时面临的真实困难。
　　其实，曹操依附袁绍的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孙坚、孙策、孙权父子，还有刘备，都与曹操一样，曾经长期为袁绍、袁术兄弟效力，其属下也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曹、刘、孙三家及其部下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统一的新皇朝。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将三国鼎立视为袁绍、袁术兄弟内战的延续，而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家的遗产。但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呢？他们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呢？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又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为了探究东汉帝国的灭亡与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历史根源，研究袁绍及其家族兴衰的过程与原因，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书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最后，笔者终于恍然大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对于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集团来说，将袁氏家族，特别是袁绍和袁术的真实故事公诸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而且，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确实隐藏着太多外人难以读懂的奥秘。古代各部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说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见微知巨，由小见大。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到泰山封禅乃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想要到泰山封禅，管仲坚决反对；鲁国贵族季氏到泰山旅行，孔子听说后大发牢骚。由此可见，刘玄德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所以蜀汉大臣谯周据此预言说，刘禅将来一定会是亡国之君。谯周本有降魏之意，但刘备父子的名字确实也给了他口实。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要奇特得多。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训，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盘踞淮南，攻打扬州，随后称帝等许多行为均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策划。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文化传统，古代中国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而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代中国人在取“名”和“字”时也极力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明清时期，忌讳之繁，文狱之多，更是登峰造极。君不见明月清风，多少人头落地；维民所止，字字造就冤魂。后人读书至此，莫不毛骨悚然。
　　在这些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此，我们不会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贞观”或“开元”，也不会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所以逾年便改元了，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和“本初”同样有趣的是：“绍”字乃继承家业或政权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义。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其地位本来很低下疏远。按照亲缘关系来说，袁绍还有嫡兄袁基、嫡弟袁术和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是最终，袁家的领导权落到了袁绍的头上，这无疑也是袁术后来痛恨袁绍，导致袁氏政治集团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号作“名”或“字”，属于忌讳的事情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年号的历史。
　　年号本为中国独有，后来又传到日本等邻国。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汉文帝将自己的在位期分为“前元”和“后元”两段，汉景帝又分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视为严格的皇帝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改年号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号（即所谓“改元”）一次。因为是初生事物，所以西汉人并不避讳皇帝年号。汉朝人沿用先秦习惯，取“名”常用单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几个字。而汉朝皇帝的年号均用双字，又不会采用上述那些常用“字”，所以并不适合作人的“名”和“字”，两者暂时也就相安无事。
　　因此，在东汉时期，个人取“名”和“字”无需避讳本朝皇帝的年号。直到西晋初年，陈寿作《三国志》，竟然直写“司马懿”和“司马炎”，对司马昭虽尊称“文王”，却又大书“张昭”、“董昭”等名字，说明魏晋时期并不大流行避讳。按《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和钟会诸人在开玩笑时，还曾经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根据清朝学者周广业所著《经史避名汇考》中所作的考证，晋惠帝“永康”年间，吴兴郡的“永康县”改名为“武康县”，是中国第一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后世的中国皇帝越来越懒于改年号，明清皇帝更完全不改年号，年号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间的别称，再加上特务统治日益严密，避讳也就越来越严了。
　　不过，联系到本初元年发生的众多突发事件，袁绍取“字”为“本初”，仍然显得那样突兀和奇异。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我们就会发现越多这类的疑问。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就肯定不够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希望通过本书中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史料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主角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第一章本初元年：一个诡异名门的崛起
　　本初元年，一个普通的年份，以“袁安困雪”闻名的袁氏家族出了一个三公，一个新的豪门诞生了。一股诡异浮上皇都城头，“当涂高”诞生了吗？
　　第一节洞房里的“斗争”：新贵袁氏与元勋马氏的联姻
　　公元140年，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举办了一场世人瞩目的婚礼。男方贵为九卿，女方既是海内名儒，又是开国元勋后裔。这样的豪门联姻理应隆重而热闹，可他们的婚礼却是异乎寻常的安静和短暂。更奇怪的是，新郎新娘步入洞房后，似乎并不急于享受鱼水之欢，而是在被窝里展开了一场严肃的对话……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礼记·昏义》
　　汉顺帝刘保在位的公元140年左右，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城内举办了一场备受世人关注的婚礼，因为新婚夫妇都出身显赫，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新娘是海内首席大儒、南郡太守马融的女儿马伦，新郎则是当朝太仆袁汤的小儿子袁隗。
　　东汉帝国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两个系统，司马彪的《续汉书·百官志》对此有详细的介绍。
　　在法理上，东汉中央政府的核心是皇帝本人，皇帝之下是被称为“上公”的太傅，但这个官职并不常设。太傅之下，是大将军和“三公”：太尉、司徒与司空。以上太傅、大将军、太尉、司徒与司空五大臣也被称为“宰相”，各设独立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谓的“开府”。大将军之下设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三公之下设“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卫将军之下，又有前、后、左、右将军，以及众多将军和校尉；九卿之下，又有尚书令、御史中丞、太史令、执金吾、大长秋、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将作大匠等职，由于数量太多，就不在此详细列举了。
　　东汉地方政府的建制结构并不比中央政府简单。东汉版图划分为13个州，即：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司隶无刺史，设司隶校尉），统管当地政务，并有少量军权。州以下，并设“郡”和“国”两个平等的行政单位。郡设太守，直接受刺史管辖；国设国王，国王们都是刘姓皇亲，直接向皇帝负责。郡设郡丞，国设国傅和国相，作为郡太守和国王的副官。郡下设县，常住居民满1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不满1万户的小县设县长。县以下，又有乡、亭、里、什、伍5等行政单位，最小的“伍”仅管辖5户居民。
　　通过以上的简介可知，袁汤担任的太仆是九卿之一，属于中央官员；马融担任的南郡太守是地方官员，隶属荆州刺史管辖。秦汉官职的高低与俸禄的多少成正比，因为当时的货币经济尚不发达，俸禄都用粮食结算。太仆的俸禄级别是“中二千石”，太守的俸禄级别是“二千石”。按颜师古《汉书注·百官公卿表注》中的说法，“中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80斛粮食，“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20斛粮食。以此折算，袁汤的月薪约为8500元人民币，马融的月薪约为5700元人民币。汉代的粮食生产率和经济规模远不及现代，所以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时都属于高薪，足够这些高官购置几座宅邸，娶几房妻妾，养十几个子女了。
　　古人结婚都讲究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的豪门联姻在汉代并不罕见。不过，袁隗与马伦此次婚姻却是开国元勋后裔与新贵之间的联姻，马家与袁家又都是海内闻名的书香门第，其中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深不可测。
　　马融的开国元勋后裔身份并非浪得虚名：他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马融的父亲马严也是社会名流。马援南征交阯时，听说马严和弟弟马敦喜好评论他人长短，便从南方前线写信，规劝两人收敛。这封信文词恳切，富有哲理，后来以《诫兄子严、敦书》之名，被收录入《古文观止》。自从马援的女儿嫁给汉明帝为皇后之后，马家便富贵发达，与光武帝的母家樊氏、妻家郭氏与阴氏合称东汉的“外戚四姓”，子孙世袭侯爵，合称“四姓小侯”，被蔡邕誉为“婚姻帝室，世为名族”。顺帝一朝正是东汉帝国深陷汉羌战争泥潭的时代，而马家不仅是外戚和将门，而且还是关中望族，所以马融和哥哥马续、族弟马贤都被朝廷委以西北国防重任：马续任度辽将军，马贤任征西将军，马融在去荆州担任南郡太守之前，也在汉羌战争最前线的武都郡担任太守。
　　戎马之余，马氏兄弟都喜好研究学问，尤以马融的名气最大，成就最高。汉顺帝时期虽然在军事方面乏善可陈，但在学术方面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马融是传奇女学者班昭的学生，后来与张衡、王符、崔瑗、许慎等一流学者结为密友，广泛吸收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又能取长补短，所以被公认为当时最渊博的学者。马融仿效孔子，广收门徒数千人，其中能进马家大门的有400余人，而有资格升堂入室，当面向马融请教的只有50余人。除了这不足500位高徒之外，其它的几千人只能候在门外，向那些大师兄们请教。北海人郑玄不远千里到马融家求学，过了3年都没能见上老师一面。更有甚者，马融的生活作风奢侈放荡，经常坐在紫红色的大帐内，让学生们跪在帐前，让歌伎舞女列在周围表演，很少有学生能不分心。这个故事非常有名，所以后世的学者讲课就被称为“设帐”。
　　因为过度追求时尚，“二千石”级别的俸禄难以满足马融的物质需求。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档生活水平，马融利用为官之便，四处贪污纳贿，因此饱受责难，马续的女婿赵岐就因此与他绝交。这位赵岐并非无名之辈，他是最早重视并研究《孟子》的学者之一，其名著《孟子章句》至今仍是《孟子》最权威的注释参考书。后来，赵岐主持调解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冲突，公孙瓒曾经把他比作周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周公和召公。然而，马融尽管是个令亲友和民众反感的贪官，毕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其东汉首席学术权威的地位无可动摇。
　　马家人才辈出，在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中，马日磾、马腾、马超等人都是马融的亲戚。马融的学生之中，以卢植、郑玄等人最为著名，而公孙瓒、刘备等人是卢植的学生，崔琰、程秉、国渊、郗虑、王基等人又是郑玄的学生。这样看来，马融真可谓“门生遍天下”。
　　与马家不同，袁家并非东汉的开国元勋，而只能算作家族成员世代为官的所谓“公族”。新郎袁隗的父亲袁汤是光禄勋袁彭之弟，司空袁敞之侄，侍中袁京之子，司徒袁安之孙。世卿世禄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东汉后期虽然还称不上“下品无士族”，但“上品无寒门”却俨然已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作后盾，是难以在官场上长期立足的。
　　袁家祖籍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省周口市西），相传是虞舜的后裔。春秋时期，袁家成为陈国的主要贵族，其后代也大都定居于周边的原陈国版图境内，直到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项城人袁世凯，都没有离乡远徙过。自从袁安的祖父袁良开始，这个家族在《孟氏易》的研究领域内颇有成就，受到东汉政府欣赏，兴旺发达起来，有了些豪门气象。
　　汝南袁氏家族简化谱系
　　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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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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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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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赏袁京袁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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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彭袁汤袁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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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贺袁平袁成袁逢袁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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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闳袁忠袁弘袁基袁绍袁术袁懿达袁仁达袁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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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皉袁谭袁熙袁尚袁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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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滂→袁涣
　　《孟氏易》是西汉学者孟喜撰写的《易经》学专著，将战国时期新兴的阴阳学、天文学和历法学知识与传统的周易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易经学派。在玄妙的“卦气”领域，孟喜的建树特别多，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著作。但《孟氏易》中也掺杂有许多神秘主义思想，特别是它与两汉时期流行的图谶结合起来，用异常天象预测人事吉凶，成为后世许多迷信思潮的理论鼻祖。袁家世代沉迷于此书，袁绍的曾祖父袁京曾著有长达三十余万字的易学专著《难记》，袁绍的堂弟袁满来病逝时虽然只有15虚岁，也被蔡邕誉为“明习《易》学，从诲如流”，所以袁家成员的思想无法不受其毒害，后来袁绍、袁术兄弟的历史悲剧也证明了这一点。
　　袁家的崛起，与东汉的时代大潮息息相关。公元60年前后，汉明帝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希腊化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借助道家著作迅速本土化，同时又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早期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甚至宣称，释迦牟尼就是晚年经秦国西行的老子，所以佛教与道教其实是一回事。很快，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成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徒兼道教徒。但拜佛颂道并没有给刘英带来安宁和幸福，他在公元70年被指控谋反，失去王爵，次年便自杀了。“楚王案”迅速扩大化，前后共有上万人遭到牵连，其中包括大批佛教徒、道教徒和开国元勋、知识分子。在这种局势下，袁安出任楚郡太守，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拯救了四百余家嫌疑犯的生命，从此名满天下，官运亨通。
　　公元83年，袁安升任太仆，主要负责管理皇宫内的车马，并督造近卫部队使用的武器。当御驾出行时，太仆常要亲自为皇帝驾车，而坐在他们身边的，则往往是东汉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大将军。汉朝人除非生病，否则很少坐轿，所以皇帝只要出远门，大将军和太仆就会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里。这个被称为“乘舆大驾”的同车三人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之间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国家大事，而这种对话又经常发生。作为御用驾驶员，太仆虽然要集中精力驾车，却无疑能够耳闻许多重大机密，增进对时局的了解，自己也可能会时常发表一些意见来影响国策。另一方面，太仆也往往成为皇帝在朝廷里的传声筒。能够出任太仆，说明袁安的驾马车技术很高明，为人忠实可靠，不会轻易泄漏机密信息，在政治上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因而能够参予中枢决策。
　　需要袁安当皇帝传声筒的时机，很快就到了。因为在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保持一致，坚持以和为贵，袁安在公元86年升任三公之一的司空，成为袁家“四世三公”中的第一人，后又出任司徒。
　　升任三公以后，袁安比当九卿时增加了许多特权，这点在服饰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东汉时期，三公、九卿、诸侯们不仅有五彩斑斓的华丽官服，到了皇帝举办重大祭祀时，他们还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长、七寸宽的冕旒，也就是在冠上加一块系有多串玉珠、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的木板。对于冕旒的功能，《大戴礼记》的解释是这样的：“冕前面安装旒，为的是遮蔽光明；用统絖塞住耳朵，为的是令听觉迟钝。因为河水太清澈了就没有鱼，人太精明了就没有支持者。”后来，被称为“统絖”的玉珠不再塞入耳朵，而只是象征性地挂在耳边，改名叫“充耳”，于是就有了成语“充耳不闻”。无论是冕旒还是统絖，都在提醒君主和贵族大臣们，要注意抓大放小，不必什么事都管，甚至应该适当地装聋作瞎。
　　东汉时期，皇帝戴的冕旒上挂有12串白玉珠，即所谓“十有二旒”。贵族、官员们戴的冕旒则不同，木版后端不系玉珠串，只有前端系，成色也较差：亲王应当戴系有9串赤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九旒”；三公与诸侯应当戴系有7串青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七旒”；九卿应当戴系有5串黑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五旒”。头戴冕旒、身着朝服的官员仪态非常高贵潇洒，望上去犹如神仙下凡一般。
　　除了制服有改善之外，升任三公以后，袁安还有权“开府”，也就是建立自己的独立衙门，其中包括48～71名幕僚，而三公之府合称“三府”。在府中幕僚里，周瑜的高祖父、庐江人周荣最得袁安的信任。在府外，袁安还有大批追随者，特别是他的“故吏”（老下级）鲁恭尤其得力。在袁安的大力提携下，一个官官相护的新政治团体正在隐然形成之中。
　　和抚匈奴的政治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袁安平步青云，还能让袁家未来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支持，但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袁安升任司空三年后，公元89年，外戚领袖、车骑将军窦宪发动了对北匈奴的战争，遭到袁安的激烈反对。甚至在窦宪凯旋归来之后，袁安的批评意见仍然不断，特别是他坚持让南匈奴返回漠北，而不是分而治之，与窦宪的意见相左。双方积怨难解，以至于窦宪多次威胁要派人刺杀袁安、周荣等人。而到了公元92年，袁安果然神秘地死去。两个月后，汉和帝便发动政变，彻底摧毁了窦宪集团。作为烈属，袁安的三个儿子：袁赏、袁京、袁敞都加官进爵。从此，这个后来被袁绍自诩为“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的家族步入了真正的政坛豪门行列。
　　袁京的儿子袁汤被公认为幸福的人，幸福得令人嫉妒。他沿着祖父袁安的宦途平稳前进，在汉顺帝在位时出任太仆，离三公只有一步之遥。袁汤前后共生育了12个儿子，但其中名字见诸史书的仅有四人：袁平、袁成、袁逢，以及开篇出场的那位新郎官袁隗。其中，袁平在少年时便夭折了，所以真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只有袁成、袁逢、袁隗这三兄弟。
　　不难想象，像袁、马这种豪门联合举办的婚礼，如果放到隋唐以后，将会何等的热闹。但是，先秦与秦汉时期的婚礼文化与后世截然不同。按照儒家经典《礼记》和《仪礼》的规定，即便再显赫的家族联姻，婚礼也应当是安静和短暂的。作为一代儒宗，袁汤和马融当然不会容忍有违背《礼记》和《仪礼》的规定，也就是“失礼”的丢脸现象在自家子女的婚礼上发生。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失礼”是莫大的丑闻。孔子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诗经》甚至诅咒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黄昏时分，新郎袁隗应当坐着漆成乌黑色的马车，与随从们乘坐的三辆马车一起，穿过洛阳城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马家的门口迎接新娘。婚礼就从这时开始。汉字中的“婚”字，在古代与“昏”字通假，原本指的就是黄昏时分。如果在黄昏时因故无法举行婚礼，也可以改在清晨举行。总之，无论如何，都要避开日光充足的时间段。
　　婚礼之前，男方的父亲（也就是袁汤）应当先派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里去，询问女子的“名”，也就是她在姐妹中的排行序号（通常长女名“孟”、次女名“仲”、三女名“叔”、小女名“季”），这叫做“纳采”。汉朝女子和男子一样，除了“名”之外，还有“字”。男子应在他年满20虚岁的“冠礼”上取“字”，而女子则在纳采订婚之后，在象征成年的“笄礼”上取“字”，而女子的婚前人生因此也被称为“待‘字’闺中”。婚后，人们通常只称她的“字”，不再称“名”。马伦之“伦”，就是她在纳采之后取的“字”。按照蔡邕为马伦撰写的墓志铭，马伦于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去世，享年63虚岁，所以她生于公元122年。汉代女子通常在15～20虚岁时出嫁，因此马伦与袁隗的婚礼应当举办于公元137～141年之间。
　　知晓女子的“名”以后，男方就可以到自家的祖庙内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结果吉利，男方便会再派使者携带礼物到女方家中报喜，这叫做“纳吉”。然后就可以正式送聘礼，这叫做“纳征”。“纳征”以后，才可以商议并确定婚期，这叫做“请期”。纳采、纳吉、纳征、请期这四个程序要花费男方家族大量的钱财，而女方家族也应准备相应数额的嫁妆。
　　婚期那一天黄昏，新郎之所以要亲自去迎接新娘，是因为中国古代奉行“男先于女”的社交原则。这次，他总算不用再带礼物了，只需要备好至少四辆马车。他将首先见到未来的岳父和岳母，岳母将亲自进屋去把女儿领出来。但是，新娘如果不同意这门婚事，也有不出屋的权力，这样婚事就只好取消。如果新娘顺从地出门，新郎就带着她、保姆和随嫁为妾者（通常是新娘的妹妹和侄女，如果有的话），以及女方准备好的嫁妆，登上自家的马车，即所谓“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一起来嫁给我。”新娘头上不罩面纱，而是戴着假发。新娘一行都必须身着黑衣，以示庄重。
　　在新郎和新娘登车时，还会出现有趣的场面：新郎得亲自坐上驾车人的位置，为新娘驾一次车。这肯定是女方家族成员最喜闻乐见的场面，因为驾车人的地位总比乘车人低贱。墨家等儒家的反对者经常就此指责说，儒家居然要求新郎给新娘驾车，违反男尊女卑的社交原则，“颠覆上下，悖逆父母”，简直大不孝。其实，这种驾驶只是象征性的，仅以车轮旋转满三周为限。如果新郎不肯照办，就是“非礼”，女方便有权以此为由，取消婚礼。孔子曾经为此大发感慨说：“即便礼法要求新郎表现得这么恭谨，新娘还有不肯出嫁的啊！”可见先秦时期中国女权势力之强大。
　　车轮旋转满了三周以后，新郎就会迫不及待地跳下车，登上仆人驾驶的另一辆马车，快马加鞭往回赶，力争在新娘到来之前抵达自己的家门。
　　在前往丈夫宅邸的路上，新娘不会看到欢迎祝福的人群，也不会听到任何欢快的乐曲，因为这些在当时都是“非礼”的。《礼记》中明确规定：“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就连公公和公婆都无影无踪，在门口向新娘作揖的，只有气喘吁吁的新郎及其随从。这时，天色已经要黑了，新娘家应点起蜡烛，而且三天不熄，以示对出嫁女儿的思念（如果他们买得起这么多蜡烛的话）。
　　进入男方家门以后，在仆人们的协助下，疲惫的新郎和新娘卸下行装，略作休息，随即共进晚餐。按照《礼记》和《仪礼》的规定，这顿晚餐很丰盛，而且全是荤菜，必须有煮熟的猪肉、兔肉、鲫鱼和肉汤，以及黄米饭和米酒，蔬菜和水果则不宜摆上桌面。新郎和新娘同碗吃饭，同杯喝酒，以示亲热，正所谓“爱从口入，情由胃生”。
　　酒足饭饱以后，天色已晚，新人准备就寝。新房的卧室里设有大帐，帐内的榻上铺着席子，女仆把枕头摆在榻的南侧，新郎应躺在东侧，新娘应躺在西侧，头冲南，脚冲北，正所谓“男左女右”。
　　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新郎袁隗和新娘马伦躺进大帐内的被窝里之后，在帐外听众的密切关注之下，展开了这样一场严肃的对话：
　　袁隗首先开口：“女人啊，出嫁的时候，准备好打扫卫生用的笤帚和簸箕，不就可以了嘛，何必带这么多金银珠宝来呢？”
　　马伦回答：“父母过爱，送来如许多的嫁妆，我不敢拒绝。先生如果仰慕高士鲍宣和梁鸿的风格，那么我也乐意向古代的贤女少君和孟光学习。”
　　袁隗又问道：“南郡太守先生的学问比泰山还高，比东海还深，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据我所闻，凡是他老人家为官之地，都盛传他有些经济问题，这又是什么缘故呀？”
　　马伦回答：“孔子身为大圣人，不免受到武叔的诋毁；子路本是贤士，依然遭遇伯寮的诬告。家父在社会上名誉不佳，也在情理之中。”
　　袁隗仍旧不依不饶：“我们男人娶妻有规矩，只要兄长尚未结婚，弟弟就不能定亲，否则便会沦为笑柄。但是我听说，你姐姐尚未出嫁，今天这交杯酒，你喝起来滋味如何啊？”
　　马伦回答：“我姐姐品性高洁，对配偶的要求比较高。不像我，随便找个男人混日子，也就知足了。”
　　终于，帐内安静下来，而在帐外旁听的袁家成员个个都羞惭得涨红了脸。
　　原来，马家送来了大笔嫁妆，远远超过袁家的聘礼，袁汤听说后感到很不快。又听到社会上关于马融贪污腐败的传言，他更加担心袁家通过联姻参予分赃，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于是，他让儿子在新婚之夜质问新娘，也好给马家来一个下马威。
　　作为名门之女，马伦对此早有准备。马融的老师班昭著有七篇《女诫》，提出七条新婚妇女守则，是后世中国大家闺秀的必读书。书中，班昭提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条“妇行”，更是影响深远。作为班昭的得意门生，马融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部里程碑式的名著，并用以教授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马伦天性聪颖，将《女诫》背得滚瓜烂熟，深明对待丈夫要不卑不亢的妻道，被蔡邕誉为“幼从师氏四礼之教，早达窈窕德象之仪……聪明达乎中外，隐括及乎无方”，应对袁隗的提问自然胸有成竹。
　　婚礼的次日清晨，新娘要准备好包括红枣和栗子（这在现代人的婚礼上肯定难得一见）在内的一篮子水果，到东厢房去拜见昨天未曾谋面的公公和公婆，正所谓“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袁汤夫妇接受新娘的水果，大家一同吃早饭，也就等于宣布承认新娘为此家庭的临时成员。之所以作这样的安排，恐怕是为了避免出现公婆对此前尚未谋面的儿媳不满意，在婚礼上要求退婚的尴尬情况出现。等到新婚之夜过去，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再加上吃了儿媳带来的水果，公婆嘴里甜丝丝的，也就不得不表现得和蔼一些。
　　全家人共进早餐以后，婚礼就此暂时告一段落，为期三个月的试婚生活也就此开始。三天之内，男方家庭内不会奏乐，以示期待新娘早日怀孕。三个月试婚期内，如果新娘与夫家成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或是突然死亡，甚至只是没有怀孕，试婚都可能算作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新娘不能进夫家的祖庙参加“庙见”仪式，不能入家谱，也就不能“转正”为夫家的正式成员。反之，她便可以成为丈夫的正式妻子了。毕竟，在古典时期，生育能力被认为是妇女首要的职责和最大的美德。
　　显然，马伦成功地通过了袁家成员在三个月试婚期内对自己的种种考察。从此以后，袁隗、马伦这对夫妇将会度过近半个世纪和谐美满的模范家庭生活，并生育有二个儿子，取名袁懿达和袁仁达。此外，袁隗还有一个儿子叫袁满来，15虚岁时病逝。公元190年，董卓处死袁隗及其三个儿子，可见袁隗前后共生有至少4个儿子。
　　按照袁隗在新婚之夜的说法，他的两个哥哥——袁成和袁逢——都已经先他结婚。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婚礼过程也应与此相似。所以至此为止，袁汤的三个儿子都已经完成了终身大事，他理应心满意足，只等着孙子们的降生了。此外，袁汤还想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完成袁家“三世三公”的伟业。他能够在这两方面都如愿以偿吗？
　　第二节帝国危机：2世纪中叶的东汉政局
　　汉和帝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等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东汉帝国拥有了空前辽阔的版图。也许是老子过于利害，和帝的后人一代不如一代，不仅外患频仍，而且几乎都是短命鬼。于是，在“尊尊亲亲”的儒家思想指导下，外戚开始掌握政坛主导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的肥皂剧。袁汤父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
　　“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汉顺帝刘保（《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
　　袁汤父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这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汉和帝时期的东汉帝国已经拥有了唐太宗之前无与伦比的广阔版图。然而，它也必须为自己的过度扩张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遭到东汉官吏的欺侮，原本主动请求亲附的羌人群起暴动。羌人的武器极为落后，人数也居明显劣势，但依靠自商朝以来便享誉东亚的勇气，屡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汉军。战端一起就是几十年，每年都消耗着东汉国库数以亿计的巨额军费，而且毫无停息的迹象。北方的鲜卑人在兼并了北匈奴的人民和土地之后，也开始日益频繁地骚扰东汉帝国的边境。
　　与边患频仍同时，东汉帝国的内部矛盾同样迅速激化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外朝与中朝（又称内朝）之争、外戚与宦官之争，和农民的大量破产。
　　按照与皇帝关系的不同，东汉帝国政府被划分为外朝与中朝两部分。外朝由层层筛选、任期有限的官吏组成，中朝则主要由世袭的皇亲国戚和任职终身的宦官组成。西汉初期，皇帝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除了散布于帝国各地的诸侯王国之外，外朝的相权也十分巨大，常能够决定皇位的归属。汉武帝大力架空丞相，设立超越相权的大将军职位，赐予自己的外戚卫青，并加强以尚书台为主的皇帝私人幕僚集团，组成了足以与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统。王莽为进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经《周礼》，将西汉外朝的最高职务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又增设位在三公之上、号称“上公”的太师、太傅、太保，从礼法上限制三公的实权。这类举措显然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所以刘秀即位之后，废除了王莽颁行的所有法律制度，但保留太傅和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只是后来把大司徒改名为司徒，大司马改名为太尉，大司空改名为司空而已。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丧失了“大”字头衔的东汉“三公”，权力较以往更受限制。原本，司徒掌管民政，司空掌管经济和监察，而如今行政权、财务权与监察权已被尚书台与御史台瓜分殆尽；太尉原本掌管军事，而兵权实在大将军手中。东汉时期，无论是太傅，还是三公，都只有在兼职“录尚书事”之后，才能参予整个中枢决策过程。但是，外朝成员的文化素质更高，社会脉络更多，又负责挑选和推荐下级官吏（即所谓“选举”），因此他们竞相施展政治智能，与中朝争权夺利，而且卓有成效。
　　中外朝权力之争，贯串着整个东汉帝国的历史。直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还不忘告诫后主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里的“宫中”，即中朝；“府中”，即外朝。中外朝相争的局面，本来是汉朝皇帝们精心设计，肯定也乐于看到的。但如果两派斗争过于激烈，连皇权也无法加以有效控制，任其恶性发展，最终便会损害到整个帝国的利益。
　　导致中外朝相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汉代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的汉朝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儒学的时期，统治者事无大小，定要引经据典，在儒家圣贤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理论依据。受儒家思想熏染，汉代的人事制度遵循孔子崇尚的“仁义”准则，讲究“亲、贤并举”。按照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记载，“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也就是说，在人事制度范畴内，“仁”等于用人唯亲，“义”等于用人唯贤。正如《淮南子·齐俗训》所说，鲁国“尊尊亲亲”，用人唯亲，国家虽难以富强，但朝代可以长久；齐国“举贤而上功”，用人唯贤，国家可以迅速富强，但朝代必然迅速更替。秦始皇见诸侯用人唯亲，国家衰弱，便坚持用人唯贤，自己贵为天子，而亲属若无功勋，也只能做平民，结果秦朝很快灭亡。汉高祖、汉文帝和贾谊等人总结前代经验，“以霸、王道杂之”，仁、义兼施，亲、贤并举，实行“世袭贵族分封制”和“郡县官僚考核制”共存的“一国两制”。西汉初期由于政权不稳定，所以政策倾向于“尊尊亲亲”，导致诸侯王坐大。汉景帝和汉武帝打击旧贵族，但并不消灭分封制，而是采取抑制的办法，在“仁”与“义”之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平衡点，终于迎来盛世。
　　但“尊”的对象不光是父亲，还有母亲；“亲”的对象也不光是兄弟子女，还有妻子的家族，即外戚。西汉后期外戚坐大，无形中令“仁”又压倒了“义”，结果导致王莽篡位。光武帝并未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东汉一朝，“仁”高于“义”，“尊亲”重于“上贤”的风气始终未能改变，结果导致以外戚和宦官为核心的中朝长期保持压倒性的强势地位，而帝国则逐步走向衰败。
　　由于有皇帝的偏袒，加上制度上的优势，在中、外朝相争中，中朝往往能够占据上风。到了东汉中叶，一批少年皇帝连续登场，更标志着中朝的大获全胜。但是，小皇帝总有一天要成年，随即对曾经拿他当傀儡耍的中朝大员们发动报复。东汉的第一位小皇帝——即位时年方10虚岁的汉和帝刘肇，便在14虚岁那年联合两位兄长——废太子刘庆和千乘王刘伉，以及几名宦官，突然发动政变，逼迫北匈奴的征服者、大将军窦宪自杀。汉和帝从此大权独揽，宦官的地位从此突飞猛进，外戚和宦官之间的长期权力斗争也从此展开。
　　严格地讲，外戚和宦官都属于中朝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属于内讧。所以，外朝官员既鄙视外戚和宦官，又乐于为它们之间的争斗推波助澜。东汉一朝的外戚领袖往往是皇太后的父亲或兄弟，他们通常都出任大将军，也兼任中朝集团的领袖。不过，以中常侍和黄门为首的宦官集团在皇帝的支持下，迟早会挑战大将军的权威。相对来说，宦官的立场更接近于皇室，外戚的立场更接近于外朝。不言而喻，这种斗争是一种极为复杂、而又极其危险的政治游戏，最终发展成一种东汉式的宫廷肥皂剧：
　　皇帝驾崩→以皇后和大将军为首的外戚联合宦官，册立小皇帝→外戚专权
　　↑↓
　　外戚从宦官手中夺回权力小皇帝成年
　　↑↓
　　皇帝册立新皇后，建立新外戚集团←宦官专权←皇帝联合宦官打击外戚，杀大将军全家
　　造成这种肥皂剧重复上演的直接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大多数的东汉皇帝活得太短，往往在太子还年幼、甚至尚未出世前，便不明不白地驾崩了，从而使得外戚和宦官有册立小皇帝的机会。可想而知，多数东汉皇帝的死亡原因都不太正常，这不能归罪于个别官员道德败坏，而是由东汉帝国的制度决定的。
　　当皇亲国戚和朝廷大员们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争权夺利之中时，民生问题自然就很容易被忽视。公元2世纪是一个全球气温变冷的时代，世界各地的粮食产量都受到严重影响，东亚地区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加上地震、洪水、旱灾、蝗虫接踵而至，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生活质量急遽下降，几乎每年都产生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灾民。由于深陷汉羌战争的泥潭，各级权贵们又*，帝国政府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足够的物资和经费来赈灾。因为职责所系，外朝官员更容易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也比较接触到下层民众，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也就更会义愤填膺，对中朝领袖热衷于册立小皇帝的自私举动嗤之以鼻，但有勇气敢于公开唱反调的官员并不多。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汉帝国，就这样喝着自酿的慢性毒酒，在百病缠身中缓慢而又绝望地走向衰亡。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全都悲剧性地集中体现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内。这个年号虽然很吉祥，却不能给行将没落的东汉帝国带来一丝一毫的健康气息。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2）
　　三国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可经过罗贯中的润饰和众多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的“歪曲”，究竟有多少历史真实不幸成为谜案？在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是谁纵横捭阖，令曹操、刘备、孙权顶礼膜拜？是谁一手结束了东汉帝国，却没能位居九五之尊？是谁敢于公然把皇帝的年号作为自己的名字？是谁，屡次易主，堪与吕布媲美？是谁让黄巾起义将士心甘情愿地鼎立扶助？是谁，作为一个时代的主宰者却被当成历史的配角肆意嘲笑？是谁刻意编织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蓄意掩盖那段历史？……
　　本文是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罗三洋先生——历时多年，批阅、比对几十种东汉、三国古籍得出的初步结论，经过作者剖丝破茧般的解读，这一系列谜案将会得到一一的破解。受作者之托，本人代为上传，敬请各位看官指教。
　　序篇：一个历史配角的真面孔
　　他拥有最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经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曾经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经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能同时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经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经是曹操的主要靠山，尔后却成为曹操最忌惮的人；曹操毁灭了他的事业，而又继承和光大了他的事业；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没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最终却因失败而沦为历史的配角。
　　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奸雄，一个时代的主宰者，死后却很少受到重视。这种待遇并不公平：从三国到清末，从曹操到袁世凯，袁绍的亡魂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挥之不去。
　　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本书将会揭示：如果没有袁绍，东汉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灭亡；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便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曹、刘、孙三家也根本不可能瓜分天下。无论是袁绍的胜利，还是袁绍的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时期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情节非常复杂，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当时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几乎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私人著史的意识在增强，导致“野史”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商榷。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种。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写出一部反映全部历史真相，令所有读者都满意的史书，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离作者较远的历史，人证和物证已经极度稀缺，难以核实；离作者较近的历史，往往与作者及其亲友的切身利益相关，又难以指望他们的态度客观公正。以司马迁之博学和严谨，《史记》中的谬误仍然比比皆是。从汉朝至清朝，中国著史者的学术能力恐怕没有能够超过司马迁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甚至因为谋反而被处决，寄希望于他们不犯错误，实在是勉为其难。更何况，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远远超过西汉时期，也丝毫不亚于战国时期。只要将有关东汉末年的各类史料认真对比研究，必然会发现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而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是因为他们最后失败了；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史书中的有些主角曾经是配角，有些配角也曾经是主角。人们总是说：“盖棺定论”，这话本来不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只记得死者在人生最后几年的成败得失，而忽视了他在此前几十年内的功过是非。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在生前，他们可以用暴力压迫人类的肉体；而在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用谎言蒙蔽人类的灵魂。这，就是胜利的报酬。
　　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就已经被公认为杂乱难辨，但也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曹丕《典论》、王粲《汉末英雄记》、陈寿《三国志》、张璠《汉纪》、华峤《汉书》、谢承《后汉书》、袁暐《献帝春秋》、郭颁《世语》、孙盛《杂记》和《异同杂语》、司马彪《续汉书》和《九州春秋》、刘义庆《世说新语》、王沈、荀顗、阮籍《魏书》、乐资《山阳公载记》、虞溥《江表传》，以及《魏略》、《魏武故事》、《曹瞒传》等数十部，但都难如人意。比较而言，《汉名臣奏》的内容最真实，但范围过于狭窄。陈寿的《三国志》被公认较好，但内容过于简略，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没有志和表，而且立场明显偏袒曹魏。至东晋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分辨同异，改正谬误，撰写成编年史《后汉纪》。南朝刘宋中期，范晔又撰写成纪传体史书《后汉书》，梁朝人刘昭、唐朝人李贤、清朝人惠栋等学者都曾为之作注。《后汉书》本来没有志，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志加入其中，所以其内容有时会与纪传相矛盾。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详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它史籍已经大多散失，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也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不可忽视。
　　《三国志》和《后汉书》虽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说法往往不同；同一个人，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种说法，这是纪传体史书难以避免的问题。作为编年体史书，《后汉纪》虽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记载却不如纪传体史书详细，也有不少错误。其实，《三国演义》在学术界和民间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反衬出，各个读者群都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内容相当不满。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也造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但若能全面地阅读各种史籍，无疑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在读史的过程中，笔者逐渐感觉到：由于最终的失败，袁家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毕竟曾是东汉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消灭袁家势力的曹操，却有幸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描绘成一无是处的小丑，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于丑化，实在是一点都不冤枉的。鲁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说是很熟悉汉末、三国、两晋历史的学者了。然而就在这篇名文发表后不久，鲁迅在其《三闲集·头》一文中，却把袁术与袁绍搞混了，以为杀田丰的是袁术。这自然不能证明鲁迅的学术功底差，只能说是他没有重视袁氏兄弟。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胜利才显得那样的理所应当。但是，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操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总结曹操一生的功勋时，说在曹操一生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而不提董卓、吕布、刘表、陶谦、袁术、刘备等其它势力。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说明，袁绍是曹操所有对手中最难对付的。
　　官渡之战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二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备、孙权势力都不稳固，绝非曹操的对手。但曹操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势力的威胁更大，劝阻曹操南征。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操乘机北伐，却又在河北苦战5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5年使孙权能够巩固统治，刘备也能网罗诸葛亮等人才，重整旗鼓，终令曹操有赤壁之败，无法统一中国。不过，自从吞并了袁绍的丰厚遗产之后，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后来虽有赤壁、襄阳、汉中之败，都不能动摇其优势地位。与曹魏相比，吴、蜀两国的实力太弱，假若没有山川地险的保护，也支撑不了那么久。袁绍集团实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班。
　　史书中关于曹操战胜袁绍过程的记载，有很多都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单论官渡之战时兵力的数据，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先收编了三十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怎么会在官渡之战时“兵不满万”？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其实应当大致相等，也就是都有十万左右；袁军士卒“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就连平庸之辈尚且可以轻松地打赢，而曹操却打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曹军将士大都暗自与袁绍接洽，若无许攸、张郃、高览等人的投降，胜负难料。这岂不反而说明了曹操的愚蠢无能吗？他的光辉形象又在哪里呢？莫非“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抛开“人人异端”的道德观念不谈，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家，这早有定论。同样，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这也早有定论。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定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迎汉献帝都许昌为止，曹操的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命下进行的。当时，袁绍与曹操的关系，和刘邦与韩信，刘秀与邓禹的关系类似，属于主从性质。只是在迎汉献帝都许昌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绽，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也只有这样做，围绕袁、曹二人的种种历史谜团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战时面临的真实困难。
　　其实，曹操依附袁绍的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孙坚、孙策、孙权父子，还有刘备，都与曹操一样，曾经长期为袁绍、袁术兄弟效力，其属下也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曹、刘、孙三家及其部下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统一的新皇朝。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将三国鼎立视为袁绍、袁术兄弟内战的延续，而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家的遗产。但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呢？他们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呢？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又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为了探究东汉帝国的灭亡与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历史根源，研究袁绍及其家族兴衰的过程与原因，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书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最后，笔者终于恍然大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对于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集团来说，将袁氏家族，特别是袁绍和袁术的真实故事公诸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而且，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确实隐藏着太多外人难以读懂的奥秘。古代各部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说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见微知巨，由小见大。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到泰山封禅乃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想要到泰山封禅，管仲坚决反对；鲁国贵族季氏到泰山旅行，孔子听说后大发牢骚。由此可见，刘玄德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所以蜀汉大臣谯周据此预言说，刘禅将来一定会是亡国之君。谯周本有降魏之意，但刘备父子的名字确实也给了他口实。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要奇特得多。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训，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盘踞淮南，攻打扬州，随后称帝等许多行为均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策划。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文化传统，古代中国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而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代中国人在取“名”和“字”时也极力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明清时期，忌讳之繁，文狱之多，更是登峰造极。君不见明月清风，多少人头落地；维民所止，字字造就冤魂。后人读书至此，莫不毛骨悚然。
　　在这些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此，我们不会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贞观”或“开元”，也不会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所以逾年便改元了，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和“本初”同样有趣的是：“绍”字乃继承家业或政权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义。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其地位本来很低下疏远。按照亲缘关系来说，袁绍还有嫡兄袁基、嫡弟袁术和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是最终，袁家的领导权落到了袁绍的头上，这无疑也是袁术后来痛恨袁绍，导致袁氏政治集团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号作“名”或“字”，属于忌讳的事情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年号的历史。
　　年号本为中国独有，后来又传到日本等邻国。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汉文帝将自己的在位期分为“前元”和“后元”两段，汉景帝又分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视为严格的皇帝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改年号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号（即所谓“改元”）一次。因为是初生事物，所以西汉人并不避讳皇帝年号。汉朝人沿用先秦习惯，取“名”常用单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几个字。而汉朝皇帝的年号均用双字，又不会采用上述那些常用“字”，所以并不适合作人的“名”和“字”，两者暂时也就相安无事。
　　因此，在东汉时期，个人取“名”和“字”无需避讳本朝皇帝的年号。直到西晋初年，陈寿作《三国志》，竟然直写“司马懿”和“司马炎”，对司马昭虽尊称“文王”，却又大书“张昭”、“董昭”等名字，说明魏晋时期并不大流行避讳。按《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和钟会诸人在开玩笑时，还曾经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根据清朝学者周广业所著《经史避名汇考》中所作的考证，晋惠帝“永康”年间，吴兴郡的“永康县”改名为“武康县”，是中国第一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后世的中国皇帝越来越懒于改年号，明清皇帝更完全不改年号，年号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间的别称，再加上特务统治日益严密，避讳也就越来越严了。
　　不过，联系到本初元年发生的众多突发事件，袁绍取“字”为“本初”，仍然显得那样突兀和奇异。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我们就会发现越多这类的疑问。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就肯定不够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希望通过本书中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史料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主角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第一章本初元年：一个诡异名门的崛起
　　本初元年，一个普通的年份，以“袁安困雪”闻名的袁氏家族出了一个三公，一个新的豪门诞生了。一股诡异浮上皇都城头，“当涂高”诞生了吗？
　　第一节洞房里的“斗争”：新贵袁氏与元勋马氏的联姻
　　公元140年，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举办了一场世人瞩目的婚礼。男方贵为九卿，女方既是海内名儒，又是开国元勋后裔。这样的豪门联姻理应隆重而热闹，可他们的婚礼却是异乎寻常的安静和短暂。更奇怪的是，新郎新娘步入洞房后，似乎并不急于享受鱼水之欢，而是在被窝里展开了一场严肃的对话……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礼记·昏义》
　　汉顺帝刘保在位的公元140年左右，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城内举办了一场备受世人关注的婚礼，因为新婚夫妇都出身显赫，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新娘是海内首席大儒、南郡太守马融的女儿马伦，新郎则是当朝太仆袁汤的小儿子袁隗。
　　东汉帝国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两个系统，司马彪的《续汉书·百官志》对此有详细的介绍。
　　在法理上，东汉中央政府的核心是皇帝本人，皇帝之下是被称为“上公”的太傅，但这个官职并不常设。太傅之下，是大将军和“三公”：太尉、司徒与司空。以上太傅、大将军、太尉、司徒与司空五大臣也被称为“宰相”，各设独立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谓的“开府”。大将军之下设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三公之下设“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卫将军之下，又有前、后、左、右将军，以及众多将军和校尉；九卿之下，又有尚书令、御史中丞、太史令、执金吾、大长秋、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将作大匠等职，由于数量太多，就不在此详细列举了。
　　东汉地方政府的建制结构并不比中央政府简单。东汉版图划分为13个州，即：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司隶无刺史，设司隶校尉），统管当地政务，并有少量军权。州以下，并设“郡”和“国”两个平等的行政单位。郡设太守，直接受刺史管辖；国设国王，国王们都是刘姓皇亲，直接向皇帝负责。郡设郡丞，国设国傅和国相，作为郡太守和国王的副官。郡下设县，常住居民满1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不满1万户的小县设县长。县以下，又有乡、亭、里、什、伍5等行政单位，最小的“伍”仅管辖5户居民。
　　通过以上的简介可知，袁汤担任的太仆是九卿之一，属于中央官员；马融担任的南郡太守是地方官员，隶属荆州刺史管辖。秦汉官职的高低与俸禄的多少成正比，因为当时的货币经济尚不发达，俸禄都用粮食结算。太仆的俸禄级别是“中二千石”，太守的俸禄级别是“二千石”。按颜师古《汉书注·百官公卿表注》中的说法，“中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80斛粮食，“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20斛粮食。以此折算，袁汤的月薪约为8500元人民币，马融的月薪约为5700元人民币。汉代的粮食生产率和经济规模远不及现代，所以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时都属于高薪，足够这些高官购置几座宅邸，娶几房妻妾，养十几个子女了。
　　古人结婚都讲究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的豪门联姻在汉代并不罕见。不过，袁隗与马伦此次婚姻却是开国元勋后裔与新贵之间的联姻，马家与袁家又都是海内闻名的书香门第，其中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深不可测。
　　马融的开国元勋后裔身份并非浪得虚名：他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马融的父亲马严也是社会名流。马援南征交阯时，听说马严和弟弟马敦喜好评论他人长短，便从南方前线写信，规劝两人收敛。这封信文词恳切，富有哲理，后来以《诫兄子严、敦书》之名，被收录入《古文观止》。自从马援的女儿嫁给汉明帝为皇后之后，马家便富贵发达，与光武帝的母家樊氏、妻家郭氏与阴氏合称东汉的“外戚四姓”，子孙世袭侯爵，合称“四姓小侯”，被蔡邕誉为“婚姻帝室，世为名族”。顺帝一朝正是东汉帝国深陷汉羌战争泥潭的时代，而马家不仅是外戚和将门，而且还是关中望族，所以马融和哥哥马续、族弟马贤都被朝廷委以西北国防重任：马续任度辽将军，马贤任征西将军，马融在去荆州担任南郡太守之前，也在汉羌战争最前线的武都郡担任太守。
　　戎马之余，马氏兄弟都喜好研究学问，尤以马融的名气最大，成就最高。汉顺帝时期虽然在军事方面乏善可陈，但在学术方面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马融是传奇女学者班昭的学生，后来与张衡、王符、崔瑗、许慎等一流学者结为密友，广泛吸收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又能取长补短，所以被公认为当时最渊博的学者。马融仿效孔子，广收门徒数千人，其中能进马家大门的有400余人，而有资格升堂入室，当面向马融请教的只有50余人。除了这不足500位高徒之外，其它的几千人只能候在门外，向那些大师兄们请教。北海人郑玄不远千里到马融家求学，过了3年都没能见上老师一面。更有甚者，马融的生活作风奢侈放荡，经常坐在紫红色的大帐内，让学生们跪在帐前，让歌伎舞女列在周围表演，很少有学生能不分心。这个故事非常有名，所以后世的学者讲课就被称为“设帐”。
　　因为过度追求时尚，“二千石”级别的俸禄难以满足马融的物质需求。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档生活水平，马融利用为官之便，四处贪污纳贿，因此饱受责难，马续的女婿赵岐就因此与他绝交。这位赵岐并非无名之辈，他是最早重视并研究《孟子》的学者之一，其名著《孟子章句》至今仍是《孟子》最权威的注释参考书。后来，赵岐主持调解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冲突，公孙瓒曾经把他比作周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周公和召公。然而，马融尽管是个令亲友和民众反感的贪官，毕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其东汉首席学术权威的地位无可动摇。
　　马家人才辈出，在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中，马日磾、马腾、马超等人都是马融的亲戚。马融的学生之中，以卢植、郑玄等人最为著名，而公孙瓒、刘备等人是卢植的学生，崔琰、程秉、国渊、郗虑、王基等人又是郑玄的学生。这样看来，马融真可谓“门生遍天下”。
　　与马家不同，袁家并非东汉的开国元勋，而只能算作家族成员世代为官的所谓“公族”。新郎袁隗的父亲袁汤是光禄勋袁彭之弟，司空袁敞之侄，侍中袁京之子，司徒袁安之孙。世卿世禄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东汉后期虽然还称不上“下品无士族”，但“上品无寒门”却俨然已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作后盾，是难以在官场上长期立足的。
　　袁家祖籍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省周口市西），相传是虞舜的后裔。春秋时期，袁家成为陈国的主要贵族，其后代也大都定居于周边的原陈国版图境内，直到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项城人袁世凯，都没有离乡远徙过。自从袁安的祖父袁良开始，这个家族在《孟氏易》的研究领域内颇有成就，受到东汉政府欣赏，兴旺发达起来，有了些豪门气象。
　　汝南袁氏家族简化谱系
　　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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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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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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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赏袁京袁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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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彭袁汤袁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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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贺袁平袁成袁逢袁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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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闳袁忠袁弘袁基袁绍袁术袁懿达袁仁达袁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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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皉袁谭袁熙袁尚袁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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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滂→袁涣
　　《孟氏易》是西汉学者孟喜撰写的《易经》学专著，将战国时期新兴的阴阳学、天文学和历法学知识与传统的周易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易经学派。在玄妙的“卦气”领域，孟喜的建树特别多，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著作。但《孟氏易》中也掺杂有许多神秘主义思想，特别是它与两汉时期流行的图谶结合起来，用异常天象预测人事吉凶，成为后世许多迷信思潮的理论鼻祖。袁家世代沉迷于此书，袁绍的曾祖父袁京曾著有长达三十余万字的易学专著《难记》，袁绍的堂弟袁满来病逝时虽然只有15虚岁，也被蔡邕誉为“明习《易》学，从诲如流”，所以袁家成员的思想无法不受其毒害，后来袁绍、袁术兄弟的历史悲剧也证明了这一点。
　　袁家的崛起，与东汉的时代大潮息息相关。公元60年前后，汉明帝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希腊化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借助道家著作迅速本土化，同时又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早期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甚至宣称，释迦牟尼就是晚年经秦国西行的老子，所以佛教与道教其实是一回事。很快，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成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徒兼道教徒。但拜佛颂道并没有给刘英带来安宁和幸福，他在公元70年被指控谋反，失去王爵，次年便自杀了。“楚王案”迅速扩大化，前后共有上万人遭到牵连，其中包括大批佛教徒、道教徒和开国元勋、知识分子。在这种局势下，袁安出任楚郡太守，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拯救了四百余家嫌疑犯的生命，从此名满天下，官运亨通。
　　公元83年，袁安升任太仆，主要负责管理皇宫内的车马，并督造近卫部队使用的武器。当御驾出行时，太仆常要亲自为皇帝驾车，而坐在他们身边的，则往往是东汉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大将军。汉朝人除非生病，否则很少坐轿，所以皇帝只要出远门，大将军和太仆就会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里。这个被称为“乘舆大驾”的同车三人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之间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国家大事，而这种对话又经常发生。作为御用驾驶员，太仆虽然要集中精力驾车，却无疑能够耳闻许多重大机密，增进对时局的了解，自己也可能会时常发表一些意见来影响国策。另一方面，太仆也往往成为皇帝在朝廷里的传声筒。能够出任太仆，说明袁安的驾马车技术很高明，为人忠实可靠，不会轻易泄漏机密信息，在政治上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因而能够参予中枢决策。
　　需要袁安当皇帝传声筒的时机，很快就到了。因为在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保持一致，坚持以和为贵，袁安在公元86年升任三公之一的司空，成为袁家“四世三公”中的第一人，后又出任司徒。
　　升任三公以后，袁安比当九卿时增加了许多特权，这点在服饰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东汉时期，三公、九卿、诸侯们不仅有五彩斑斓的华丽官服，到了皇帝举办重大祭祀时，他们还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长、七寸宽的冕旒，也就是在冠上加一块系有多串玉珠、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的木板。对于冕旒的功能，《大戴礼记》的解释是这样的：“冕前面安装旒，为的是遮蔽光明；用统絖塞住耳朵，为的是令听觉迟钝。因为河水太清澈了就没有鱼，人太精明了就没有支持者。”后来，被称为“统絖”的玉珠不再塞入耳朵，而只是象征性地挂在耳边，改名叫“充耳”，于是就有了成语“充耳不闻”。无论是冕旒还是统絖，都在提醒君主和贵族大臣们，要注意抓大放小，不必什么事都管，甚至应该适当地装聋作瞎。
　　东汉时期，皇帝戴的冕旒上挂有12串白玉珠，即所谓“十有二旒”。贵族、官员们戴的冕旒则不同，木版后端不系玉珠串，只有前端系，成色也较差：亲王应当戴系有9串赤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九旒”；三公与诸侯应当戴系有7串青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七旒”；九卿应当戴系有5串黑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五旒”。头戴冕旒、身着朝服的官员仪态非常高贵潇洒，望上去犹如神仙下凡一般。
　　除了制服有改善之外，升任三公以后，袁安还有权“开府”，也就是建立自己的独立衙门，其中包括48～71名幕僚，而三公之府合称“三府”。在府中幕僚里，周瑜的高祖父、庐江人周荣最得袁安的信任。在府外，袁安还有大批追随者，特别是他的“故吏”（老下级）鲁恭尤其得力。在袁安的大力提携下，一个官官相护的新政治团体正在隐然形成之中。
　　和抚匈奴的政治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袁安平步青云，还能让袁家未来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支持，但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袁安升任司空三年后，公元89年，外戚领袖、车骑将军窦宪发动了对北匈奴的战争，遭到袁安的激烈反对。甚至在窦宪凯旋归来之后，袁安的批评意见仍然不断，特别是他坚持让南匈奴返回漠北，而不是分而治之，与窦宪的意见相左。双方积怨难解，以至于窦宪多次威胁要派人刺杀袁安、周荣等人。而到了公元92年，袁安果然神秘地死去。两个月后，汉和帝便发动政变，彻底摧毁了窦宪集团。作为烈属，袁安的三个儿子：袁赏、袁京、袁敞都加官进爵。从此，这个后来被袁绍自诩为“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的家族步入了真正的政坛豪门行列。
　　袁京的儿子袁汤被公认为幸福的人，幸福得令人嫉妒。他沿着祖父袁安的宦途平稳前进，在汉顺帝在位时出任太仆，离三公只有一步之遥。袁汤前后共生育了12个儿子，但其中名字见诸史书的仅有四人：袁平、袁成、袁逢，以及开篇出场的那位新郎官袁隗。其中，袁平在少年时便夭折了，所以真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只有袁成、袁逢、袁隗这三兄弟。
　　不难想象，像袁、马这种豪门联合举办的婚礼，如果放到隋唐以后，将会何等的热闹。但是，先秦与秦汉时期的婚礼文化与后世截然不同。按照儒家经典《礼记》和《仪礼》的规定，即便再显赫的家族联姻，婚礼也应当是安静和短暂的。作为一代儒宗，袁汤和马融当然不会容忍有违背《礼记》和《仪礼》的规定，也就是“失礼”的丢脸现象在自家子女的婚礼上发生。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失礼”是莫大的丑闻。孔子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诗经》甚至诅咒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黄昏时分，新郎袁隗应当坐着漆成乌黑色的马车，与随从们乘坐的三辆马车一起，穿过洛阳城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马家的门口迎接新娘。婚礼就从这时开始。汉字中的“婚”字，在古代与“昏”字通假，原本指的就是黄昏时分。如果在黄昏时因故无法举行婚礼，也可以改在清晨举行。总之，无论如何，都要避开日光充足的时间段。
　　婚礼之前，男方的父亲（也就是袁汤）应当先派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里去，询问女子的“名”，也就是她在姐妹中的排行序号（通常长女名“孟”、次女名“仲”、三女名“叔”、小女名“季”），这叫做“纳采”。汉朝女子和男子一样，除了“名”之外，还有“字”。男子应在他年满20虚岁的“冠礼”上取“字”，而女子则在纳采订婚之后，在象征成年的“笄礼”上取“字”，而女子的婚前人生因此也被称为“待‘字’闺中”。婚后，人们通常只称她的“字”，不再称“名”。马伦之“伦”，就是她在纳采之后取的“字”。按照蔡邕为马伦撰写的墓志铭，马伦于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去世，享年63虚岁，所以她生于公元122年。汉代女子通常在15～20虚岁时出嫁，因此马伦与袁隗的婚礼应当举办于公元137～141年之间。
　　知晓女子的“名”以后，男方就可以到自家的祖庙内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结果吉利，男方便会再派使者携带礼物到女方家中报喜，这叫做“纳吉”。然后就可以正式送聘礼，这叫做“纳征”。“纳征”以后，才可以商议并确定婚期，这叫做“请期”。纳采、纳吉、纳征、请期这四个程序要花费男方家族大量的钱财，而女方家族也应准备相应数额的嫁妆。
　　婚期那一天黄昏，新郎之所以要亲自去迎接新娘，是因为中国古代奉行“男先于女”的社交原则。这次，他总算不用再带礼物了，只需要备好至少四辆马车。他将首先见到未来的岳父和岳母，岳母将亲自进屋去把女儿领出来。但是，新娘如果不同意这门婚事，也有不出屋的权力，这样婚事就只好取消。如果新娘顺从地出门，新郎就带着她、保姆和随嫁为妾者（通常是新娘的妹妹和侄女，如果有的话），以及女方准备好的嫁妆，登上自家的马车，即所谓“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一起来嫁给我。”新娘头上不罩面纱，而是戴着假发。新娘一行都必须身着黑衣，以示庄重。
　　在新郎和新娘登车时，还会出现有趣的场面：新郎得亲自坐上驾车人的位置，为新娘驾一次车。这肯定是女方家族成员最喜闻乐见的场面，因为驾车人的地位总比乘车人低贱。墨家等儒家的反对者经常就此指责说，儒家居然要求新郎给新娘驾车，违反男尊女卑的社交原则，“颠覆上下，悖逆父母”，简直大不孝。其实，这种驾驶只是象征性的，仅以车轮旋转满三周为限。如果新郎不肯照办，就是“非礼”，女方便有权以此为由，取消婚礼。孔子曾经为此大发感慨说：“即便礼法要求新郎表现得这么恭谨，新娘还有不肯出嫁的啊！”可见先秦时期中国女权势力之强大。
　　车轮旋转满了三周以后，新郎就会迫不及待地跳下车，登上仆人驾驶的另一辆马车，快马加鞭往回赶，力争在新娘到来之前抵达自己的家门。
　　在前往丈夫宅邸的路上，新娘不会看到欢迎祝福的人群，也不会听到任何欢快的乐曲，因为这些在当时都是“非礼”的。《礼记》中明确规定：“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就连公公和公婆都无影无踪，在门口向新娘作揖的，只有气喘吁吁的新郎及其随从。这时，天色已经要黑了，新娘家应点起蜡烛，而且三天不熄，以示对出嫁女儿的思念（如果他们买得起这么多蜡烛的话）。
　　进入男方家门以后，在仆人们的协助下，疲惫的新郎和新娘卸下行装，略作休息，随即共进晚餐。按照《礼记》和《仪礼》的规定，这顿晚餐很丰盛，而且全是荤菜，必须有煮熟的猪肉、兔肉、鲫鱼和肉汤，以及黄米饭和米酒，蔬菜和水果则不宜摆上桌面。新郎和新娘同碗吃饭，同杯喝酒，以示亲热，正所谓“爱从口入，情由胃生”。
　　酒足饭饱以后，天色已晚，新人准备就寝。新房的卧室里设有大帐，帐内的榻上铺着席子，女仆把枕头摆在榻的南侧，新郎应躺在东侧，新娘应躺在西侧，头冲南，脚冲北，正所谓“男左女右”。
　　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新郎袁隗和新娘马伦躺进大帐内的被窝里之后，在帐外听众的密切关注之下，展开了这样一场严肃的对话：
　　袁隗首先开口：“女人啊，出嫁的时候，准备好打扫卫生用的笤帚和簸箕，不就可以了嘛，何必带这么多金银珠宝来呢？”
　　马伦回答：“父母过爱，送来如许多的嫁妆，我不敢拒绝。先生如果仰慕高士鲍宣和梁鸿的风格，那么我也乐意向古代的贤女少君和孟光学习。”
　　袁隗又问道：“南郡太守先生的学问比泰山还高，比东海还深，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据我所闻，凡是他老人家为官之地，都盛传他有些经济问题，这又是什么缘故呀？”
　　马伦回答：“孔子身为大圣人，不免受到武叔的诋毁；子路本是贤士，依然遭遇伯寮的诬告。家父在社会上名誉不佳，也在情理之中。”
　　袁隗仍旧不依不饶：“我们男人娶妻有规矩，只要兄长尚未结婚，弟弟就不能定亲，否则便会沦为笑柄。但是我听说，你姐姐尚未出嫁，今天这交杯酒，你喝起来滋味如何啊？”
　　马伦回答：“我姐姐品性高洁，对配偶的要求比较高。不像我，随便找个男人混日子，也就知足了。”
　　终于，帐内安静下来，而在帐外旁听的袁家成员个个都羞惭得涨红了脸。
　　原来，马家送来了大笔嫁妆，远远超过袁家的聘礼，袁汤听说后感到很不快。又听到社会上关于马融贪污腐败的传言，他更加担心袁家通过联姻参予分赃，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于是，他让儿子在新婚之夜质问新娘，也好给马家来一个下马威。
　　作为名门之女，马伦对此早有准备。马融的老师班昭著有七篇《女诫》，提出七条新婚妇女守则，是后世中国大家闺秀的必读书。书中，班昭提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条“妇行”，更是影响深远。作为班昭的得意门生，马融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部里程碑式的名著，并用以教授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马伦天性聪颖，将《女诫》背得滚瓜烂熟，深明对待丈夫要不卑不亢的妻道，被蔡邕誉为“幼从师氏四礼之教，早达窈窕德象之仪……聪明达乎中外，隐括及乎无方”，应对袁隗的提问自然胸有成竹。
　　婚礼的次日清晨，新娘要准备好包括红枣和栗子（这在现代人的婚礼上肯定难得一见）在内的一篮子水果，到东厢房去拜见昨天未曾谋面的公公和公婆，正所谓“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袁汤夫妇接受新娘的水果，大家一同吃早饭，也就等于宣布承认新娘为此家庭的临时成员。之所以作这样的安排，恐怕是为了避免出现公婆对此前尚未谋面的儿媳不满意，在婚礼上要求退婚的尴尬情况出现。等到新婚之夜过去，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再加上吃了儿媳带来的水果，公婆嘴里甜丝丝的，也就不得不表现得和蔼一些。
　　全家人共进早餐以后，婚礼就此暂时告一段落，为期三个月的试婚生活也就此开始。三天之内，男方家庭内不会奏乐，以示期待新娘早日怀孕。三个月试婚期内，如果新娘与夫家成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或是突然死亡，甚至只是没有怀孕，试婚都可能算作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新娘不能进夫家的祖庙参加“庙见”仪式，不能入家谱，也就不能“转正”为夫家的正式成员。反之，她便可以成为丈夫的正式妻子了。毕竟，在古典时期，生育能力被认为是妇女首要的职责和最大的美德。
　　显然，马伦成功地通过了袁家成员在三个月试婚期内对自己的种种考察。从此以后，袁隗、马伦这对夫妇将会度过近半个世纪和谐美满的模范家庭生活，并生育有二个儿子，取名袁懿达和袁仁达。此外，袁隗还有一个儿子叫袁满来，15虚岁时病逝。公元190年，董卓处死袁隗及其三个儿子，可见袁隗前后共生有至少4个儿子。
　　按照袁隗在新婚之夜的说法，他的两个哥哥——袁成和袁逢——都已经先他结婚。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婚礼过程也应与此相似。所以至此为止，袁汤的三个儿子都已经完成了终身大事，他理应心满意足，只等着孙子们的降生了。此外，袁汤还想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完成袁家“三世三公”的伟业。他能够在这两方面都如愿以偿吗？
　　第二节帝国危机：2世纪中叶的东汉政局
　　汉和帝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等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东汉帝国拥有了空前辽阔的版图。也许是老子过于利害，和帝的后人一代不如一代，不仅外患频仍，而且几乎都是短命鬼。于是，在“尊尊亲亲”的儒家思想指导下，外戚开始掌握政坛主导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的肥皂剧。袁汤父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
　　“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汉顺帝刘保（《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
　　袁汤父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这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汉和帝时期的东汉帝国已经拥有了唐太宗之前无与伦比的广阔版图。然而，它也必须为自己的过度扩张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遭到东汉官吏的欺侮，原本主动请求亲附的羌人群起暴动。羌人的武器极为落后，人数也居明显劣势，但依靠自商朝以来便享誉东亚的勇气，屡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汉军。战端一起就是几十年，每年都消耗着东汉国库数以亿计的巨额军费，而且毫无停息的迹象。北方的鲜卑人在兼并了北匈奴的人民和土地之后，也开始日益频繁地骚扰东汉帝国的边境。
　　与边患频仍同时，东汉帝国的内部矛盾同样迅速激化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外朝与中朝（又称内朝）之争、外戚与宦官之争，和农民的大量破产。
　　按照与皇帝关系的不同，东汉帝国政府被划分为外朝与中朝两部分。外朝由层层筛选、任期有限的官吏组成，中朝则主要由世袭的皇亲国戚和任职终身的宦官组成。西汉初期，皇帝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除了散布于帝国各地的诸侯王国之外，外朝的相权也十分巨大，常能够决定皇位的归属。汉武帝大力架空丞相，设立超越相权的大将军职位，赐予自己的外戚卫青，并加强以尚书台为主的皇帝私人幕僚集团，组成了足以与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统。王莽为进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经《周礼》，将西汉外朝的最高职务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又增设位在三公之上、号称“上公”的太师、太傅、太保，从礼法上限制三公的实权。这类举措显然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所以刘秀即位之后，废除了王莽颁行的所有法律制度，但保留太傅和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只是后来把大司徒改名为司徒，大司马改名为太尉，大司空改名为司空而已。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丧失了“大”字头衔的东汉“三公”，权力较以往更受限制。原本，司徒掌管民政，司空掌管经济和监察，而如今行政权、财务权与监察权已被尚书台与御史台瓜分殆尽；太尉原本掌管军事，而兵权实在大将军手中。东汉时期，无论是太傅，还是三公，都只有在兼职“录尚书事”之后，才能参予整个中枢决策过程。但是，外朝成员的文化素质更高，社会脉络更多，又负责挑选和推荐下级官吏（即所谓“选举”），因此他们竞相施展政治智能，与中朝争权夺利，而且卓有成效。
　　中外朝权力之争，贯串着整个东汉帝国的历史。直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还不忘告诫后主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里的“宫中”，即中朝；“府中”，即外朝。中外朝相争的局面，本来是汉朝皇帝们精心设计，肯定也乐于看到的。但如果两派斗争过于激烈，连皇权也无法加以有效控制，任其恶性发展，最终便会损害到整个帝国的利益。
　　导致中外朝相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汉代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的汉朝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儒学的时期，统治者事无大小，定要引经据典，在儒家圣贤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理论依据。受儒家思想熏染，汉代的人事制度遵循孔子崇尚的“仁义”准则，讲究“亲、贤并举”。按照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记载，“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也就是说，在人事制度范畴内，“仁”等于用人唯亲，“义”等于用人唯贤。正如《淮南子·齐俗训》所说，鲁国“尊尊亲亲”，用人唯亲，国家虽难以富强，但朝代可以长久；齐国“举贤而上功”，用人唯贤，国家可以迅速富强，但朝代必然迅速更替。秦始皇见诸侯用人唯亲，国家衰弱，便坚持用人唯贤，自己贵为天子，而亲属若无功勋，也只能做平民，结果秦朝很快灭亡。汉高祖、汉文帝和贾谊等人总结前代经验，“以霸、王道杂之”，仁、义兼施，亲、贤并举，实行“世袭贵族分封制”和“郡县官僚考核制”共存的“一国两制”。西汉初期由于政权不稳定，所以政策倾向于“尊尊亲亲”，导致诸侯王坐大。汉景帝和汉武帝打击旧贵族，但并不消灭分封制，而是采取抑制的办法，在“仁”与“义”之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平衡点，终于迎来盛世。
　　但“尊”的对象不光是父亲，还有母亲；“亲”的对象也不光是兄弟子女，还有妻子的家族，即外戚。西汉后期外戚坐大，无形中令“仁”又压倒了“义”，结果导致王莽篡位。光武帝并未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东汉一朝，“仁”高于“义”，“尊亲”重于“上贤”的风气始终未能改变，结果导致以外戚和宦官为核心的中朝长期保持压倒性的强势地位，而帝国则逐步走向衰败。
　　由于有皇帝的偏袒，加上制度上的优势，在中、外朝相争中，中朝往往能够占据上风。到了东汉中叶，一批少年皇帝连续登场，更标志着中朝的大获全胜。但是，小皇帝总有一天要成年，随即对曾经拿他当傀儡耍的中朝大员们发动报复。东汉的第一位小皇帝——即位时年方10虚岁的汉和帝刘肇，便在14虚岁那年联合两位兄长——废太子刘庆和千乘王刘伉，以及几名宦官，突然发动政变，逼迫北匈奴的征服者、大将军窦宪自杀。汉和帝从此大权独揽，宦官的地位从此突飞猛进，外戚和宦官之间的长期权力斗争也从此展开。
　　严格地讲，外戚和宦官都属于中朝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属于内讧。所以，外朝官员既鄙视外戚和宦官，又乐于为它们之间的争斗推波助澜。东汉一朝的外戚领袖往往是皇太后的父亲或兄弟，他们通常都出任大将军，也兼任中朝集团的领袖。不过，以中常侍和黄门为首的宦官集团在皇帝的支持下，迟早会挑战大将军的权威。相对来说，宦官的立场更接近于皇室，外戚的立场更接近于外朝。不言而喻，这种斗争是一种极为复杂、而又极其危险的政治游戏，最终发展成一种东汉式的宫廷肥皂剧：
　　皇帝驾崩→以皇后和大将军为首的外戚联合宦官，册立小皇帝→外戚专权
　　↑↓
　　外戚从宦官手中夺回权力小皇帝成年
　　↑↓
　　皇帝册立新皇后，建立新外戚集团←宦官专权←皇帝联合宦官打击外戚，杀大将军全家
　　造成这种肥皂剧重复上演的直接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大多数的东汉皇帝活得太短，往往在太子还年幼、甚至尚未出世前，便不明不白地驾崩了，从而使得外戚和宦官有册立小皇帝的机会。可想而知，多数东汉皇帝的死亡原因都不太正常，这不能归罪于个别官员道德败坏，而是由东汉帝国的制度决定的。
　　当皇亲国戚和朝廷大员们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争权夺利之中时，民生问题自然就很容易被忽视。公元2世纪是一个全球气温变冷的时代，世界各地的粮食产量都受到严重影响，东亚地区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加上地震、洪水、旱灾、蝗虫接踵而至，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生活质量急遽下降，几乎每年都产生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灾民。由于深陷汉羌战争的泥潭，各级权贵们又*，帝国政府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足够的物资和经费来赈灾。因为职责所系，外朝官员更容易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也比较接触到下层民众，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也就更会义愤填膺，对中朝领袖热衷于册立小皇帝的自私举动嗤之以鼻，但有勇气敢于公开唱反调的官员并不多。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汉帝国，就这样喝着自酿的慢性毒酒，在百病缠身中缓慢而又绝望地走向衰亡。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全都悲剧性地集中体现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内。这个年号虽然很吉祥，却不能给行将没落的东汉帝国带来一丝一毫的健康气息。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3）
　　第二章在同一个地方两次“摔倒”
　　深谙官场规则的袁家闹不明白，连续两次帮助皇帝扳倒佞臣、权阉，怎么就不能让皇上龙颜大悦呢？
　　当婴儿袁绍正躺在襁褓里吃奶之时，东汉帝国正在被大将军梁冀拖向无底深渊。
　　梁冀执掌东汉帝国政权长达22年之久，却似乎没做过几件好事。史书给他加上了大量令人发指的罪状，例如谋杀君主、迫害异己、压榨百姓、贪污腐败、行为僭越等等，可谓罄竹难书。早在公元142年，侍御史张纲便对梁冀的统治作过著名的评论：“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其实，梁冀本人也许没有这么恶劣，但诚如孔子的爱徒子贡所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随着时光的流逝，梁冀的贪婪名声甚至不再限于中国，而是远播境外。到中国来的西域商人都知道，洛阳城里有这么一位人傻钱多的大将军，于是时不时给他带来一些稀奇而昂贵的商品，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火浣布”。所谓火浣布，就是一种用石棉纤维和亚麻混纺而成的布料，入火不燃。如果布脏了，点火一烧，就会变得干净，故名“火浣布”。此物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罗马人会织，用于制造防火服和灯罩。由于石棉纤维加工困难，混纺的技术要求又很高，即便在罗马原产地，火浣布的价格也很昂贵。经过丝绸之路上的重重关卡后，来到中国的罗马火浣布和远销罗马的中国丝绸一样，价格翻了数百倍，俨然已经成为无价之宝。为了牟取更高的利润，西域商贩宣称，火浣布是用生活在火山中的一种巨型老鼠的皮毛织成，而汉人对此也信以为真。
　　在酒宴上，梁冀喜欢穿着用火浣布织的衣服，故意把它弄脏，然后当场扔进火里烧，以此向在座宾朋们炫耀自己的富有。作为梁冀的同事，袁绍的祖父袁汤大概不止一次观看过这种表演。从此之后，直到三国时期，火浣布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魏文帝曹丕因为终生没见过火浣布，曾经在他的著作《典论》中宣称：“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所以火浣布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曹丕死后，魏明帝曹睿将这篇论文刻成石碑，立在太学校园里，誉为“不朽之格言”。不料魏明帝驾崩刚刚一个多月，西域就再次输来火浣布，果然入火不焚。魏国举朝哗然，只好赶紧把那块“不朽之格言”碑砸掉了。
　　火浣布既然深受中国市场欢迎，那么为什么在梁冀和曹睿之间的上百年内销声匿迹于东方了呢？这和愚蠢无能的梁冀政府直接相关。袁绍7虚岁时，也就是公元152年，梁冀委任的西域长史王敬轻信拘弥王的谗言，杀害了无罪的于窴王。愤怒的于窴人杀死王敬一行，而梁冀既不安抚，又不讨伐。从此，于窴、鄯善、疏勒等国隔绝丝绸之路，东西方的陆上交流戛然而止。后来，从印度洋绕过马来半岛到中国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兴起，东南沿海的交州和扬州由此繁荣起来，而原先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凉州反而衰落了。
　　对于西域的丢失，梁冀倒也不必独自负责。至少在名义上，太尉才是主管国防的政府首脑，而在公元152年时，东汉帝国的太尉不是别人，正是袁绍的祖父袁汤。从公元146年升任司空开始，再到公元149年改任太尉，直到公元153年下台，袁汤连续担任了8年“三公”，将司空、司徒和太尉做了一个遍，这在东汉时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在这8年之内，他的政绩不仅乏善可陈，简直惨不忍睹：当太仆时皇帝被谋杀，当司空时大兴冤狱，当司徒时灾荒不断，当太尉时丢失西域。可是，他不仅没有引咎辞职，官职反而越做越高，还捞到了侯爵头衔。袁汤自己官运亨通不算，他的几个儿子和亲戚也都出将入相，还与马融这样的名门望族结成了儿女亲家。显然，袁汤并不是在为汉朝做官，也不是在为老百姓做官，而只是在为他自己做官，并且把为官之术发展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汉武帝在位时，有个叫司马安的人四度官至九卿，而无政绩可言，司马迁评价他说：“文深巧善宦”。假如司马迁看到袁汤，又不知将作何感慨？巧宦啊巧宦，韩非子在写作《五蠹》的时候，好像把这种人遗忘了吧？
　　如果梁冀一伙只是生活奢侈，对内作威作福，对外丧权辱国，可能还不会很快垮台。但是最终，这个集团居然开始了自相残杀。梁冀表面上凶恶，内心却相当虚弱。这位连皇帝都敢杀的权臣毕生只怕一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孙寿。这个女人爱好虚荣，心狠手辣，擅长挑拨人际关系，精于梳妆打扮、服装设计和建筑艺术，花钱如流水，把梁冀管得服服帖帖。梁冀有一个叫友通期的情妇，孙寿发现后杀光友通期全家，梁冀为了救友通期，亲自跑到孙家，向孙寿的母亲磕头求饶；孙寿也有一个叫秦宫的情夫，梁冀对秦宫却无可奈何。人们都说，梁冀还没有当上皇帝，反倒先有了孙家这样一支难以对付的外戚。
　　在孙寿的教唆下，梁冀重用孙家成员，疏远梁家成员。梁不疑虽然已经辞职退隐，梁冀却还派人到其门口放哨，侦察与自己的弟弟私下来往的人物，列入打击报复的黑名单。梁冀的笔杆子马融就因为犯了这个忌讳，在古稀之年被梁冀以贪污罪查办，免去南郡太守一职，还处以髡刑，剃光头发，发配到边疆充军。马融当年费尽心思诬告李固和杜乔，以求讨好梁冀，最终却不仅没能升官发财，反倒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汉代官场，马融的倒台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连累到他的亲友。袁汤虽然机灵，却也无法独善其身。实际上，在袁汤被免去太尉职务之前，袁家与梁家便已经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当时，有一个刚刚从太学毕业的年轻人袁著，因为毕业考试成绩最优，相当于后世科举制度中的一甲进士及第，所以被封为甲等郎中。袁著祖籍汝南，又姓“袁”，很可能是袁汤的亲戚。他就任郎中以后，看到时政混乱，便给朝廷上书，劝梁冀退休，说：“四时之运，功成则退，高爵厚宠，鲜不致灾。今大将军位极功成，可为至戒，宜遵悬车之礼，高枕颐神。”
　　“四时之运，功成则退”出自《韩氏易传》，公元前60年，司隶校尉盖宽饶在给汉宣帝的上书中，就曾经引用过这句不祥的话，结果触怒宣帝，被迫自杀。如前文所述，《易经》是汝南袁氏的祖传家学，所以袁著引用《韩氏易传》并不奇怪。
　　梁冀一看到袁著的上书，就立即派出刺客，四处追杀作者。袁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还谎称病死，做了一个假人，冒充自己下葬。但他最后还是没能逃脱梁冀的魔爪，被捆起来用皮鞭活活抽死，年仅19虚岁。作为太学生领袖，袁著有许多同学友人，结果有数十人连坐遇害。袁汤被免去太尉职务，与马融倒台和袁著被杀大约同时发生，恐怕不是巧合。看来，袁、马姻亲联盟的实力已经过于强大，威胁到了梁家的地位，使梁冀感到有必要加以打击。
　　作为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巧宦，袁汤可不会像李固、杜乔、马融等书呆子一样任人宰割。袁汤未曾过问李固、杜乔之死，但绝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这对他本人登上三公高位有利。如今，梁冀欺负到了袁、马二家的头上，马融和袁著之仇就非报不可了。除了将梁冀一举摧毁之外，袁汤别无选择。
　　袁汤制订的复仇计划精密而冷酷，将他多年积攒的政治斗争才华展示得淋漓尽致。
　　首先，梁冀这个对手不可小觑。梁家父子兄弟相继执掌东汉帝国政权，至此已经二十余年，前后出了3位皇后、6位贵人、2位大将军、7位侯爵、7位命妇、3位驸马、57位将校，爪牙遍布朝野，控制着帝国大部分的军队。即便梁冀本人愚蠢无能，他的亲友幕僚中却绝对不乏智能之士。袁汤要想打垮他，单纯靠武力是行不通的，必须以谋略取胜。
　　其次，梁家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外戚”这个地位，而这个地位与皇帝的私生活直接相关。公元150年梁太后驾崩，梁冀在宫中的关系就只剩下他妹妹梁皇后了。偏偏梁皇后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又不允许别人生儿子，每当妃嫔怀孕，都被她害死。因此，梁皇后与汉桓帝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是梁冀无法解决的难题。
　　第三，众多历史案例证明，要想推翻一个外戚家族的统治，就必须依赖4股势力，即皇帝本人、宦官、近卫军和洛阳地区行政机关。汉桓帝的突破口可以通过梁皇后的恶行来反向打通，但宦官和近卫军却没那么好拉拢。为了促使梁冀垮台，袁汤必须尽快在宦官、近卫军和洛阳地区行政机关中插入自己的心腹。
　　公元154年闰月，梁冀把光禄勋尹颂提拔为司徒。于是，光禄勋一职便空了出来，最后落入了袁汤的堂弟袁盱之手。袁盱是袁汤的叔父袁敞之子，后者曾经担任司空职务达一年半之久，是袁氏家族“四世三公”中的第二世。巧合的是，在出任司空之前，袁敞的职务也是光禄勋。光禄勋执掌着最大的一支近卫军，而梁冀居然会坐视这一要职被袁家成员攫取，可谓糊涂透顶。不久之后，他就将为这个错误付出生命的代价。
　　宦官这个群体十分特殊，他们很少与外界来往，但又见多识广，很难用普通的礼物和人际关系来拉拢。于是，袁汤使出了最毒辣的一手：他竟然让自己的族人袁赦（又名袁朗）挥刀自宫，当太监去了。这样，袁赦免不了要和宫中的老太监们来往，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无疑就是与袁汤同日受封为侯爵的曹腾。
　　自从汉桓帝如愿即位以来，曹腾的生活可谓幸福惬意。他既然已经是侯爵，就有义务给自己找一个继承人。身为半阉人，他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只好收养中意的少年男子为嗣。能当侯爵的继承人自然是美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渴望不劳而获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很快应者如云。几经考虑，曹腾选择了西汉开国元勋夏侯婴的后代、沛国谯人夏侯嵩为养子，夏侯嵩从此改姓“曹”，也就是曹嵩。公元155年，曹嵩生下一子，取名为“操”。当了爷爷的曹腾十分满意，给养子谋到了司隶校尉的高官，以示嘉奖。曹嵩前后生有两个儿子，也就是长子曹操和次子曹德。“操”与“德”两字同意互训，曹操字孟德，以此推论，曹德大概应该字“仲操”吧。当时已年满10虚岁的少年袁绍，想必不会对曹操、曹德兄弟的出生一无所知。从此以后，袁、曹两家将会越走越近，因为这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除了袁盱和袁赦之外，袁汤还为另一个亲戚袁腾弄到了首都行政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洛阳令。这样一来，袁家便控制了洛阳城内的主要政务和最大的一支军队，还获得了宦官们的支持，比起袁汤当三公时，势力有增无减。但他们还得一面逢迎梁冀，一面耐心等待。毕竟，真正能够决定梁家和袁家命运的那个人，只能是梁冀的妹夫——汉桓帝刘志。只要他不下定倒梁决心，梁冀的地位就会稳如泰山。所幸，袁汤身体很好，能够等得起。
　　《后汉书》中多次指出，汉桓帝即位后的前几年只是“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完全被梁冀架空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桓帝也逐渐开始运用自己法定的权力，甚至做出一些对梁冀不利的判决。公元153年夏季，冀州爆发严重的蝗灾和水灾，造成数十万户流民，饥民纷纷聚集起来当土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袁汤就是以此为理由被罢免太尉职务的。为了赈灾，梁冀委任自己的部下朱穆为冀州刺史。朱家也是世代为官的“公族”，其成员的脾气都很倔。朱穆的爷爷朱晖曾经与袁安共同反对窦宪讨伐北匈奴，朱穆本人的性格则有点像牛顿和居里，一思考起学问来，就对周围的环境丧失了感应能力，经常出现散步时落入土坑或河沟的情况。朱穆也是个很热心的人。当年栾巴在“阳气通畅”之后，被赶出皇宫，又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待业，朱穆便写介绍信，推荐他入朝当官。
　　朱穆到冀州上任以后，一方面围剿土匪，一方面严查冀州官吏的不法行为。当时有个叫赵忠的太监，在父亲的墓中随葬了一些逾礼的物件。朱穆一向讨厌宦官，听说后就派人去挖墓，又逮捕赵忠的家属。赵忠向汉桓帝哭诉，汉桓帝于是下令逮捕朱穆，罚作刑徒。
　　在这件事上，梁冀和朱穆其实是在办好事，却惹恼了宦官，结果遭到打击报复。消息传入太学，引发了东汉第一场太学生上书运动。学生领袖刘陶带着数千太学生聚集在宫门，联名上书为朱穆说情，要求代替朱穆去作刑徒。这类事情在西汉也发生过，皇帝往往一笑置之，甚至反而加重处罚力度。但在东汉皇权向民间团体低头让步的时代背景下，汉桓帝读过刘陶等人的奏折，还真的就下令赦免了朱穆，刘陶因此声名大振。
　　冀州的局势虽然暂时平定了下来，但周边的青州、幽州和并州却日益动荡。长期以来，兖州泰山地区的郭窦、公孙举等人啸聚山林，甚至进入南方的徐州打游击，官军屡攻不克。公元156年，时任议郎的段颎被拜为中郎将，东征泰山。几个月后，郭窦、公孙举等人的首级便被送至洛阳。段颎吸取滕抚的教训，给宦官们送去了许多礼物，于是被封为列侯，儿子也得到了郎中的官职。
　　与段颎的捷报传来同时，鲜卑、疏勒、龟兹等国联合进攻云中郡，北方局势危急。桓帝听说颍川人李膺很有能力，于是封他为度辽将军，北上援助云中郡。李膺到郡后，首先击退鲜卑主力的入侵，其它敌人便不敢再犯界。李膺又对来往的外国人晓以利害，整顿边疆贸易，恩威并施。不过一年，各国纷纷将先前抢走的中国百姓交还，与汉朝恢复了友好关系。按理说，李膺既然立功，便当封赏，但他与宦官关系不好，所以长期无法升迁。作为名士和“党人”的领袖，李膺虽然自命清高，却也无法免俗：多年之后，他将会和马融一样，与袁家联姻。
　　自从为朱穆请愿成功以后，刘陶便开始更加放心大胆地针砭时弊。永寿年间（公元155～158年），他见外戚和宦官专权日益严重，朱穆、李膺等人又始终不能入京为官，于是再次上书朝廷，公然指责起汉桓帝本人来了。其文辞之激烈，比起千年之后海瑞批判嘉靖皇帝的那封著名奏折来，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奏折中，刘陶义正词严地批判道：
　　“臣以为，陛下的江山得来太容易了。和高祖皇帝从平民开始，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拨乱反正相比，您从来没有见过亡国的苦难，从来没有体会过战场的艰险，忘记了高皇帝勤勉节俭的圣训，没有能力增加大汉的荣耀。既然一切荣华富贵都是白拣的，所以陛下就不知道珍惜，随随便便地把重大的职责交付给一些邪恶的小人，让他们像虎豹豺狼一样毒害国家，剥削百姓……陛下您又放任身边的权贵，允许他们把各地行政大员的官职授予自己的亲戚朋友，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像野猪和蟒蛇一样吞噬着帝国的财富。天灾无法使陛下的龙体感受到痛苦，地震也不影响您的吃喝玩乐……您名为天子，却不害怕上天的警示；您名为万民的君父，却不关怀他们的生计。更有甚者，您不断制造冤假错案，以妖言惑众为由，屠杀品行高尚的学者；又以图谋不轨为由，陷害开国元勋的后裔，导致死去的鬼魂在坟墓里哀号，活着的人在朝野上流泪。”最后，刘陶强烈要求，立即召朱穆和李膺进京，领导朝廷的工作。
　　表章呈上以后，刘陶就备好棺材，坐在家里等着宣判自己死刑的诏书。可是他白等了。一个月过去了，汉桓帝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和袁著相比，刘陶真是幸运。他心中明白：不惩罚就是鼓励。他在奏折里攻击的对象，名义上是汉桓帝，实际上是梁冀一党。汉桓帝虽然挨了痛骂，却反而保护刘陶，说明政治风向已经变了。此时，桓帝对老子所说的：“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大概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体会。
　　汉桓帝不仅不打算惩罚刘陶，而且也痛感民生问题的确有必要尽快解决。不久后有人建议，东汉通行的五铢钱重量太轻，面额太小，导致物价高昂，百姓贫困，所以应该改铸大钱。汉桓帝对此很感兴趣，让“四府”的幕僚和太学生们讨论这个经济改革方案。刘陶立即上表反对，桓帝就放弃了铸大钱的计划，又封刘陶为南阳郡顺阳县的县长。
　　刘陶无疑是东汉官场里的一个异类。他的几封奏折，生动地描述了东汉帝国在梁冀的统治之下，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撂荒日益普遍，帝国政府和大批平民走向破产的危急状况。如果东汉政府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马勉、公孙举这样的暴动者只会越杀越多，而滕抚、段颎这样的镇压者却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历时百余年的汉羌战争也必须尽快结束。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东汉帝国政权，汉桓帝需要更好的人才，更大的权力，以及更多的金钱。除了拿自己的大舅子梁冀开刀之外，他已别无选择。
　　仿佛是嫌自己倒台的过程还不够快，在永兴、永寿年间（公元153～157年），梁冀一伙表现得更加多疑和凶残。荆州刺史吴树、辽东太守侯猛、羽林中郎将耿承等大臣都因为公事得罪了梁冀，相继死于非命。刘陶能够逃脱梁冀的毒手，实在不可思议。除了汉桓帝的袒护以外，恐怕再无其它的解释。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日（儒略历公元158年7月13日），东亚地区观测到日全食。传统上，中国人认为日食是重大天灾，有阴暗之物遮蔽太阳，通常说明君主被坏人蒙蔽了。日食发生时，全体朝廷官员都要戴着红色的头巾奔入皇宫，期待日食的尽快结束。日食之后，朝廷首要官员通常必须引咎辞职，皇帝还应当下大赦令。太史令陈授与小黄门徐璜于是联名上奏说，发生日食的责任只能由执政的大将军梁冀来负，他应该引咎辞职。梁冀听说后，便派人逮捕陈授，后者很快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擅自杀害史官，注定了梁冀在史籍中遗臭万年的结局，汉桓帝闻报后更是勃然大怒，从此坚定了要严惩梁冀一伙的决心。
　　第二节梁家跌倒，袁家吃饱：官场失意的高额补偿
　　最狠莫过妇人心，为了长久把持朝政，梁冀的老婆孙寿居然鼓动老公刺杀皇帝的岳母、自己的舅妈！于是，自宫的袁赦派上了用场。梁冀终于倒在几个在厕所里密谋的太监手里。
　　汉桓帝开始论功行赏，奇怪的是，在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堤内损失堤外补，倍感失望的袁家开始打梁冀家产的主意，于是，100亿钱的资产只拍卖出了30亿。从此，像马融这样的旧贵族只能仰慕袁家的雄厚财富了。
　　东汉时期的洛阳是一座壮观的大都市，城墙内地表面积约9.5平方公里，可谓广阔。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地皮都被皇宫与达官显贵的豪宅占据着，再加上鳞次栉比的公共建筑，并没有给百姓留下多少生活的空间。洛阳所属的河南尹辖区在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共有居民101万，分为21县，洛阳是其中之一，而郊区人口又明显多于城区人口。也就是说，在这辉煌的东汉帝国首都里，城墙内的常住人口大概从未超过10万。当然，这些幸运的人大都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及其家属仆人。
　　毋庸置疑，洛阳城内的生活是相当昂贵的，而其中最贵的莫过于房地产。当时中国的货币经济还不发达，特别在经历过王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东汉社会对金属货币的信任度很低，真正为民众看重的财产是粮食、布匹与不动产，粮食是最常使用的硬通货，可以称为“粮本位经济”。与其它城市一样，洛阳各地区的房价也大不相同，城墙内交通便捷、环境优雅的不动产增值速度很快，“求田问舍”是人们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当然，这些富人的常住区域也是洛阳城内地价最贵的区域。
　　“延熹里”就是洛阳城内这样一块上风上水、寸土寸金的富人区。它的名字很特别，因为“延熹”正是汉桓帝的年号，共持续了10年（公元158～167年）。因为在延熹元年以前，没有文献提到过“延熹里”这个名字，所以它很可能是在延熹元年新建的居民小区，这也是汉朝人取名字无需避皇帝年号之讳的显例之一。而在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延熹里爆发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使这个小区千古留名。
　　在首批入住延熹里的业主之中，太监袁赦显得十分特别。作为袁汤安插在宫中的内线，他这些年来工作很卖力，颇受汉桓帝信赖，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就晋升为中常侍。
　　袁赦的女邻居更加有趣。史书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说她的名字叫“宣”。我们就叫她“宣女士”好了。宣女士结过两次婚，她的前夫邓香是东汉头号开国元勋邓禹的曾孙，但和袁赦一样，也是宦官。在被阉割之前，邓香与宣女士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议郎邴尊，幼女邓猛尚未出嫁，邓香就死了。此后，宣女士改嫁给孙寿的舅舅梁纪，所以他们一家便成了梁冀的亲戚，邓猛也就随继父之姓，改称“梁猛”。
　　多年以来，梁冀的妹妹梁皇后因为一直没有生育，渐渐失去了汉桓帝的宠爱，令梁冀、孙寿夫妇非常焦虑。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他们急于再嫁一个梁家女孩给汉桓帝，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正在此时，宣女士带着小女儿梁猛到梁冀家玩，孙寿见梁猛生得标致，就把她带进宫中，介绍给汉桓帝。经过试婚，汉桓帝很满意，封梁猛为贵人。公元159年七月，梁皇后去世，汉桓帝决意立梁猛为皇后。这时，梁猛的姐夫议郎邴尊却上奏朝廷，追究历史，希望恢复梁猛的本姓“邓”。
　　邴尊的出身虽不可考，但他的姓“邴”却世间罕有，可以提供许多线索。“邴”字通“丙”，汉代文物上一般写作“邴”。西汉中叶，有个叫邴吉的官员参予拥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登上西汉皇位，是为汉宣帝。邴吉因功升任丞相，政绩备受世人好评，与萧何、曹参、魏相并称为“萧、曹、魏、邴”四大西汉贤相。西汉后期所有皇帝都是宣帝的后裔，邴家成员也常在朝廷为官，直至东汉不绝。如果邴尊是邴吉的后代，那么他倾向于邓家的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他本人就是邓家的女婿。
　　当朝皇后应该姓“梁”还是姓“邓”，关系着许多人的利益。邴尊的奏折还未传到桓帝手中，倒被梁冀先睹为快了。他和孙寿一商量，决心干脆将邴尊和宣女士一家灭口，铲除梁猛原姓“邓”的所有证据。东汉后期，随着中央皇权的动荡衰微，司法和治安机构显得日益无能，于是黑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许多达官显贵都私养刺客（又称“死士”，因为这一职业非常危险），以备不时之需。班固《汉书》所载西汉时期的刺杀案件不过10起，而范晔《后汉书》所载东汉时期的刺杀案件却不下30起，其中有4起都是梁家指使的。早在东汉初年，梁冀的高祖父梁统就曾经派刺客刺杀过辩士张玄。梁冀比起乃祖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邴尊就不幸成了梁家刺客剑下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干掉邴尊之后，刺客又来到延熹里，打算刺杀宣女士。但这个小区规划独特，刺客要直接进宣女士家不易，只得从她的邻居——袁赦家的房顶上翻过去，结果不慎发出响声，被袁赦发觉。袁赦便跑到院子里击鼓，又召集家丁呐喊，宣女士有所察觉，刺杀行动失败。在袁赦的鼓动下，宣女士立即进宫，向汉桓帝哭诉。此案的过程显得有些诡异，真相显然只有报案人袁赦最清楚。但无论怎样，桓帝听信了岳母宣女士之言，决定立即对梁冀下手。
　　八月的一天，汉桓帝在厕所里召集几个太监开会。这种事在汉代的皇宫里并不罕见，汉武帝就喜欢在厕所里和大将军卫青讨论军政要事，因为那里不仅安静，而且便于保密。梁冀听说此事后做贼心虚，指使一个信得过的太监前去偷听，结果反被当场抓住。汉桓帝以此为由，宣布梁冀派人入宫行刺，意欲谋反，召集全体宦官、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官吏，命光禄勋袁盱调集麾下的禁卫军，与尚书令尹勋、司隶校尉张彪、黄门令具瑗等人去突袭梁冀的大将军府。汉桓帝自己则坐在宫中，一面盯着显示时间的沙漏，一面紧张地等待着政变进展的消息。
　　本来，梁冀也掌握着相当数量的禁卫军。他的亲戚梁淑担任卫尉，洛阳城外最精锐的“北军五校”之中，梁冀的亲戚占了三名校尉，如果能够及时动员起来，完全足以与袁盱的军队抗衡。然而事出突然，梁淑等人措手不及，全部束手就擒。北军将士和卫尉的部下见状，也都调转了矛头。天还没亮，光禄勋的军队便控制了全城。袁盱率部包围大将军府，然后宣读圣旨：革除梁冀的大将军职务，改封他为比景都乡侯，限即日去封地上任。比景县位于今越南中部的亚热带丛林地区，属交州管辖，当时被公认为东汉帝国境内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梁冀心中明白，只要一出府门，便不会再有好下场，就立即与妻子孙寿自杀身亡。
　　袁赦和袁盱都已经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该轮到洛阳令袁腾出场了。他的工作最安全，最轻松，也最有油水——抄家。袁腾抄梁家所得的地券、宝物等一律上市拍卖，共得30余亿钱，相当于东汉帝国政府的半年税收，桓帝为此免除了全国百姓下半年的税收。
　　其实，相对于梁氏家族执掌20余年朝政，一贯压榨豪强、盘剥百姓的历史来说，总家产只有30余亿钱，实在不能算多。西汉哀帝时，佞臣董贤受宠不过3年，倒台后政府拍卖其家产，共得43亿钱。就拿梁家前后出了3位皇后，6位贵人来说，仅她们的聘礼一项，依礼就至少应得8万4千斤黄金，约合8.4亿钱，加上彩礼肯定超过10亿钱；梁氏一门，公、卿、守、将等俸禄达“二千石”以上级别高官多达40余人，包括4位万户候，3位县侯，7位命妇，仅每年的合法收入就超过3亿钱。以梁冀的妻子孙寿为例，她每年至少从封地收入5千万钱。再加上历年的朝廷赏赐，无论如何低估，梁家的总资产都理应在50亿钱以上。如果再算上各项灰色收入，梁家的总资产恐怕不下100亿钱。可是到了袁腾手里，却只卖出了30余亿。看来，在这次拍卖过程中，袁家肯定当仁不让，贱卖贱买梁家资产，上下其手，大发了一笔横财。从此以后，像马融这样的旧贵族就得羡慕袁家的雄厚财富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梁家和孙家的主要成员都被公开处死。包括太尉胡广、司徒韩縯、司空孙朗“三公”在内，在这次政变过程中态度不坚定的数百名官员或被免职，或被逮捕，整个东汉朝廷为之一空。空出来的位置总得有人填补，于是汉桓帝开始大肆封赏。八月壬午日圣旨下，立邓猛为皇后，封邓猛的4位兄弟为县侯，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5名宦官为万户侯，尹勋为宜阳乡侯，仆射霍谞、尚书张敬等6名官员为亭侯，后来又加封侯览等8名宦官为乡侯。以往曾被梁党迫害、排挤的官员们如果还健在的话，大都很快得到了升迁：黄琼升太尉，祝恬升司徒，盛允升司空，陈蕃升大鸿胪，朱穆升尚书，杨秉升太常，李膺升河南尹，段颎升护羌校尉。
　　奇怪的是，在这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袁赦、袁盱、袁腾等人虽然在倒梁过程中立下大功，却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封侯。同样，司隶校尉张彪早在桓帝尚未登基之前，便对桓帝“有旧恩”，此次立下大功，不仅没有得到封赏，反而降职为南阳太守。这些看似奇怪的人事调动其实有规律可循，因为汉桓帝与其他东汉皇帝不同，吸取外戚梁冀专权的教训，重“义”轻“仁”，倾向于提拔没有家族背景、工作能力较强的基层官吏，而不是重用那些熟悉官场规矩的世家大族子弟。自梁冀垮台之后，终桓帝之世，“四姓小侯”与袁、杨、张等世官世禄的东汉政坛豪门都将与三公绝缘；反之，黄、祝、盛、虞、种、许等名不见经传的政坛小姓氏却相继登上了三公高位，这无疑也有助于桓帝加强自己的皇权。
　　新任公卿到京赴任后，桓帝一一接见，并请他们引荐贤才。陈蕃于是上疏，推举袁闳等人。袁闳乃袁彭之孙，就是袁汤和袁盱的侄孙，亦即袁成、袁逢、袁隗兄弟的堂侄，或袁绍、袁术兄弟的从兄。当年陈蕃之所以能够步入官场，与袁闳的推荐有很大关系。此次他向朝廷推荐袁闳，可算是投桃报李。桓帝征袁闳入朝，他却不肯来，也不再理睬陈蕃，甚至不和袁逢、袁隗兄弟等亲友来往，从此隐居遁世。
　　在消灭梁冀以后，汉桓帝对外朝官吏显然更加忌惮。从此之后，他就不再设置大将军一职，以便自己独掌朝政。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不仅重赏宦官，而且嫌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实力不够强，所以在公元159年又创建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秘书监，以便加强中朝。这样一来，外朝官员的权力比以往还要小，他们感到处处受制于人，难以施展抱负，自然会调转舆论的方向，把批评的炮火轰向曾经的盟友、现在的权力竞争者——宦官。
　　汉桓帝的确赋予了宦官空前的权力。经过八月壬午日的大封，5名宦官共得属民7万6千户，接近梁家鼎盛时的属民总和，几乎等于当时东汉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一夜飞入五侯家”，天下震动，称之为“五侯”。不久后，汉桓帝又封单超为车骑将军，这是仅次于大将军和太尉的最高武职，过去从未授予过宦官。立即就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白马县令李云仿效刘陶，上书猛烈抨击说：
　　“自从高祖皇帝受天命建立汉朝以来，至今已经364年了，即将满一周365年之数，恐怕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包括：陈、项、虞、田、许，臣认为不应该让这五姓的人担任太傅、太尉等掌管兵权的重要官职。梁冀虽然持权专擅，毒害天下，但陛下杀他，就如同杀个家奴一般简单。而如今却为此赏赐谋臣上万户，高祖皇帝在天有灵，会作何感想？西北列将与羌胡苦战了几十年，却未受任何封赏，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会不会起二心？如今官位错乱，小人得势，财货公行，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
　　这封信非常有趣。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五姓，没有提及袁姓，因为袁姓是陈姓的分支。原来，先秦中国古人的“姓氏”是分开的，一个“姓”包括好几个“氏”，表示该人祖先的出身。在社交场合，通常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例如管仲的姓是“姬”，氏是“管”，所以称“管仲”，而不是“姬仲”。“袁”本是春秋时期陈国贵族的一个“氏”，陈国是虞舜之后，姓姚（或妫），其君主以“陈”为氏。袁氏既然是从陈氏分离出来的旁系，因此也就属于姚姓，随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秦灭六国以后，礼崩乐坏，中国人的“姓”和“氏”从此不分，原来的“氏”全部被提高为“姓”。
　　李云指责汉桓帝滥封政变功臣上万户，也有他的道理。要知道，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后，只封了2位万户侯，就是曹参和张良。以萧何、陈平、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之大功，都只不过封了数千户而已。汉桓帝大封宦官，目的无非是加强中朝的力量，并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封赏之威权。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自然难以容忍。
　　按照古代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建议即便再有道理，如果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照样会被视为胡言乱语，不可能被采纳，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李云的这篇上书，就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李姓在五行系统中的位置。按照《旧唐书》和《新唐书》，李姓属土德、崇尚黄色。而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故意没有提及李姓，还说什么“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在汉桓帝看来，居心叵测。同样的话，如果由火德诸姓，例如姓刘的来说，是忠心耿耿；而若由土德诸姓，例如姓李的来说，就很容易被视为别有用心。更何况，李云最后还说：“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更是犯了大忌，这是他与刘陶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
　　于是，汉桓帝便下令将李云逮捕，让中常侍管霸审问。对于此后发生的事件，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版本：《三国志·钟繇华歆王朗传》说李云最终得到了赦免，此事轰动一时，后来魏明帝还曾就此向大臣王肃请教李云可以不死的原因，后者回答说：“李云的言论中确实缺乏逆顺的礼节，但从他的本意来看，是为了尽心报国。皇帝的威权超过雷霆，处死一个匹夫，和杀一只蝼蚁没有什么区别。桓帝宽宥李云，可以显示自己能够接受切直的谏言，把自己的大度与高尚品德传布于天下。”《三国志·文帝纪》又记载，公元220年，当曹丕篡汉时，太史丞许芝引前白马县令李云上事书说：“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看来这位李云一直活到了汉献帝在位时期，甚至连汉朝在公元196年迁都许昌都知道。而《后汉书》与《后汉纪》却记载，管霸虽然同情李云，但桓帝还是判处李云死刑。听说此事后，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大臣还联名上书，为李云说情。桓帝干脆就将这几名官员一并革职，但在几天后又把他们召了回来。最后，李云便悲惨地死在了监狱里。
　　在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之中，究竟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自从孔子删《诗》、《书》，削《春秋》以来，绝大多数中国历史著作都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历史作家的笔下，美化或丑化一个人（即便他贵为皇帝），实在是太容易了。区区几百字，就可以把汉文帝和曹操扶上神坛，而把秦始皇和汉桓帝扔入地狱。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4）
　　第三节第二次“跌倒”：结束宦官专权后的袁家
　　虽然打倒了梁冀，汉桓帝却无法规避梁冀留下的麻烦。太学的扩招，制造出许多清高的文化名人。皇帝没法给他们设计那么多官位，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们只好靠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来发泄不满。于是，东汉中后期没有再诞生过一位“好皇帝”。
　　为了咸鱼翻身，袁家借住文人们的“无私”帮助，打倒了把持朝政的宦官们，并给成年的袁绍冠上了“字”——本初。“本初”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可现实又一次跟他们开了个大玩笑，昔日的仇敌——窦家，居然再次当上了外戚！
　　梁冀垮台、五宦官受封万户侯，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公元159年开始，宦官将会连续把持东汉帝国的朝政30年。汉桓帝的性格和政策可以决定东汉帝国的前途，但决定不了袁氏家族的命运。无论当权者是外戚、宦官，还是党人，东汉帝国政府都迟早离不了袁家的辅佐。
　　当袁家成员暂时处于在野的轻闲状态时，刚刚当权的大宦官、车骑将军单超却遇到了烦心事。当了万户侯之后，单超给侄子单匡弄到了济阴太守的肥缺。济阴郡属兖州管辖，而兖州刺史第五种是东汉初年名臣第五伦的曾孙。说来这位第五伦和袁家还很有渊源，他当年因为在北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和太仆袁安唱反调，结果丢掉了司空的职务，由袁安取而代之。就这样，袁安踩着第五伦的肩膀，跻身于三公行列。
　　身为典型的公族成员，第五种非常看不起阉党。他见单匡到任后骄横不法，便派一名叫卫羽的官吏暗中调查，发现单匡在半年任期内贪污了6千万钱，于是上奏朝廷，要求罢免单匡，并谴责单超。单匡派刺客任方去刺杀卫羽，没想到卫羽武功高强，反而把任方抓住，解送洛阳。这样一来，单匡罪上加罪，单超极为被动，只好设法帮任方从狱中逃走，又编造罪名逮捕第五种，发配到朔方充军。时任朔方太守的是单超的外孙董援，他受单超旨意，只等第五种一到，就准备乱棍击毙。不料第五种刚到太原，就有大侠拦路杀死解押衙役，将第五种救到安全的地方隐居起来。单超听说之后，又气又急，加上单匡被捕入狱，他遭受牵连处分，竟然暴病而死。此事在民间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水浒传》等许多武侠演义小说的蓝本。
　　单超之死并不能令其他半阉人收敛。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都竞相建造豪宅，娶美女作妻妾，生活铺张奢靡，如同皇亲国戚。有民谣评论他们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这是说：左悺可以令皇帝改变心意，具瑗无需依附任何政治派别，徐璜容易发脾气，唐衡则左右逢源。四侯的兄弟亲戚或任刺史，或为太守，也都热衷于盘剥百姓。
　　虽有宦官的横行霸道，后梁冀时代的东汉政局却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河南尹李膺上任之后，声誉日高一日，每日宾客盈门，却很少能得到他的接见。能够进李膺家大门的，号称“登龙门”。太学生尤其追捧李膺，陈留人符融拜李膺为师，李膺每次见符融，都与他独处一单间，令其他太学生羡慕不已。不久后，符融又向李膺推荐自己的同学——太原人郭泰（字林宗）。（《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叫范泰，需要避“泰”字的讳，所以在《后汉书》中将所有叫“泰”的人都改名为“太”，如郭太、郑太等等。）
　　因为和李膺一见如故，郭泰很快名扬京师。有一次郭泰回太原老家，李膺专程去送他过黄河，二人同舟共济，河岸上观者如云，都称李、郭二人有如神仙下凡。郭泰喜欢评论人物，后来他的点评常能决定一个人在官场的前途。郭泰为人稳重，不愿入官场惹是生非，社会上评论说：“郭林宗自己虽然不是三公，但他的一句话就能让别人成为三公。”
　　另一个为李膺看重的太学生是荀爽。荀爽之父荀淑是李固、李膺等人的老师，有子八人，号称“荀氏八龙”，其中荀爽的名气最大，和李膺的关系也最好。荀家成员都擅长谋略，后逢汉末乱世，他们为袁绍、曹操等军阀献计献策，风光无限，这些是后话不提。
　　李膺的名气既大，其好友陈蕃、杜密、王暢等人也备受知识分子崇拜。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为其编了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又称李膺、杜密为“李、杜”。“李”、“杜”两姓似乎特别有缘，中国历史上有好几对著名的“李、杜”，为首的就是死于梁冀、马融、袁汤等人手中的李固、杜乔，其次便是李膺、杜密，他们虽然没有唐朝的李白、杜甫那样有名，但也堪称流芳千古了。李、郭两姓同样有缘，东汉时就有李膺、郭泰和李傕、郭汜这两对，唐朝时就更多了。但是，刘、李两家却不大合得来，汉朝时李姓往往不得志，唐朝时刘姓往往不得志，这无疑和五德终始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有现实政治的考虑。
　　几年之内，大批政治、文化名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纵情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而又以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为主。崇拜他们的太学生们仿效古籍中的“八元”、“八恺”，给这些自己崇拜的偶像们编了名单，分为五类，号称“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虽然具体人名众说纷纭，但总不外乎李膺、陈蕃、杜密、王暢、郭泰等人。如此一来，倒是很方便东汉政府日后将这些以清高自许的所谓“党人”一网打尽。
　　对于党人或清流的历史地位，历来有不少争议。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他们道德高尚，才能卓越，被当朝的黑暗势力所不容；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们眼高手低，不切实际，清谈误国。平心而论，在野人士因为不掌握实权，具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或道德高尚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人性使然，也无可厚非。执政者因为掌握实权，具备谋私利的客观条件，加上独裁帝国的监察制度不可能完备，所以必然会有值得批判的缺点。以西汉的两大贤臣为例，萧何有经济问题，卫青有人事问题，可谓人无完人。可是，如果赋予貌似品德完美的在野人士以同样的权力，他们确实也未必就能做得更好。
　　帝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禁止自由言论，特别是私撰历史；二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纳入政府，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秦朝走的主要是前一条路线，汉朝走的主要是后一条路线。前一条路线简便有效，却不能长期维持；后一条路线成本巨大，却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从商周到东汉，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贵族治国，再到武夫治国，最后到文士治国的历史沿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汉帝国却面临着空前的尴尬局面。汉桓帝承梁冀乱政和汉羌百年战争的余弊，为了加强自身权力和重新发动边疆战争，不肯扩大外朝，将更多知识分子纳入政府，又不肯禁止自由言论，于是陷入自我矛盾的泥潭。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汉桓帝时代与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呢？主要是教育。东汉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时代，因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曾是太学生。通过历代东汉执政者对教育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前所未有地深入民心，也就是正统儒家学者司马光曾经高度赞扬的“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但是，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太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灾难，明清时期90%多的文盲率才是完美的，因为文盲更容易被统治。梁家兄妹在本初元年颁布的《学而优则仕诏》，为汉桓帝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他得给3万多名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太学生找工作，而儒家教育是教人做官的，不是教人务农、经商的。这些太学生不屑于从事农、牧、工、商、医、兵等当时被视为下贱的行业，一心要做官，而帝国政府内压根就没有这么多职务，过高的官民比例也会令国库入不敷出，并且会造成官僚主义恶性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官做，必然会批评政府，特别是批评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东汉中后期，居然连一位“好皇帝”都没有。谁要是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他就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所有的史书都是由知识分子撰写，也是为知识分子辩护的。当史书作者看到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相似的人受到打击或排挤时，便不免会兔死狐悲，不由自主地要为之辩护了。
　　如果汉桓帝顺从知识分子的意见，抑制中朝，重用李膺、陈蕃、杜密等“正直的党人”，历史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只有一种：改朝换代。王莽的鬼魂在东汉时期始终挥之不去，历代东汉君主很清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原的知识分子，在骨子里是“保中国不保大汉”的。假若顺其自由发展，下一个皇帝恐怕就不再姓刘，也许姓李，也许姓陈，也许姓杜，也许姓袁——对了，这些姓氏不都是属土德，崇尚黄色吗？知识分子们也一直在说：汉朝都满365年了，黄龙不断出现，灾异齐备……这里的潜台词是：姓刘的，你们的时候早到了，赶紧自觉地下台吧。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孝献帝赞》里说的那样：“天厌汉德久矣！”但是，“天何言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已！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尽量加强自身权力，并延长东汉皇朝的寿命，汉桓帝不得不频繁地更换政府成员，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有官作，也不至于提高官民比例。每隔几年，他就会打击一次当朝势力，有时是外朝的党人，有时是中朝的宦官。但这对于帝国机器的高效运转来说，实在是非常有害的。秦、汉、魏、晋一脉相承的“中华第一帝国”之衰落，祸根其实在东汉初期，甚至西汉后期便已经埋下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唤醒了民众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削弱了他们的奴性，对倡导独裁专政的帝国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青年袁绍也参予到了时髦的“党人崇拜”活动中去了吗？史无明文，但是可能性很大。按照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教导，年满15虚岁的青年男子，特别是出身达官贵族家庭的名门子弟都可入东汉太学。公元160年，袁绍已经年满15虚岁，有了进太学的资格，这时也正处于“党人崇拜”运动开始步入高潮的时间段，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后来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党人有：陈蕃、李膺、荀爽、王允、韩融、伍琼、陈纪、张邈、刘表、胡母班等人及其家族成员，数量可谓相当大。若非经常出入于太学，袁绍很难结识这么多党人。
　　上太学期间，袁绍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结婚。与袁绍联姻的家族当然不会是无名之辈，但所有史籍都没有记载他的首任妻子姓名，所以我们不妨暂且放到后文中分析。
　　结婚几年以后，袁绍终于到了要毕业的时候。按规矩，成绩好的太学毕业生可以担任“郎”的官职。在太学里，袁绍肯定选修了他的家学《孟氏易》，所以成绩也不会差。《汉末英雄记》说袁绍“幼使为郎”，也就是不足20虚岁，尚未举行成年冠礼的时候便从太学毕业，担任“郎”。“郎”分好几种，有负责向朝廷提意见的“议郎”，有负责礼仪事务的“治礼郎”，也有负责在宫殿内外站岗值勤的“郎中”、“中郎”、“侍郎”，等等。“郎”官的俸禄相差很多，可达两倍以上。大体说来，议郎的工作最轻松，不用值班，没有重体力工作。但实际上，议郎也最危险，因为他必须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当了几年“郎”以后，袁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20虚岁生日，也举行了自己的成年冠礼。那应该是在公元165年。
　　和安静简朴的婚礼相比，汉代中国人的冠礼过程要热闹许多，也复杂许多。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行将举行冠礼的青年人可以分为三类，即嫡子、孤子和庶子。正妻生的儿子叫嫡子，妾和婢生的儿子叫庶子，父亲已经去世的嫡子叫孤子。袁绍本来是庶子，但因为过继给伯父袁成，所以一跃而为嫡子；因为袁成早已去世，所以他又变成了孤子，得按照孤子的规矩举办冠礼。
　　冠礼开始前，还得先占卜，看哪个日子举办冠礼比较吉利。随后，袁绍就应委托自己的一位叔父（很可能是他的亲生父亲袁逢）邀请袁氏家族的亲朋好友、同事故吏们来参加自己的冠礼，人数越多越好。在来宾之中，又要通过占卜，挑选出一位主宾，他将是冠礼上最忙碌的人。
　　此外，袁家还必须准备好三套衣冠：爵弁、皮弁、进贤冠。这三种冠都是先秦古冠，汉朝时已经发展出了好几十种新式冠，但在冠礼上还是以这三种古冠为主。在20虚岁之前，未成年男子没有资格穿戴这三种社交场上的正式衣冠。
　　爵弁又称冕，是在普通的冠上装一块长木板，但是与帝王和高官贵族戴的冕旒不同，没有用玉珠串做成的旒，地位比其它种类的冠尊贵；皮弁即诸葛亮在图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常戴的冠，用鹿皮做成，地位较爵弁低一等；进贤冠即先秦的缁布冠，用缁布做成，前高后矮，形制最为简单，地位也最低。这三种衣冠又各有各的用处：爵弁最华丽，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皮弁最结实，用于军事狩猎活动；进贤冠最简便，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古代中国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高于军事，军事又高于政治、法律、经济等日常工作。同时代的印度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等许多民族也都有这种思想。
　　古代中国人讲究“衣冠一体”，每一种冠都要配相应的服饰：爵弁配爵弁服，皮弁配缁麻衣，进贤冠配玄端服，不能混用，否则就是“非礼”。现代阿拉伯男子在戴包头时必穿长袍，穿西装时则不能戴包头，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在冠礼那天，孤子袁绍按照主人的规矩在门口迎接来宾，并陪同他们进屋。袁家全体男性成员也都要在场，大家一律穿着黑色的玄端服，头戴进贤冠。只有袁绍还不能戴冠，作为未成年人，他头上只是简单地束着左右两根辫子，叫做“两髦”，也称“总角”。
　　冠礼在袁绍家中父庙里举行，庙内的正堂就是袁绍的T形台。经过一系列程序，主宾解开袁绍头上的两髦，扎成一个发髻，随后依次把进贤冠、皮弁、爵弁戴在袁绍的头上。每次戴冠的时候，主宾都要对袁绍说些祝福的套话。每换一种冠，袁绍就要进侧房去换上相应的服饰，再出来向宾朋们展示自己的新形象。最后，袁绍戴上最尊贵的爵弁，与宾朋们饮酒并祭祀。冠礼至此只完成了一半，他还得带着祭祀用的干肉去见自己的母亲，然后回到主宾面前接受更加重要的“字”。
　　“字”是由主宾在大庭广众中向袁绍宣布的。他应该这么说：“现在，三次加冠的仪式都已经完成，又正逢良月吉日，我现在要清楚地宣布你的‘字’。这个字非常美好，正与你这样的帅哥般配。字取得适宜就是福分，你要接受并永远保有它。你的字就叫‘本初’。”
　　冠礼至此结束，宾朋们现在可以尽情地大吃大喝，并在饭桌上讨论袁绍的未来了。与婚礼晚宴上新婚夫妇吃的大鱼大肉相比，这顿饭荤素搭配，营养更加丰富，就餐者还能够品尝到像蜗牛这样很受欢迎的风味小吃。
　　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是谁给袁绍起了“本初”这么一个字。从先秦古籍看来，“字”虽然由主宾宣布，却和“名”一样，由父亲选定，并在事先通知他的儿子。主宾只是个传声筒，他不会更改早已确定的“字”。袁成死后，袁家的嫡子变成了袁绍的亲生父亲袁逢，“本初”这个字或许就是由他选定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袁绍的祖父袁汤此时如果依然健在的话，肯定也会干涉此事。
　　既然如此，那么袁汤或袁逢给袁绍起“本初”这样一个字，用意究竟何在？本初元年既是袁绍的生年，又是袁成的亡年，还是袁汤当上“三公”的年份。对于袁绍来说，这个“字”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只要袁绍不忘记自己的字，他就不可能忘记血腥的宫廷政治，忘记不了对禁卫军的控制，忘记不了对皇帝的废立，忘记不了袁家是怎样获得三公与侯爵头衔的，更忘不了追求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此外，本初元年又是东汉帝国政府颁布《学而优则仕诏》的年份，是太学剧烈扩招的年份，也是“党人”开始形成的年份。袁绍既然决定以“本初”为字，就不可能再与太学和党人脱离关系。
　　在冠礼上，刚刚成年的袁绍很可能通过与贵宾高朋们的交流，确定了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当时，官场上的升迁总是需要显贵大员们的介绍信，而这恰好是袁绍冠礼上最好的贺礼，聪明人绝不会放过这个巴结袁家的天赐良机。不久以后，年方“弱冠”的袁绍就辞去了那个打杂的“郎”官，到濮阳当县令去了。
　　当代的濮阳只是省级贫困县，但在东汉时期，濮阳县令可不是七品芝麻官。东汉帝国分为13郡，即司隶校尉部、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兖州分为6郡2国，其中总人口排在第4位的是东郡，而濮阳就是东郡的首府。它雄踞黄河南岸，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结合部，交通便利，商业繁华，土地肥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秦汉制度，人口超过1万的大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令”；人口不足1万的小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长”。东汉濮阳县的城乡居民总数接近1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郡，濮阳县令的政治地位至少相当于现代的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在出任这一要职时，袁绍不过20岁出头，又从未立过什么功劳，袁家在官场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厚关系由此可见。沮授后来说袁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从洛阳前往濮阳上任的路上，袁绍不可避免地得经过偃师、成皋、荥阳、阳武、白马等5县。在阳武县西郊渡过著名的运河“鸿沟”时，他很可能要使用一个当时名气还不大的渡口——官渡。但在30多年之后，这个小渡口将因为袁绍的失败而名垂千古。
　　在濮阳为官期间，袁绍给自己积攒下了不错的社会口碑。《三国志》说他“有清名”，也就是两袖清风，不曾贪赃枉法。是啊，一个20岁的亿万富翁还需要贪污吗？
　　从出生到就任濮阳县令期间，袁绍的表现近乎无可挑剔。还在襁褓时，他便为继父袁成之死痛哭流涕，正所谓“仁孝之心，发于天性”。完成太学的学业，步入官场之后，他在就职期间廉洁奉公。把这两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联系到一起，便很容易得出结论：袁绍是“孝廉”的典范。东汉人非常重视道德操守，最重要的一项选拔官吏制度就是“举孝廉”。之所以要同时考虑“孝”与“廉”，是因为这两种道德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只有既“孝”又“廉”的人才最适合当官。举例来说，一个人很孝顺，在当官之后，把公家的财物拿去孝敬父母，此人显然孝而不廉，不适合当官。而一个廉而不孝的人容易犯上作乱，对朝廷的忠诚值得怀疑。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诏命天下郡县“举孝廉”，正可见他的雄才大略。袁绍未必被官府举为孝廉，但他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行动，成功地得到了官民的一致拥戴，由此“播名海内”。
　　在道德标兵袁绍举办冠礼，并且出任濮阳县令的公元165年，中国还发生了许多大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桓帝渐渐发现自己新提拔的这些官员根本不够用，于是从消灭梁冀集团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开始重新起用梁冀的“故吏”们。胡广、韩縯、周景等人因为在倒梁运动中态度模糊被革职，但没过一年就都被召回了朝廷：胡广任太中大夫，韩縯任司隶校尉，周景任尚书令。
　　这位韩縯的祖父韩棱曾任司空，所以韩家也是个典型的公族。韩棱是袁安的好友，当年都以反窦宪闻名；后来与袁绍关系极深的“袁氏故吏”韩馥与韩縯同乡（豫州颍川郡），又同姓韩，恐怕也是他的亲戚。
　　周景也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袁安“故吏”周荣之孙，又是周瑜的从祖父。梁冀当政初期，他忠实地追随梁、袁两家，曾任豫州刺史，发现并起用了陈蕃、李膺、杜密等著名党人。所以，袁、韩、周三家与党人的关系早就非比寻常。《后汉书》把他们三家列入同一篇传记中，大有深意。
　　梁氏“故吏”们的复兴，再加上士人的联合抵制，宦官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朝廷每年都会收到大批检举他们横行不法的奏折。虽然如此，只要汉桓帝不肯答应，宦官们就还无须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但在公元165年，随着汉桓帝的私生活发生变化，政治形势突然有了180度的大转折。
　　和自己的列祖列宗一样，汉桓帝为人好色，宫女据说多达6千人，而且喜新厌旧。梁冀倒台后，他对皇后梁猛的宠爱依旧，只是让她改姓为“薄”，不久后又恢复邓姓。邓猛在当了6年皇后之后，年长色衰，渐渐失宠，而桓帝则与郭贵人和采女田圣陷入热恋。这样一来，邓皇后、郭贵人和田采女之间便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纠纷。
　　公元165年二月己酉日，洛阳皇宫内的千秋万岁殿发生火灾，而南宫内又发现了黄龙。按照五行学说，这两件事都预示着东汉的火行已经走到了尽头，将要被崇尚黄色的新皇朝取而代之。汉桓帝对这两件事感到非常烦躁，于是决心办一些大事，首先就是要废掉邓皇后。但是邓家是老牌贵族，在宫里宫外都关系深厚，很多宦官为邓皇后说情。汉桓帝觉得这些奴才太不象话，该好好教训一下。正赶上太尉杨秉、司空周景、司隶校尉韩縯等人又联名上奏，报告说中常侍左悺、侯览的亲戚贪赃枉法，汉桓帝于是破天荒地下令严查到底。袁绍的生父袁逢时任京兆尹，参予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结果，侯参、左悺及左悺的哥哥左称相继自杀，徐璜、侯览和具瑗的哥哥具恭都被革职逮捕。因在倒梁运动中立功而受封万户的“五侯”及其继承人也全部降为乡侯，剥夺大部分封地，这批宦官的6年统治就此戛然而止。
　　打倒了宦官集团之后，桓帝就迫不及待地废掉了邓皇后，将她软禁起来。没过几天，邓皇后暴死，她的两个哥哥也都被处决。东汉的首席开国元勋邓禹一家在三起三落之后，至此终于彻底倒台，再也不能复兴。
　　如今，汉桓帝总算可以策立他的新欢田圣作皇后了。但是反对的声音依然不少，特别是与旧贵族集团关系密切的党人。太尉陈蕃坚持认为田氏卑微，不可立为皇后，而推荐扶风平陵人窦武之女窦妙。桓帝勉强让步，召窦妙入宫，拜为贵人，又封窦武为郎。经过三个月试婚，公元165年十月，桓帝终于立窦贵人为皇后，并拜窦武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后来又改封为城门校尉。
　　“窦”这个姓看上去好生面善。不错，窦武正是窦宪的堂侄。在窦宪倒台73年之后，窦家居然咸鱼翻身，再次当上了外戚。窦武与窦宪之间的亲戚关系如下：
　　扶风平陵窦氏家族简化谱系
　　窦融
　　↓
　　窦穆
　　↙↘
　　窦勋窦嘉
　　↙↘↓
　　窦宪汉章帝皇后窦奉
　　↓
　　窦武
　　↙↓↓↘
　　窦绍窦机窦恪窦妙（汉桓帝皇后）
　　备受汉桓帝宠爱的田圣之所以无法当皇后，其实并不是因为田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低微，而又是因为“五德终始”理论。和袁氏一样，田氏也是陈氏的分支。按照传统说法，他们都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具备取代东汉的前提条件。按照王莽亲自撰写的《自本》，他的“王”姓也出自田氏。所以，终东汉一朝，虞、陈、田、袁、王、李、项、许等被认为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姓氏都不得出皇后，当然也就没法成为外戚了。这也就是袁家后来虽然权倾天下，却不曾与东汉皇室联姻的原因——他们必须避王莽之嫌。
　　其实，袁家成员拥有非常优秀的基因。所有史籍都一致记载，袁家男子个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而且相当长寿。袁汤病逝时已经86虚岁，袁隗被董卓处死时也不下70虚岁。长寿是东汉人能够出任三公的必要条件之一，50虚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出任三公的。袁家女子的各方面条件应当也相当优秀，是社会名流竞相追求的对象。《后汉纪》和《后汉书》都记载，名士黄允年已40多岁，听说袁隗对别人讲：“找女婿，像黄允这样的就足够了”，便立即和妻子离婚，等着当袁隗的女婿。结果，黄允被前妻夏侯氏在大庭广众之下痛骂，而袁隗也没有如愿把女儿或侄女嫁给他，赔了夫人又丢脸，竹篮打水一场空。若非有五行理论在其中阻碍，袁家可能早就成了外戚。如果是那样，袁氏成员的职位肯定也就不仅限于三公，而是将会升至东汉帝国的实际执政者——大将军。但是这样一来，他们迟早也会像窦宪、梁冀那样倒台，不可能连续五代居官显赫了。
　　第四节党锢风云：袁绍的早期仕途
　　“黄河清，天下平”，公元166年的老百姓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结果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汉桓帝是个成功的帝王，领土不断扩大，人口平稳增长，遥远的罗马也来进贡，俨然有中兴之相。可这些却堵不住知识分子的嘴。于是，在军队的坚决支持下，桓帝终于发怒了。
　　袁绍母亲的“及时”去世，让他躲过了一场浩劫，可这个家伙居然一连服了六年的丧。他真的那么孝顺吗？
　　公元166年初，全中国人都在谈论一件怪事：一年以来，黄河水竟然变得清澈见底了。自古以来，因为流经黄土高原的原因，河套以下的黄河河水都夹带大量泥沙，浑浊不堪。可是在公元165年四月到166年四月之间，不光是黄河上游，从中游直到入海口，整条黄河居然都变清了。那么多泥沙到那里去了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候，最受东汉知识分子崇拜的圣书《易经》就必须出来救急了。按照从袁氏家学《孟氏易》发展而来的《京氏易》（又称《京房易传》）的解释，“河水清，天下平。”这正是民间谚语“黄河清，圣人出”的典故来源。后来，“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其代表作《登楼赋》里说：“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
　　看着空前清澈的黄河水，汉桓帝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挺高兴：天下将要太平了，自己也成了圣人。但他同样可能很忧虑：“圣人出”的意思或许是说，在今年，会有一个神圣的婴儿降生，他将取代东汉，建立新的皇朝，那个朝代属土德，崇尚黄色……抱有这种想法的一些帝王将会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当年出生的所有婴儿，例如《圣经》里的犹太王希律。所幸，汉桓帝还不像希律王那么残忍。
　　老天爷实在是太幽默了。东汉的老百姓在看到黄河水变清之后，就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等了一年多，结果却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最终，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在黄河水开始变清之前不过几十天，也就是公元165年三月，汉桓帝曾经宣布大赦天下。没想到，就是这次大赦引发了党锢大狱。当时，河内郡有个叫张成的人擅长预测，推算出皇帝即将大赦天下，便指使自己的儿子杀人。当时担任司隶校尉的李膺，将张成逮捕归案，判处死刑。正待行刑，突然大赦令下。李膺一怒之下，违旨把张成处死。
　　其实，张成能够提前算出汉桓帝即将大赦天下，实在不算神奇。首先，汉桓帝是一个酷爱大赦的皇帝，在公元165年之前，他在位18年，已经大赦12次，从未连续2年不大赦。公元164年没有大赦，所以公元165年一定会大赦。其次，汉桓帝喜欢在政局变动之后大赦，以往在杀李固、梁冀等人后都宣布大赦，所以在公元165年二月废掉邓皇后之后，也一定会大赦。更何况，张成与宫中有不少联系，许多宦官找他算过命，就连桓帝都向他咨询过，所以此人对宫中的消息比像李膺这样的外朝官员灵通，一点都不奇怪。
　　张成之死要赶上一般时期，未必能掀起什么波澜，但正好赶上陈蕃等人逼迫汉桓帝立窦皇后，皇帝对士大夫心怀不满，再加上张俭案起，往日积怨便突然爆发了。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诗》尽管有众多版本，但都说明，东汉的张俭与杜根是谭嗣同生前想到的最后两位历史人物。清末经学盛行，而经学的根源在于两汉，所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汉朝典故特别熟悉。通过这首诗，谭嗣同清楚地表示，不愿意像张俭那样，为了自己逃命而连累亲朋好友。张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不难想见。
　　作为党锢运动的导火索，张俭一案非常复杂奇异。较早成书的《后汉纪》和较晚成书的《后汉书》对此案情的描述截然不同，而《资治通鉴》偏取《后汉书》的说法，“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颇为明显。以当时情况而言，《后汉纪》所载远比自相矛盾的《后汉书》真实可靠。
　　对于张俭案的起因，各种资料的说法倒很一致。中常侍侯览是因在倒梁冀运动中立功，而被封侯的13名宦官之一。他祖籍兖州山阳郡，有一个同乡叫张俭，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督邮相当于太守的助理，通常每郡设立东、南、西、北、中五部督邮，代表太守调查民情，督察下级官吏，整顿治安。受山阳郡太守翟超委托，张俭调查侯览，发现他行为不法，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将他治罪。但这封奏折落入侯览之手，被扣压不奏，侯览又在桓帝面前说翟超的坏话，罗织罪名将他逮捕，侯、张两人从此结仇。
　　这段故事有两个疑问。第一，山阳郡人侯览犯法，当由山阳郡太守翟超上书朝廷报告，不应由督邮张俭直接上奏。如果各地案件事务都由督邮、县令越级直接上书朝廷，那要太守干什么？如果说翟超不敢得罪侯览，又与所有史料记载都不符。第二，侯览家住山阳郡防东县，此县位于山阳郡的西南部，张俭身为东部督邮，根本不该经手此事。如果全郡的事务都由一个督邮来管，那要其他4位督邮干什么？总之，按照东汉制度，像这种情况，应该由山阳太守责成西部或南部督邮调查，尔后太守将调查结果写成公文，上奏朝廷才对。
　　翟超被捕以后，太尉陈蕃多次向汉桓帝为他说情。这位陈蕃是袁汤的故吏周景的故吏，所以其实也可以算作袁氏故吏。而袁绍的生父——京兆尹袁逢曾负责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并导致了侯参的自杀，所以侯览与袁家的关系必定也相当恶劣。当时袁赦仍是中常侍，所以袁家并非与阉党水火不容，而只是与侯览等少数宦官有矛盾。但大多数党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一心希望彻底铲除宦官，掌握全部政权，由此便产生了大量地方官与宦官的纠纷。汉桓帝夹在两派中间，努力保持平衡。往年，宦官张让的弟弟犯法，河南尹李膺将其处死。汉桓帝调查明白后，责备张让，而升李膺为司隶校尉。济北相滕延见侯览、段珪等宦官的宾客欺压百姓，便命衙役当场斩杀数十人。侯览、段珪等人向桓帝哭诉，桓帝反而将滕延提升为京兆尹。这些例子说明，汉桓帝并非一味袒护宦官，而侯览如果只是因为被没收了部分财产，就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他根本忙不过来，也不可能成功。其实，张俭的上司翟超也只是被判剃掉头发，罚作苦役而已。张俭如果只是受翟超之命，参予没收了侯览的财产，恐怕侯览不会特别在意他。
　　张俭案的影响之所以会如此广泛而深远，原因是张俭不仅破坏侯览的财产，而且还杀了侯览的家人，情节比滕延案还要严重。《后汉书·党锢列传》只是简单地提及“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而《后汉纪·桓帝纪》对此案的记载比较详细，情节大致如下：
　　张俭在街道上遇到侯览的母亲一行，对方不肯让路。张俭大怒，带人将侯览的母亲及其家眷、仆役百余口人当场杀死，又捣毁了侯览在山阳郡防东县的房舍，随后只身潜逃。汉桓帝闻报后便下达诏书，传唤张俭到廷尉府接受调查。但此时张俭已经逃走，还有很多对朝廷不满的官员和百姓暗中保护，官府根本抓不到。在庇护张俭的人中，最年轻、也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时年16虚岁的孔融。后来，张俭在孔融等人的帮助下，翻越长城，投奔鲜卑人去了。
　　如果张俭案的真相确如《后汉纪》所说，那么党锢案的来龙去脉就容易解释了。本来，如果张俭像滕延一样去廷尉接受质询，那么他罪止一身，甚至可能会像滕延那样被赦免，而绝不会引发党锢大案，株连他人。但是他一逃，事情便说不清楚了。汉桓帝的为人向来始乱终弃，就连徐璜、具瑗、左悺等老资格的宦官都难以避祸，侯览也曾受过严惩，不可能被特别袒护。汉桓帝所担心或气愤的，肯定不是张俭擅杀侯览的家人，而是张俭逃走后一直不能被抓住，最后居然还让这个通缉犯长驱上千里，渡过黄河，穿过众多城镇和要塞，翻越长城去投奔敌国。无疑，这反映了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是多么激烈地反对东汉政权，乃至于整个帝国制度。因此，桓帝才感到有必要发动一场旨在清理官僚队伍的政治运动，而这次运动的名字就叫“党锢”，意思是“禁止结党营私的人当官”。同时，他命令逮捕所有曾经窝藏过张俭的人员，并将其中许多人处死，但孔融却得到了赦免。
　　身为宦官，侯览很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公元166年秋季，他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后汉纪》作“牢顺”）上书，说李膺、杜密等官员与太学生结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见了，果然不喜。侯览又指使同乡朱并上书，说张俭与山阳郡的刘表等24人相互吹捧，结为所谓的“八俊”、“八顾”、“八及”等团社，还刻石立碑。桓帝闻报大怒，下诏逮捕这24人，但只抓到少数几名，刘表等人都失踪了。经调查，发现刘表是长乐卫尉王暢的同乡兼学生，王暢又是太尉陈蕃的故吏，事情于是越闹越大。确实，王暢与刘表的关系一向密切，后来刘表担任荆州牧时，王暢的孙子、“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不远千里，从长安前去投奔他，自有其道理。
　　公元166年底，汉桓帝下诏，命令逮捕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数百名党人，以“钩党罪”关入监狱。许多党人像张俭一样逃走，朝廷悬赏重金捉拿，但最终还是没能全部抓住。汉桓帝委托中常侍王甫与三公会审李膺、杜密等被捕的党人，最终的审问记录需要王甫和三公的联合签字，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当时与王甫会审党人的三公究竟是谁，竟然也没有定论。再一次，范晔的《后汉书》令人失望地自相矛盾。《后汉书·孝桓帝纪》说，公元166年七月，太尉陈蕃被免职；九月，光禄勋周景升太尉；十二月，党锢运动开始。这样一来，参予审讯党人的太尉应该是周景，而不是陈蕃。但《后汉书·陈蕃列传》中却说，李膺等党人被捕之后，太尉陈蕃上表劝谏，结果被革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又说，陈蕃作为太尉，被要求和其他两位三公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后来司马光读《后汉书》至此，显然一头雾水，所以在他的《资治通鉴》里根本不写党锢运动发生在哪个月。
　　所以，我们还是采信《后汉纪》的说法吧。党锢运动始于公元166年九月，陈蕃的太尉职务则并未被汉桓帝革除。陈蕃本应和其他两位三公，即司徒胡广、司空刘茂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但他坚决不肯，随后又上表为党人说情。汉桓帝不为所动，命令将李膺、杜密等党人关进洛阳各监狱里，长期囚禁起来。
　　党锢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全中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因而也特别为当时和后来的知识分子诟病。对于以“士大夫”自居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东汉帝国从党锢运动开始，就完全不再值得他们的维护了。
　　但是，士大夫尽管拥有书写历史的特权，却很少能够真正改变国家的命运。真正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被士大夫鄙视的军人。而在党锢运动前后，军队却坚决地站在汉桓帝与宦官一边，这就决定了士大夫的所有反抗最终都将被武力镇压的命运。
　　和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一样，汉桓帝的谥号“桓”代表了朝廷在他死后对他的官方评价。“桓”可绝对不是恶谥。按《逸周书·谥法解》：“辟疆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汉桓帝的一生，其实是勤于政事的一生，也是武功赫赫的一生。导致他死后蒙上恶名的，正是迫害士大夫的党锢运动。
　　如前文所述，汉桓帝亲政之后，为了扭转东汉中期日渐衰颓的国势，便排“仁”用“义”，不再重要郭、马、袁、杨等开国元勋的后代和世卿世禄的豪门成员，而着重从民间提拔新人才。在军事领域里，桓帝“举贤上功”，用人唯才而不唯亲，弃用长期垄断西北军权的邓、马、耿、窦等将门成员，转而提拔下级军官，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凉州的三位将领：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所以合称“凉州三明”。张奂和段颎都是梁冀的故吏，梁冀倒台之后，汉桓帝没有一味排斥梁党，而是重用“凉州三明”。近百年来，东汉军队在对外作战中胜少败多，特别是羌人多次横扫凉州，延及并州和益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在凉州三明的努力下，汉军很快扭转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征服了众多游牧民族，收复了大片国土。
　　公元166年，鲜卑人的攻势渐渐衰减，西羌已经陷入绝境，东羌也陆续投降，东汉帝国的国际声望重新大幅提升。是年九月，洛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远方来客——大秦王安敦的使团。“安敦”显然是“安东尼”（Antonius）的汉朝译音，而此处的“大秦王安敦”，当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MarcusAureliusAntonius，公元161～180年在位）。此人博学多才，号称“哲学家皇帝”，对东方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向中国派遣使团似乎并不奇怪。可是，当时就有汉朝官员怀疑这个使团是假冒的，因为在汉代中国人眼里，大秦向来以“宝众”著称，而这些使者并未带来什么稀奇贵重的礼品，甚至连火浣布都没有，只有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的特产。但不容怀疑的是，这个使团知道当朝的罗马皇帝姓“安东尼”。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经东南亚海上坐船来到中国的，说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此时仍然不通。此前半个世纪在罗马出版的托勒密巨著《地理志》，也已记载了从红海出发，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到中国南方的航线。无论怎样，这都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甚至比马可·波罗造访中国更重要。
　　罗马人在公元166年造访中国，并非出于偶然。在后面的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大秦使团”访问中国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将会发现，他们其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件连送礼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稀奇礼品。打开这个神秘的“潘多拉盒子”，从里面飞出来的小东西就会令业已走上复兴之路的东汉帝国骤然衰亡。
　　送走大秦使团之后，公元167年正月，东羌又开始了侵略。时任护匈奴中郎将的张奂派遣麾下的两员悍将——尹端和董卓分路出击，击退敌军。同月，最后一支西羌部落——当煎羌围攻武威郡，时任护羌校尉的段颎千里驰援故乡，一举全歼敌军。至此，西羌部落被完全平定。在持续了60多年之后，汉羌战争终于有了即将结束的征兆。
　　按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传统标准来衡量，桓帝的确是成功的君主，特别是与他之前和之后的几位皇帝相比，显得更是突出。桓帝亲政时期，天下风调雨顺，饥民显著减少，暴动近乎消失，经济迅速恢复，人口平稳增长，帝国的领土和威望不断地扩大，罗马和印度等遥远的国家连年入贡，东汉帝国俨然有中兴之相。桓帝一朝是东汉人口最多的时期，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56486856人，加上隐藏户口和少数民族，实际上可能接近7千万，为西汉后期以来之最，比隋唐时期的户口都多，直到北宋时期才被超过。
　　但是，汉桓帝并不能让士大夫满意，他们不断指责桓帝荒淫无度，沉迷于宗教，敌视正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齐桓公、汉武帝、汉光武帝和汉明帝这些所谓的“明君”也和桓帝一样“寡人有疾”，而在全体知识分子都信仰五德终始理论的时代，东汉后期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位能够令士大夫满意的君主，除非他甘愿把大汉政权拱手让人。
　　随着汉羌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桓帝也变得日益刚愎自用。除了太尉陈蕃之外，朝廷上已无敢于为党人说情者。正在此时，新息县长贾彪悄然来到了洛阳。
　　在士大夫的眼里，这位贾彪本不是什么善人。他本是太学生领袖，与郭泰齐名，后来举孝廉，到汝南郡当了新息县长。不久后，党人岑晊因为与张俭、刘表等人并列为“八及”，又在大赦期间屠杀汉桓帝宠幸的张美人全家二百余口，遭到通缉，逃亡进汝南郡中。各级地方官员都争相帮助他隐藏，只有贾彪不肯接纳，说：“此人要挟皇上，滥杀无辜，自犯重罪，而又不敢担当责任，四处逃亡，连累亲友，不是大丈夫。我身为县长，不去逮捕他就算宽厚了，难道反而要帮助他继续隐藏吗？”
　　但听说李膺、杜密等人下狱，贾彪却坐不住了，秘密前往洛阳，求见尚书霍谞和城门校尉窦武。霍谞曾助汉桓帝诛灭梁冀，因功封侯，颇受信赖，窦武又是桓帝的岳父。经三人密谈，窦武上书，一面赞颂大破羌人、万国来朝的功绩，提醒桓帝应该大赦天下，一面为党人鸣冤，最后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交还城门校尉和槐里侯的印绶，退休回家。
　　同时，党锢案的主审官——中常侍王甫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经过半年审讯，被捕的党人竟然没有一个肯认罪的，而李膺、杜密等人又说他们与很多宦官子弟关系密切，令王甫左右为难。见窦武上书，他干脆便也跟着上奏，请桓帝下大赦令。
　　公元167年六月庚申日，汉桓帝终于宣布大赦，释放党人。第一次党锢运动在持续了10个月之后，暂时告一段落，党人们也陆续返回朝廷做官。在这次运动中，除了与张俭、岑晊等人命案直接有关者外，并无党人被处死。党人们回到故里，反而如同衣锦还乡，各色人等远至上百里外迎接，聚集的马车多达数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党人范滂见此情景，长叹说：“你们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
　　第一次党锢运动发动之时，身为濮阳县令的袁绍应当恰好躬逢其盛。在此前后，他还遇上了两件要事：第一件是娶妻生子，第二件是他的母亲去世。因为母亲去世，所以袁绍按照官场的规矩，辞去濮阳县令一职，回家送葬服丧。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袁绍首次结婚的时间和袁绍三位儿子的生年问题，结论是：袁绍娶妻在公元170年之前，袁谭出生在公元171年以前，袁熙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前，而袁尚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后。
　　袁绍的母亲究竟何时去世，史无明文。但是，袁绍的治丧却十分著名。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的记载，袁绍与袁术兄弟丧母时，归葬于家乡汝南，曹操、王俊等三万人会葬。曹操见到葬礼的盛况，就悄悄对王俊说：“天下即将大乱，为乱首者一定是这两兄弟。要想拯救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杀这二人，祸乱就要开始了。”王俊回答：“像你这么说，能拯救天下的英雄，除了你自己，还有谁呢？”曹、王二人于是相对而笑。
　　轻信这种荒谬记载的人，恐怕没有研究过袁绍兄弟的生平。首先，袁绍和袁术肯定不同母，如果袁绍之母去世，袁术未必会参加葬礼；其次，综合各方面的史料看，袁绍母亲去世时，曹操应当不过十岁左右；第三，曹操年青时，与袁绍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又长期追随袁绍，怎会突然说出这种话；第四，东汉末年，只有一个人的葬礼吸引过三万名宾客，就是享誉天下的高士陈萛，袁绍之母身为女奴，袁家当时又正处于事业的低谷，她的葬礼怎能有陈萛那么高的号召力。凡此种种，都是曹魏集团为了证明曹操早已与袁绍、袁术兄弟断绝关系，从未与袁绍同心而挖空心思编造的，破绽百出，不值一驳。
　　然而，袁绍在母亲的葬礼上确实做了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服三年之丧，并且在此后“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先为母亲服丧三年，又为亡父“追补”服丧三年，这听上去很感人，其实却是“非礼”的。幼年丧父，青年丧母，袁绍的情况与孔子极为相似，而孔子只服母丧，不再追服父丧。孔子确实说过：“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孟子也说过：“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但孔子又说：“过犹不及。”所以，连续服丧六年，其实和没服丧差不多。而且，汉朝官员服丧，根本无需服三年。《礼记·三年问》规定：“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汉文帝又诏令丧期以日易月，实服25日。东汉时，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曾多次进行，汉桓帝在位初期，梁冀曾经一度允许“二千石”级别以上的官员服三年之丧，但在汉桓帝亲政后便明令禁止。身为“一千石”级别的县级官员，袁绍要连续服6年丧，虽然无可非议，其实有不合情理与时代风尚之处。
　　更何况，袁绍其实并不太为母亲的去世而伤心。据《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记载，汝南人许劭字子将，是袁绍的同郡老乡，以品评人物著称。袁绍因母丧辞去濮阳县令，穿着豪华的衣饰，带着大批车徒回家，将入汝南郡界时，突然想起许劭，于是说：“我这身打扮、车骑和随从，怎么能让许子将见到呢？”于是遣散宾客，换上简朴的衣服，独自驾车回家。可见，袁绍坚持长期服丧，并非出自对母亲和继父的真心哀悼，而主要是在别人，特别是许劭等社会名流面前演戏。
　　但袁绍的这场戏可不好演。在葬礼和长达6年的服丧期间，他将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葬礼和丧礼是儒家文化中最复杂的礼仪，至今在中国民间仍然部分保存着，因此无需作详细介绍。有时，我们在乡间会看到有人穿着破麻衣，爬上自家的房顶，挥舞着死者生前的衣服高喊：“魂兮归来！归来归来！”在灵堂里，又会看到有许多人聚在一起蹦蹦跳跳，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同时痛哭，一会儿又同时止哭。这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葬礼，至少已经有2千多年的传统了，也是包括袁绍在内的汉朝中国人应当举行的葬礼。
　　在服丧期间，袁绍必须披麻戴孝，也就是穿麻衣、粗草鞋等丧服。他还得“囚首丧面”，也就是披散头发，在脸上涂满灰泥，还拄着一根拐棍（也就是所谓的“哭丧杖”），以示自己悲痛得已经没有力气再站立了，看上去一小半像人，一多半像鬼。在服丧期间，袁绍不许欢笑，不许歌唱，不许听音乐，不许跳舞，不许洗澡，不许上班，不许投资，不许吃肉，不许饮酒，不许性交，还有许多其它的忌讳。如果违反了这些忌讳，那就是不孝，就是伪君子，服丧也就白服了。所以，有些人在丧期举办宴会，有些人的妻妾在丧期内怀孕，甚至只是为生活所迫而做点小买卖，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不难想象，许多服丧者都度日如年，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翻黄历。也不难理解，包括汉桓帝在内，历代中国皇帝都不大赞许这种古老的习俗，一再对家有丧事的官员“夺情”，即禁止他们辞职长期服丧，以免影响政府工作的正常进行。然而，毕生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袁绍却在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主动把这只需行25天的苦修延长到了72个月。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在袁绍服六年之丧期间，东汉帝国里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赦免党人之后，汉桓帝满脑子想的都是与羌人的最后决战。几年来，“凉州三明”虽然都屡战屡胜，但在桓帝的心目中，高下已判。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的策略是软硬兼施，而以招抚为主，都不肯痛下杀手。只有段颎血气方刚，能够坚决执行桓帝的剿羌战略。公元167年底，桓帝召“凉州三明”回京，皇甫规、段颎先到，张奂因为还在与东羌僵持，不能及时返回。桓帝于是单独给段颎下诏，与他商讨作战方案，拨调兵马钱粮，以便尽快出征。岂料出师未捷君先死，长使将军泪满襟！
　　窦武之女窦妙虽然立为皇后，但因为是陈蕃撮合的包办婚姻，根本不受桓帝的宠爱。段颎出征后不久，即公元167年冬季，桓帝又封田圣等九女为贵人，严重威胁到了窦皇后的地位，她的被废看来已经指日可待。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窦武、陈蕃等人当然不会坐视这种情况的出现。
　　公元167年十二月丁丑日，中国历史上生前公开挨骂最多、被骂得也最狠的君主——汉桓帝暴崩于洛阳宫中，享年36虚岁。
　　桓帝并非没有生育能力，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他共有三个女儿：刘华、刘坚、刘修，其中长女安长公主刘华嫁给辅国将军伏完，他们生下的长女又与汉献帝结婚，就是后来被曹操杀害的伏皇后。但无论如何，在桓帝死后，没有任何一位皇子活下来。桓帝的遗体还停在前殿时，窦皇后就杀了田圣，又要把其她八位贵人处死，多亏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谏，这才救下她们的命。窦武父子也没闲着，跑到宫中选美，挑了许多宫女带回家里享受，还顺便拿走许多宫内财宝，几天之内就成了暴发户。
　　据《后汉纪·灵帝纪》，窦武共有5子2女，其中3个儿子知名：窦绍、窦机、窦恪。《后汉书·窦何列传》则说窦绍是窦武哥哥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窦靖。这样就又产生了矛盾。其他几人在史书上都一笔带过，可以不论；窦绍却是窦武的左膀右臂，又与袁绍同名，所以值得研究一番。无论采信哪一种记载，窦武自己都不是没有儿子，但桓帝每次封赏窦家，窦绍都仅次于窦武受封，而窦武的哥哥却不在其列。这些情况说明两件事：窦武把窦绍看作自己的儿子；窦武如果有哥哥的话，也早就死了。
　　综上所述，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窦绍是窦武的亲生儿子，但在窦武的长兄去世后，被追认过继给他，故而起名为“绍”；窦武还有窦机等几个儿子，但对窦绍的感情却最深，窦绍的能力也比窦武的其他几个儿子强。这可能是因为窦武年长，更可能是因为，窦绍作为窦武哥哥的宗法继承人，需要从小独立照管许多事情。很多中外历史名人都是早年丧父，不得不自幼挑起家庭重担，所以显得特别早熟，综合能力大大强于有父母长期照料的孩子。袁绍和窦绍的情况更为特别：他们的亲生父亲还健在，时刻可以提供帮助；自己又有孤儿的身份，必须承担许多责任。从人性上讲，窦武和袁逢喜爱窦绍和袁绍，甚于自己其他的儿子，也在情理之中。
　　桓帝死后，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司徒胡广辅政。为了能够长期执政，他们效仿王莽和梁冀，想在刘氏宗室中寻找一个少儿当皇帝，最后选择了年纪最小的候选者——解犊亭侯刘苌与董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宏。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5）
　　第三章浮出水面：
　　第一节：四世三公伟业背后的黑幕
　　两次党锢之祸，袁家安然无恙，唯独袁绍因为娶了个党人老婆遭到禁锢。袁家的官场鬼才们闪转腾挪，迅速转为外朝领袖，开始了黑白两道的通吃生活。
　　第一节巧妙的避祸：袁绍的六年守丧生活
　　窦家为了自己，违背宗法，拥立灵帝，因而非常忌惮了解宫中秘事的宦官。党人们为了报党锢之仇，稀里糊涂的上了窦家的贼船，准备联手消灭宦官。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袁家这次总算没有站错队，还顺带把皇亲董卓收为幕僚。只是委屈了袁绍，因为娶了个党人老婆，不得不继续窝在家里“守丧”。
　　公元168年正月庚子日，刚刚年满12虚岁的刘宏在窦武、陈蕃、胡广等人的拥戴下，在洛阳即皇帝位，史称汉灵帝。
　　小时候，灵帝经常听人说，皇帝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美丽的宫女成千上万，因此特别羡慕。到了洛阳之后，他才发现，宫廷生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洛阳宫中不仅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多美女，就连像样的房子都没几间，仓库里也没有什么积蓄。桓帝在位时期，宫殿经常失火，但因为国家经济紧张，一直没有大兴土木，许多宫人都在临时搭建的小木屋里凑合着住。段颎西征时军费不足，桓帝带头出钱，再加上窦武父子的提前搜刮，当然不可能给灵帝留下多少积蓄。宫里的美女不是被窦太后处死，就是被窦武父子带回家享用，也所剩无几。灵帝见了这幅情景十分感慨，但不是称赞桓帝的节俭奉公，而是嘲笑桓帝“不能作家居”，生活缺乏品位，于是和一些宦官合计，开始经营自己的小金库，准备大规模兴建和装修皇宫。
　　二月，段颎在逢义山（今宁夏固原市西北）大破东羌，残敌散入山谷之中，看来已经不堪一击。与此同时，洛阳的中朝与外朝两党也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窦家的上台既非出自桓帝之意，立灵帝又不符合宗法，所以注定会造成比霍光、王莽、梁冀拥立新君时更加激烈的冲突。了解宫中秘事的只有宦官，窦武对这一群体颇为忌惮，想将他们消灭掉。太傅陈蕃也正想为党人报仇，于是与窦武联合推荐著名党人王暢为司空，杜密为太仆，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李膺为长乐少府，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栾巴为议郎，控制洛阳周边的军政大权，准备逐步消灭宦官。
　　中常侍管霸曾主审李云案，虽然为之说情，仍为士大夫所不容。后来，他又与中常侍苏康阻止窦太后杀绝桓帝九贵人，所以特别为窦家仇恨。陈蕃、窦武顺利地杀掉了管霸和苏康后，便向窦太后商议，要一举铲除宦官。窦太后却犹豫不决，反问道：“宦官自古便有，又不是都坏。你们杀光宦官，将来上朝时，难道让我这个女人抛头露面吗？”
　　的确，就大规模屠杀宦官这件事来说，对帝国其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对宦官的屠杀，结局全都是皇朝的迅速衰亡。其中年代最早、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当数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公元前336年处死大宦官博格雅斯等人的事件。3年之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入侵波斯，埃及、巴比伦诸省不战而降，印度、中亚等地也宣布独立，大流士三世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却仍旧一败涂地，在公元前330年便身死国亡。在中国，秦王子婴刺杀大宦官赵高，40余日之后，秦国便灭亡了；朱温欲篡唐位，先杀宦官700余人，5年后灭唐；崇祯皇帝铲除魏忠贤党羽，此后天下大乱，过了17年，明朝就宣告灭亡。东汉的例子更加典型：几代外戚谋划屠杀宦官失败后，袁绍、袁术兄弟终于办成了这件事，此后汉朝便如同行尸走肉。董卓、曹操等人能够很容易地以少量兵力控制皇帝，腾出手来对付群雄，与宫中缺失宦官有很大关系。
　　宦官固然有其可憎之处，但在帝国体制中却起着非常重要，而且无法取代的作用。作为皇帝、外戚和外朝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一旦宦官遭到沉重打击，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便难以再正常运转。古今中外计划屠杀宦官的，无一不是打着清君侧和中兴大旗的，但没有一次中兴成功；也无一不是想独掌朝政、进而谋求皇位的，窦武与此后的何进，以及袁绍、袁术兄弟自不例外。士大夫和社会各界对窦、袁屠杀宦官行动的支持，表面上看是对正义的拥护，实际上却在敲汉朝的丧钟。
　　九月辛亥日凌晨，曹节、王甫、朱瑀等宦官得知窦武的计划，挟持汉灵帝发动政变，诬告窦武等人谋反，逼迫各尚书、黄门作诏，宣布逮捕陈蕃、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都拒绝作诏，王甫拔剑斩杀山冰，又将尹勋等人关入牢房，并释放被窦武监禁的宦官郑砯，命他去逮捕陈蕃、窦武。窦武闻讯，骑马跑到步兵校尉窦绍营中，与窦绍射杀郑砯等人，召集北军五校部队，准备入宫消灭宦官。
　　此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司马董卓等凉州悍将刚刚凯旋回京。宦官们于是请汉灵帝下诏，命凉州军随车骑将军周靖共讨窦武。王甫自率千余名禁卫军出朱雀门，正逢陈蕃带了几十名官吏和太学生提刀冲入宫来，要与宦官拼命。王甫便将他们全部逮捕，然后到宫外与窦武、窦绍军对阵。清晨，王甫与窦武对骂，窦武渐渐理屈词穷，其部下陆续倒向王甫。正在此时，周靖、张奂、董卓的大军赶到，北军五校将士见势不妙，全部投降，窦武、窦绍在绝望中自杀。陈蕃、窦武两人的男性亲友或被处死，或被逮捕，家眷流放交州日南郡，窦太后则被软禁在南宫云台，其地位被灵帝的生母董贵人取代。李膺、杜密、刘瑜、栾巴等人因为与陈蕃、窦武关系密切，所以也都被革职或降职。栾巴上书鸣冤，结果再次被关入死牢。这一次，栾巴不再指望有地震来拯救自己，便与尹勋等人在狱中自杀了。
　　陈蕃、窦武、栾巴、尹勋等人的死讯和李膺、杜密等名士被逮捕的消息传来，郭泰对朋友长叹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郭泰的这段话中两度引用孔子编订的《诗经》，正是孔子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充分表现了儒家教育对汉代知识分子人生的巨大影响力。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出自《诗经·大雅·荡之什》，在此指陈蕃等名士之死将导致汉朝的衰亡；“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出自《诗经·小雅·正月》，在此指改朝换代。和“逐鹿中原”里的鹿一样，乌鸦也指国家政权。后来，曹操在赤壁之战前作诗《短歌行》，大概突然想起郭泰，便将“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改写为“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细细品味，曹操的这句诗似乎说明，他预感自己的军队在南方难以立足，所以打算挥师撤退，到北方的大树上去找可以落脚的枝桠了。
　　其实，郭泰已经自问自答了“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的问题。“瞻乌爰止”中的“爰”，汉朝时与“袁”字通假，西汉名臣袁盎在《史记》里写作“袁盎”，而在《汉书》里就写作“爰盎”，后来黄忠也称时任虎贲中郎将的袁绍为“爰中郎”。郭泰说“瞻乌爰止”，明明在暗示听众，未来的国家政权将属于袁家。正因为那只乌鸦将会落在袁家屋上，所以在袁绍后来的大本营邺城，将会修建起“铜雀台”，台顶上的那只铜雀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只乌鸦，也就是曹操所谓的“乌鹊”。无论是对于袁绍，还是对于曹操或其他人来说，这只神圣的乌鸦都象征着国家政权。
　　政变成功后，阉党论功行赏，拜曹节、王甫、朱瑀等十余名宦官及张奂为侯爵，又封张奂为少府，后来又加封为九卿之一的大司农，而董卓则被封为戊己校尉。戊己校尉屯驻在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那里当时是东汉帝国西部边陲的最前哨，重要性不言而喻。
　　董卓的早年生平也充满了谜团。《三国志》说他是“六郡良家子”，《汉末英雄记》也说他是官宦子弟，而《后汉书·列女传》则说他是“羌胡之种”。大概这些记载之间都不矛盾，董卓确为羌族，或是有羌族血统的混血儿，所以他年轻时与羌族豪帅来往密切，后来又能得到羌族和其他西北游牧民族的支持。但董卓的家族早已归附汉朝，很早就到内地做官，这也完全有可能。在董卓之前，汉朝与匈奴长年交战，所以匈奴人在汉朝为官的就很多。
　　随着汉羌战争的白热化，董卓的地位也扶摇直上。桓帝末年，他已成为中郎将张奂的部将。按照《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的记载，凉州刺史成就首先发现了董卓，后来董卓又得到并州刺史段颎的推荐，于是成为司徒袁隗的幕僚。这个记载肯定有误，因为按照《后汉纪》和《后汉书·段颎传》，段颎在公元161～163年之间担任并州刺史，而袁隗出任司徒则是在公元173年，当时段颎已经升任司隶校尉。段颎与袁家关系特好，又向来敌视张奂，而董卓与张奂的关系并不融洽，所以段颎向袁隗推荐董卓，完全有可能，但这要推迟到段颎担任司隶校尉和袁隗出任司徒以后。袁绍后来召董卓入京，应当就有董卓曾是袁隗故吏，受到袁家信赖的考虑。
　　汉朝选拔官员实现辟举制，被辟举者称辟举者为老师，执弟子礼，自称“门生”，事奉老师像事奉父母一样，这一习俗直到清朝的末代科举时期还保留着。汉代的所谓“故吏”，也就是老下级，同样有对老上司尽忠的义务。自袁安出任三公之后，袁家成员都特别重视结交朋友，有求必应，乐于举荐人才，因此在官场中“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敌人甚少，而朋友极多。裴松之《三国志注·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载有张纮为孙策撰写的一封致袁术信，里面说袁家“五世为相，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董卓能在袁隗这样的三公身边工作，对他日后的仕途必然会有极大的帮助。董卓、曹操二人都是袁氏门生故吏，后来却居然挟天子以害师尊，虽然成败不同，但都遗臭万年，其实是必然的结果。
　　在给司徒袁隗当幕僚之前，董卓历任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职。戊己校尉归凉州刺史领导，而汉灵帝前期的凉州刺史孟佗，即三国风云人物孟达之父，和董卓一样，也是被阉党提拔的。当年孟佗为了当官，打算结交大宦官张让，但张家门口每天等候张让接见的马车常有上千辆，往往得排好几天的队，才能得到张让的一次赏脸。孟佗不想排队，便和张让的家奴结好，为他们花了很多钱。后来孟佗到张家来，家奴们当街对他下拜，带着他加塞，第一个进了张家。排队等候的人们见状大惊，以为孟佗是张让的老朋友，就在孟佗出来后，争先恐后地向他送礼。就这样，孟佗在一天之内弄到了许多珍宝，于是挑了几件特别珍稀的，下次来拜访的时候转送给张让。在这些礼物中，有一罐葡萄酒。在唐太宗在公元640年吞并高昌之前，中国并不掌握葡萄酒酿造技术，葡萄酒都要从西方进口。而在梁冀、袁汤丢失西域之后，丝绸之路被隔断，葡萄酒在东汉帝国内从此绝迹，连张让都从来没有见过。张让本来就是个酒鬼，他的儿子——太医令张奉更以经常发酒疯闻名。饮过葡萄酒后，张让大喜，于是表孟佗为凉州刺史，帮他向西域采购葡萄酒。为了重新打通葡萄酒之路，孟佗在公元170年发兵3万讨伐疏勒国，结果大败而归。从此，西域之事就更不可问了。
　　除了张奂、董卓、孟佗这些受宦官器重的官员得到升迁之外，司徒胡广也升为太傅，录尚书事，成为朝廷百官之首。
　　这位胡广可谓是官场上的不倒翁，据《后汉书》统计，他“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因为他恪守中庸之道，又擅长政务，所以早在当小吏时，法正的父亲法真便曾称他“有公卿之量”，洛阳民谣也赞许他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他前后共经历过大小政变十余次，毕生6起5落，但在野从未超过一年。像胡广这样谁都不得罪，谁上台都支持，谁执政都起用的官员，也许只有五代时期的冯道可以媲美。
　　除了袁汤父子等官场上的老同事之外，胡广与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就是他的首席幕僚王允，以及他的学生蔡邕。蔡邕后来正是被王允处死的，其表面原因是董卓，而根本原因则正是袁汤的子孙。胡广的故吏王允与胡广的门生蔡邕的决裂，证明了胡广根本没有明确、一贯的政治主张，这使得他可以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可以“五作卿士，七蹈相位”，也可以当半个世纪的和事老，但却不能避免在自己死后，“天下中庸”梦想的彻底破灭。
　　陈蕃、窦武败亡之后，汉羌战争的最后决斗也已迫在眉睫。公元169年七月，段颎大破东羌于射虎谷（今甘肃省天水市西），斩首1万9千，而汉军阵亡者仅有4百余人。如此悬殊的阵亡比例，充分证明了段颎的军事才华。在此之前，羌人击汉军，往往以少胜多。如果以往的汉军将领能像段颎这样作战，汉羌战争可能根本不成其为战争。如今战争硝烟散尽，可惜破格重用段颎的汉桓帝已经看不到胜利的捷报了。
　　射虎谷之战宣告了汉羌百年战争的正式结束。如果我们相信古籍的记载，那么“羌”这个民族几乎被灭绝了，少数余部根本不可能形成气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仅仅十几年后，羌人还将随边章、韩遂、董卓、马腾、李傕、郭汜等军阀举兵，客观上加速了东汉帝国的灭亡。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东汉帝国已经灭亡之后，维护汉朝的最后一股势力——蜀汉，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羌人的军事力量苦苦支撑。刘备从小喜欢编织，与羌人的特产——牦牛尾结下了不解之缘；青旄等羌族部落的骑兵常年跟随刘备出生入死，又特别为诸葛亮看重，在书信中屡屡提及；为刘备占领益州立下大功的马超，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羌族血统；诸葛亮出岐山北伐时，凉州诸羌群起响应；更有甚者，最后一名为汉朝捐躯的将军姜维，也像他的姓氏“姜”显示的那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羌族人。当汉朝在大多数汉族人心目中已经像肥皂泡那样破灭之时，羌人却还在为之浴血奋战。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加沉重的话题得讲，那就是第二次党锢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党锢运动仅限于禁止党人参予政治事务的话，那么第二次党锢运动显然要血腥得多，因为其中涉及了太多的权利纠葛。既然陈蕃、窦武一党想要屠杀宦官，那么宦官自然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段颎的捷报送到洛阳后，他们终于可以集中力量下手了。
　　射虎谷之战的3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169年十月丁亥日，中常侍侯览命人指控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为钩党，要求逮捕他们。郭泰在当年春天刚刚去世，所以不在名单之中。逮捕令下达后，大部分党人都选择了坦然入狱。历史教训证明，像张俭、刘表那样逃亡，代价太高昂了。当朋友劝李膺远走他乡时，这位老者却平静地说道：“出了事端不推卸责任，犯了法律不躲避刑戮，这是臣子最基本的节操。我年已六十，祸是自己招来的，又有何可避呢？”也许，上次桓帝迅速宽恕党人，令他们此时还心存幻想，以为自己大不了也就是再次被革职为民，回家种地而已。
　　但与第一次党锢运动不同，执政者这次因为已经大开杀戒，便决定干脆斩草除根。听说要处决党人，时年14虚岁的汉灵帝感到稀里糊涂，便问中常侍曹节：“党人为什么要被杀掉呀？”曹节回答：“党人们相互拉拢，图谋不轨，妄图颠覆我国家，夺取我政权。”汉灵帝听了十分害怕，立即在判刑文件上签了字。很快，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党人便全部被执行了死刑，他们的亲友也都被列入党人的黑名单，禁止入朝为官。天下名士之中，只有袁闳没有受到处罚，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批评过阉党，而是因为他隐居山林，消极避世，甚至不再与袁家的其他成员来往，对宦官的实权没有形成威胁。
　　在上百名士大夫喋血京师的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绍正在家乡汝南安安静静地服着他的“六年之丧”。这是多么奇异的现象！
　　为了解释这件怪事，就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
　　袁绍的首任妻子是谁？
　　这个问题仍然史无明文，《后汉书·袁绍列传》只说他的后妻姓刘。然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提及：李膺之子李瓒对自己的儿子李宣说：“袁本初汝外亲。”所谓“外亲”，与“外戚”的意思相同，即姻亲。李膺在公元169年自称“年已六十”，说明他生于公元110年，比生于公元146年的袁绍年长36岁。所以，袁绍很可能是李膺的女婿，即李瓒的姐夫或妹夫，也是李宣的姑夫。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即李瓒是袁绍的姐夫或妹夫。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袁成“早卒”，且有一个女儿嫁给高躬，生第二个女儿的可能性不大；袁逢的女儿既是袁绍的姐妹，也是袁术的姐妹，但袁术却不被李宣视为“外亲”。因此，李瓒不太可能娶袁家女子为妻，袁绍的首位妻子应是李膺的女儿。
　　与党人领袖李膺的联姻，肯定出于袁绍及其长辈的精心设计。李家相传为赵将李牧之后，与袁家同属土德、崇尚黄色，同为豫州大族，在社会上又备受尊崇，与之联姻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于李膺来说，袁绍英俊潇洒，知书达礼，虽然不过十几岁，但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人，已是一家之主，私人财产至少有上亿之巨，条件这么好的女婿一百年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发动之后，袁绍却要为这次联姻付出沉重的代价。
　　身为党人领袖，李膺受到的处分尤为严厉。他自己被处死不算，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到边塞，其门生、故吏及所有直系亲戚全部被禁锢。于是，李膺的女婿袁绍也成了党人，同样必须被禁锢。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在母亲去世和党锢运动开始后，只能赋闲在家，还得为自己没进监狱而感到庆幸，原因大概是袁家在宫里有袁赦帮忙说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一直要等到公元184年党锢运动终止之后，才能出来做官。同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的前两个儿子——袁谭和袁熙——会比小儿子袁尚大出许多，因为他们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前生育的，而袁尚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后生育的。在这6年丧期内，袁绍真的遵守丧礼，没有和他的妻妾们生育任何子女。
　　至此，袁绍的“六年服丧”之谜已经逐渐揭开了面纱：
　　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开始的公元169年，袁绍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三年母丧。袁绍见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被处死，十分害怕，只好在故乡继续呆下去，而名义就是为自己宗法上的父亲袁成追补服丧。其实，他对这位没给自己留下任何印象的伯父兼继父不可能有多少深厚的感情。他的后三年服丧，更多地是在哀悼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之死，也聊以避世，等待复出的时机。这使得他的青年生涯非常与众不同，特别是与他的异母兄袁基和异母弟袁术相比，显得更加特别。
　　被禁锢的党人袁绍固然必须赋闲在家，但是并不必苦修72个月之久的超长丧礼。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主要是为了在士大夫，特别是党人中树立威望。正是在第一次党锢运动之前三个月，著名党人荀爽曾经上奏汉桓帝，强烈要求在官员中恢复“三年之丧”制度。党锢运动开始之后，袁绍不仅没有为了避免戴上“党人”的黑帽子，与李膺的女儿离婚，反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仕途，身体力行地坚持执行“三年之丧”，尔后又“追行父服”。这种行为看似反常，实际上是对汉朝政府的抗议示威，必定会赢得荀爽等党人的钦佩，为袁绍以后的人际交往积攒政治资本和领袖威望。除此之外，自从袁安平反楚王英案，挽救许多佛教徒的生命以来，袁家便势必会时常与佛教接触，这或许也是袁绍过6年禁欲苦修生活的精神动力来源。
　　在禁欲苦修期间，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忍”字。汉语中的“忍”字有双重意思：一是忍耐、坚毅、有自制力，二是残忍、不宽容。这两重意思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却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中世纪日本的“忍者”，也许能最好地诠释“忍”字的这双重特性：对自己强加极高的要求，尽全力保持和提高坚毅、忍耐的自制力；对他人则相当残忍、不宽容，甚至对自己的子女都是如此。在这个方面，古代印度和希腊的武士阶层（即所谓“刹帝利”），与日本忍者也极为相似。笔者认为，长期的禁欲往往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如果修炼者信奉的理论中缺乏恕道，便容易产生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思想。袁绍经长期禁欲苦修和赋闲在野之后，一旦手握大权，便立即开始极端血腥的报复，后来又把仇恨的火花撒向亲友、部下和同事，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自我毁灭，其思想根源恐怕正在于此。
　　作为袁家仅有的党人，袁绍可以孤独地过他的苦行僧生活。但对于袁家的其余成员来说，汉灵帝的朝廷可从未忘记他们。据《后汉书·崔骃列传》记载，在建宁年间（公元168～171年），名士崔萛去世，但崔家经济困难，无力治丧。于是，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三位九卿一起凑钱帮崔家办丧事，大鸿胪袁隗书写碑文。由此可见，就在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氏一门同时出了两位九卿，骤然重新显贵起来。此事还说明，袁氏兄弟与杨赐、段颎二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杨赐的杨家，是东汉末年唯一可与袁家相提并论的公族。杨赐的祖父杨震官至司徒和太尉，杨赐的父亲杨秉官至太尉，杨赐本人是汉灵帝的老师，后来官至司空、司徒和太尉，杨赐之子杨彪也把三公作了一个遍，算是另一个“四世三公”门第。但是，若论首次担任三公的时间，杨氏四世可都比相应的袁氏四世晚几十年：杨震晚于袁安，杨秉晚于袁敞，杨赐晚于袁汤，杨彪晚于袁隗。若论势力和财富，杨家更远远不如袁家。袁、杨两家人的关系相当不错，杨秉曾与袁逢联合查办侯览、侯参兄弟贪污案，杨彪又娶了袁逢的女儿，生下儿子杨修。因此，杨赐与袁逢是儿女亲家，而杨修就是袁逢之子袁基、袁术的外甥，其实也是袁绍的外甥。后来隋皇室自称是杨震的后裔，这和唐皇室自称是李广的后裔一样不可信，但足以说明，南北朝、隋唐时期，杨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相当高，值得皇室攀附。
　　公元170年春，段颎凯旋回到洛阳。汉灵帝命大鸿胪袁隗到西周旧都镐城去劳师，拜段颎为侍中，封新丰县侯，属民一万户。大鸿胪一职主管外交和封赏，所以袁隗此行合情合理，但也能看出，朝廷用心良苦，给足了袁、段两家面子。次年，段颎升任少府，所以崔萛去世的时间一定是公元171年。
　　公元171年正月初一，汉灵帝为了庆祝自己的15虚岁生日，宣布大赦天下，只有党人不赦。也就是说，只要是党人，就仍旧不许做官。尽管如此，党人袁绍还是在这一年停止服丧，随即来到了首都洛阳。既然无法立即重新步入宦海，那么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6）
　　第二节金钱的力量：倒向宦官的军官群体
　　为了打击讨厌的士人，汉灵帝下令刊刻熹平石经，规范太学教材，又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三互法》，防止党人们拉帮结派。深谙官场规则的袁家这回再次显示了惊人的智慧，收获司徒高位。在东汉帝国由中兴而衰微的转折性时代，袁家反而完成了四世三公的伟业，开始了备极尊荣的光辉岁月。
　　在袁绍回到洛阳定居的次年，也就是公元172年，东汉政坛上的众多风云人物像是要为后生才俊让出施展才华的空间那样，接连告别了人世：三月，“官场不倒翁”太傅胡广病故，太傅掾王允主持葬礼，蔡邕作长篇碑铭；五月，第二次党锢运动的主谋侯览因罪自杀。
　　六月，窦太后在软禁中神秘地死去，随后在朱雀阙的墙上出现一篇标语，指责“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导致天下大乱。灵帝和曹节、王甫等宦官责成司隶校尉刘猛追捕此文作者，结果查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抓到主犯。灵帝大怒，将刘猛革职查办，改拜御史中丞段颎为司隶校尉。段颎受宠若惊，立即以征讨羌人同样的干劲，积极地四处抓人，前后共逮捕了千余名嫌疑犯，其中大多数都是太学生。三个月后，段颎又按照曹节、王甫、袁赦的指示，处死反对王甫的郑飒、董腾等宦官，并以谋反罪逮捕了桓帝的弟弟勃海王刘悝及其妃宋氏，迫使他们自杀。
　　刘悝案给阉党带来了官运，12人因而封侯。不过，它与朱雀阙标语案加在一起，又令士大夫们对段颎恨之入骨。
　　身为一代名将，段颎为何要阿附宦官呢？这是由东汉帝国军政制度决定的。同为镇抚西北边疆的将领，张奂、孟佗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依附宦官，绝非偶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行军用兵之术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后勤。段颎等人每次出兵，都要向朝廷呈递细致的军费预算。由于东汉后期经济不景气，将领们总是面对着军费不足的困扰，导致士兵的数量、装备和士气都不能令人满意，甚至连基本的军饷都难以保证。当时，中朝势力强大，掌握着帝国主要的经济命脉，将领如果与中朝的宦官关系不融洽，后勤便没有保障，更谈不上战胜敌人了。此外，中朝还主导着人事部门，将领的个人前途与此息息相关，滕抚和段颎两人截然相反的仕途就是明证。因此，东汉后期的军队，无论是京师的禁卫军，还是外地的边防军，都相当畏惮宦官，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
　　随着老朋友段颎的得势，袁家的再度辉煌也已指日可待。公元172年十二月，汉灵帝下诏，封大鸿胪袁隗为司徒，袁氏家族空前的“四世三公”官场伟业终于大功告成。至于袁隗留下来的大鸿胪之位，则被灵帝赐给了曹操的父亲曹嵩。
　　既然已经当了三公，袁隗自然要开府，而开府就需要招聘幕僚。段颎如果曾经向袁隗推荐董卓为幕僚的话，必定是在这个时候。袁隗肯定不会想到，作为朋友段颎的门生和他本人的故吏，这位“董师爷”心中全无知遇之恩，反而将会置自己全家老小于死地。
　　袁隗出任司徒3个月之后，他的老朋友杨赐也升任司空；又过了3个月，司隶校尉段颎又升任太尉。至此，当年一起为崔萛办丧事的袁隗、杨赐、段颎三个好朋友同时担任三公，真可谓盛极一时。
　　不过，这样的盛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半年之后，杨赐和段颎相继因病辞职，但袁隗的司徒位子还是坐得很稳。
　　公元173年，时年17虚岁的汉灵帝获得了大喜讯：何贵人给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辩，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汉少帝。汉灵帝的宋皇后生性嫉妒，灵帝害怕她会害死刘辩，就派宦官把这个幼儿带出宫去，以弃婴的名义寄养在一个姓史的道士家里，称为“史侯”。为了表彰何贵人，灵帝封她的哥哥何进为郎中，又升迁为虎贲中郎将。这再次触怒了宋皇后，灵帝只得把何进外放为颍川太守。
　　公元174年，“凉州三明”中最年长的皇甫规病逝，西北边疆也随之重新动荡起来。
　　汉羌百年战争结束以后，鲜卑便成了东汉帝国最大的敌人。桓帝初年，鲜卑王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建立起鲜卑帝国。在北匈奴瓦解的90年后，东汉帝国重新有了一个强大的北方邻居，它的政策捉摸不定，而且热衷于侵略。自公元156年起，檀石槐就不断入长城劫掠，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桓帝主动提出和亲，而檀石槐竟然傲慢地拒绝了。党锢运动开始后，张俭等党人相继投奔檀石槐，为其参谋军事，鲜卑人的气焰更加嚣张。灵帝初年，鲜卑军无岁不入塞，杀略汉朝兵民不可胜数。
　　公元174年冬，鲜卑军又攻入凉州北地郡，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军迎战，取得了一场罕见的大捷，因功升为护乌桓校尉。夏育本是段颎的副将，汉羌战争结束后，他与另一位副将田晏都得到了升迁。休著屠各，又称休著、休屠各或屠各，来源比较复杂。东汉时所谓的“屠各”，西汉时译作“屠耆”，隋唐时译作“突厥”，今称“土耳其”或“土库”，是匈奴的核心部落，历代单于都是屠各种。匈奴又有一部落叫“休著”，原是月氏人，定居于河西走廊，汉武帝时被霍去病征服，后仍居故地，即今甘肃省武威市一带。自从北匈奴衰落之后，大批屠各人陆续以战俘或内附民的身份入居河西走廊，与休著人杂居，形成了“休著屠各”这个特殊的民族，后来便成为凉州“秦胡”或“羌胡”军的主要兵源。东汉、三国、两晋史料在提到“休著屠各”时，指的往往是这些北匈奴人；而在提到“匈奴”时，指的则是南匈奴人。后来，休著屠各与袁绍父子的关系时敌时友，令他们非常头疼。
　　鲜卑人的入侵被击退的消息传来，汉灵帝便转移注意力，关心起学术教育来了。灵帝本人酷爱文学，著有《皇羲篇》五十章，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以题目和当时的学术风气推论，肯定都是食古不化的废话。公元175年三月，他命令自己的老师——光禄大夫杨赐、五官中郎将堂谿典、谏议大夫马日磾、太史令单飏、议郎蔡邕等大儒考证历来争论极多的《六经》，也就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记》、《春秋》的文字，审定后用古文、篆、隶三种书法写就，刻成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至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仍能看到残碑。
　　除《乐记》之外，《六经》中的五经都是太学里的主要教材，所以汉灵帝刊立熹平石经，目的就是对考试内容加以规范化。因此，对于渴望通过太学捷径做官的人来说，尽早熟悉熹平石经的内容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石经刚刚开始刊立之时，欣赏及摹写者便蜂拥而至，每日到太学门口看蔡邕写经的观众多达数千，聚集的马车也有上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在这些围观的人群之中，很可能就有袁绍、袁术和曹操的身影。
　　袁绍和袁术，特别是袁术，一向与主持修熹平石经的光禄大夫杨赐过从甚密。前文中已经提到，这位杨赐不仅是袁逢、袁隗兄弟的老朋友，而且他的儿子杨彪还是袁逢的女婿。杨彪在公元225年去世时84虚岁，所以他生于公元142年，比袁绍大4岁，比袁术大5岁以上，与袁逢的女儿应当早已结婚。不过他们的儿子杨修此时是否已经出生，还值得怀疑，因为杨修是曹植的好友，而杨彪比曹植年长50岁。无论怎样，既然是亲家主持的文化大典，袁氏家族的成员自然不能错过捧场的机会。再说，老相识蔡邕的书法总是值得一看。
　　和袁绍一样，曹操年轻时也上过太学。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在公元174年满20虚岁时出任郎官，但并不是考上的，而是“举孝廉”，说明他的考试成绩不怎么样，至少没进入前10名，因此只能借助乃父曹嵩的人际关系被推荐当官。不过，曹操又被同时代的人公认为“明古学”，所以他大概是偏科生。从曹操留下来的诗文看，他毫无疑问熟悉《诗经》，但很少像多数东汉学者那样引用其余“五经”；曹操酷爱《孙子兵法》，却极少谈及《左传》，也说明他的《春秋》没有学好。
　　曹操与袁绍、袁术兄弟很早便相识，古籍中也有不少相关的零散记载。关于这三人的早年关系，以及在公元2世纪70年代的活动情况，将放到下一节专门讨论。
　　大约与刻立熹平石经同时，灵帝政权为了抑制党人，又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三互法》，对官员的选拔提出三种禁忌：本州人不得当本州刺史，本郡人不得当本郡太守；儿女亲家不得到对方的故乡当官；两州人士不得同时到对方的州里当刺史。以袁家为例：袁家是豫州汝南郡人，所以不得当豫州刺史或汝南太守；袁隗是马融的女婿，所以马家人也不得到汝南当官；如果有荆州人当豫州刺史，那么袁家人又不得当荆州刺史。正因为有《三互法》，袁绍、袁术和曹操后来都不曾在其故乡豫州为官，孙坚、孙策、孙权都不曾在吴郡为官，刘备也不曾在幽州为官。当时，袁隗任司徒，袁逢任太仆，袁滂任光禄勋，所以袁家对《三互法》的颁行应当起过作用。
　　按照袁宏《后汉纪》的记载，袁滂字公熙，祖籍陈国扶乐县（今河南省常营镇），是袁绍的族兄袁闳之孙，所以在辈份上算是袁绍、袁术兄弟的族孙，但年龄却比袁绍还大。当年袁闳与袁逢、袁隗兄弟不和，因而离开汝南郡，搬到约50公里以北的陈国扶乐县定居，袁氏家族由此一分为二。袁滂的儿子袁涣曾与袁术关系密切，其后裔历仕魏晋、南北二朝，直至隋唐不衰，是唐初名相房玄龄的效仿对象，比袁绍的后裔风光多了。袁宏身为袁滂的七世孙，所言应当无误。
　　平心而论，《三互法》确实有利于肃清吏治，防止官员以权谋私。但是，这也导致官员对地方上的情况不熟悉，办事不认真，还加大了人事部门的工作难度，幽、冀二州就出现了“久缺不补”的怪现象。蔡邕看到这种情况，便在修完熹平石经后上疏反对《三互法》，但是没有效果。
　　看到朝廷大员们靠着刻碑、立法就可以轻松地扬名立万，地方上的文臣武将们自然也难耐寂寞。公元177年，护乌桓校尉夏育、护羌校尉田晏上书朝廷，请求征发幽州兵出塞讨伐鲜卑，声称在“一冬二春”之间，必能生擒檀石槐，澄清漠北。大臣纷纷反对，夏育、田晏便通过老上司段颎向中常侍王甫说情，灵帝听信王甫之言，拜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准备北伐。蔡邕连忙上表反对说：
　　“自从匈奴分裂，南部投诚，北部西逃以后，鲜卑强盛起来，占据匈奴故地，雄兵十万，日益强横。加以关塞不严，走私成风，中国的上好金属和武器全出口给了鲜卑，有些无耻的汉人又逃过边界，为他们制订侵略计划。如今，鲜卑兵利马疾，实力已经超过了过去的匈奴。段颎一代良将，骁勇善战，平定区区西羌还花了十余年。夏育、田晏本为段颎副手，军事才能未必在段颎之上，鲜卑的兵马又明显强于西羌。现在他们却夸口说什么‘两年内征服鲜卑’，将来一旦形成僵持局面，势必又要征发天下兵马增援，没完没了。现在，官兵连郡县盗贼还消灭不了，怎么可能征服这些野蛮人？先帝建造长城，目的就是让我们防守反击，而不是轻敌冒进，请陛下以史为鉴。”
　　灵帝读了蔡邕的建议，却并不采纳，因为他迫切希望超过自己的前任桓帝。有一次，灵帝问杨赐的侄子杨奇：“朕何如桓帝？”杨奇答道：“陛下的才德和桓帝完全相当，就像尧和舜一样啊！”弄得灵帝非常尴尬。登燕然山，封狼居胥，称霸东亚，是汉代大多数年轻皇帝的愿望。但一国之君不怕无能，最怕眼高手低。灵帝肯定不会预知，自己将会得到“灵”这样的恶谥。
　　公元177年八月，汉灵帝派破鲜卑中郎将田晏、护乌桓校尉夏育、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匈奴单于联兵北伐，各率一万骑兵和若干步兵，合围鲜卑。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分头迎战，汉军大败，南单于阵亡，田晏、夏育、臧旻三人各率数十名骑兵逃回。灵帝闻报，既生气又惭愧，只好把这三员将领下狱问罪，又将太尉刘宽革职，聊以塞责。
　　现在轮到鲜卑人反击了，东至辽西，西至酒泉，“缘边莫不被毒。”所幸不久后檀石槐病死，鲜卑帝国随之分裂，直到北魏时期才统一。正因为如此，汉末和三国才能成为中国古代最后一次较少异民族因素参予的内战。不然的话，五胡乱华、中原板荡，恐怕就无需再等到永嘉之变了。
　　综上所述，公元172～177年的熹平年间，既是东汉帝国由中兴而衰微的转折性时代，又是袁家四世三公、备极尊荣的光辉岁月。奇怪的是，《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袁绍传》却都对袁绍此时在洛阳的活动缄口不言。他究竟在干些什么呢？正史又要隐瞒些什么呢？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7）
　　第三节本初俱乐部——一个黑社会老大的诞生
　　27岁回到洛阳的袁绍具有“完美”道德、高等学历、杰出才干、庞大财产和不幸的仕途，一言以蔽之：圣人！新圣人袁绍一到洛阳，便赢得了大批崇拜者，让在其门前扫马粪当燃料卖的人都发了财。
　　袁绍很会来事，折节下士，给足了这些穷酸面子，背后却在不懈地推进着一个惊人的计划。一个以资助贫困党人和对抗朝廷为宗旨的“黑白两道通吃”的非法组织——“本初俱乐部”诞生了。可堪“鹰犬之才”的曹操有幸成为第一批成员。
　　在公元172年回到洛阳时，袁绍已经27虚岁了。此时的他具有多重身份：三公之侄、太学毕业生、清廉的前濮阳县令、被禁锢的党人、死刑犯李膺的女婿、全社会公认的孝子、两个儿子的父亲、一家之主、亿万富翁。完美的道德、杰出的才干、庞大的财产、不幸的仕途，一言以蔽之：圣人。不要说别人，即便是27虚岁时的孔子也没有27虚岁时的袁绍这么高的名誉，更没有他这么多的财富。
　　“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新圣人袁绍一到洛阳，便赢得了大批崇拜者。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等候着袁绍的接见，聚集在他门前的车辆比在张让家门前的还多，甚至连扫马粪当燃料卖的人都发了财。
　　至于袁绍对待来宾的态度，史籍中又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三国志》说袁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汉末英雄记》说袁绍“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后汉书》说袁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应被优先考虑，袁绍对所有宾客都非常友善，热心帮助有求于自己的人，态度也非常谦虚。不过，《汉末英雄记》说他“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也未必没有道理，因为来找袁绍的人显然太多，他实在见不过来，只得以名取士。“海内知名”的人士可以进屋深谈，而一般的来宾就仅能打个招呼，然后托付给管家或亲友接待。
　　为何袁绍会有这么多拜访者呢？他根本不是大臣，手里没有政治权力，更无法像张让那样，随心所欲地封来宾当官。如果他们是想借此讨好司徒袁隗的话，肯定存在更加有效的方式，毕竟袁绍只不过是袁隗的侄子，而袁隗当时至少有三个亲生儿子。
　　要想了解平民袁绍“宾客争赴其庭”的奥秘，就必须从两个问题入手：一，来找袁绍的都是些什么人？二，他们来找袁绍，都想达到什么目的？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只需要研究袁绍在第二次出仕（公元184年）之前，都与哪些人熟识就可以了。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在公元184年前，除了自己的亲戚以外，袁绍与下列人员来往密切：何颙、荀爽、荀彧、王允、郑泰、曹操、刘表、张邈、许攸、逢纪、伍琼、周毖，还有一个姓吴、字子卿的。以下对这些人物的身份作一简要介绍。
　　把何颙放在与袁绍交好的众多名人之首，自然有其道理，因为他是袁绍最好的朋友，又特别有活动和组织能力。凡是何颙认识的人，也都是袁绍认识的人，更都是曹操认识的人。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年轻时入洛阳上太学，并在此期间与同学袁绍相识。除了袁绍之外，何颙又是太学生领袖郭泰和贾彪的好友，参加了许多次社会运动，又特别受到太傅陈蕃、司隶李膺等名臣的欣赏，因此被朝廷列入党人黑名单，受到禁锢。此人喜好行侠仗义，助人为乐，曾经因为朋友的缘故，亲手杀过人。何颙虽然和袁绍亲如手足，却从不与袁术来往，惹得袁术大怒，四处说何颙的坏话，甚至叫嚷要杀掉何颙，何颙却依然故我，由此也可见他的社会地位何等重要。
　　荀爽字慈明，颍川颍阴人，是著名党人，前文已有介绍。荀爽的侄子荀彧年轻时便与何颙相识，何颙非常欣赏荀彧，称赞他说：“颍川荀彧，王佐之器。”后来，何颙与荀彧很可能结为了义兄弟或儿女亲家，所以当何颙死后，荀彧将他的遗体收掩，葬在荀爽的墓旁。荀彧的弟弟荀谌、侄子荀攸及老乡钟繇、辛毗、辛评、郭嘉、郭图、陈群等人都与袁绍、何颙、曹操关系密切。
　　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郭泰的同乡兼好友。此人文武双全，精通典籍，弓马娴熟。郭泰见王允好学不倦，盛赞他说：“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他与何颙、荀攸关系密切，后来共同策划刺杀董卓。
　　郑泰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出身官宦人家，是个大地主，以富有和慷慨著称。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太监曹腾的养孙，喜欢飞鹰走狗，任侠放荡。他上过太学，成年后出任郎官，后受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推荐担任洛阳北部尉，主管治安时不避豪强，颇有声名。何颙曾经称赞曹操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是张俭的好友，著名党人，“八顾”之一。公元167～183年间遭到通缉，长期隐姓埋名，流亡四方。
　　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喜好行侠仗义，著名党人，“八厨”之一。
　　许攸字子远，南阳人，与何颙同乡。此人是个花花公子，好财如命，易于冲动，因此被袁术斥为“凶淫之人”。但许攸也有个优点：当朋友有难时，他向来义无反顾，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帮忙。何颙认为，在为朋友排忧解难方面，没有人比得过许攸。许攸的最后一次“排忧解难”，就是帮助身陷绝境的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
　　逢纪字元图，籍贯不详，很早便与袁绍相识，以忠诚可靠闻名。
　　伍琼又名伍孚，字德瑜，汝南人，与袁绍同乡，据说“少有大节”。他喜好行侠仗义，后来亲自刺杀董卓，结果失败遇害。
　　周毖字仲远，武威人或汉阳人，曾与何颙、许靖、伍琼一起，向董卓推荐韩馥、刘岱、张咨、孔伷、张邈等人为关东封疆大吏，他们随即与袁绍组建联军讨董卓，周毖也因此被董卓处死。
　　吴子卿的情况不详，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名叫什么。但与袁绍有深交的人又都是“海内知名”，不至于被所有的史书忽略。笔者推测，吴子卿应当是何进的部将、袁绍的同事吴匡的亲戚。按照《三国志》与应劭《风俗通》的说法，吴匡祖籍河内，是蜀将吴班之父，也是吴壹的亲戚。何进死后，吴匡曾经与袁绍、袁术兄弟联手诛灭宦官，可见双方关系密切。
　　这样一来，袁绍的朋友圈成分已经不难看出：以上过太学的党人为主体，而且大多喜好行侠仗义。除了曹操之外，当时这些人没有一个在朝为官，但几乎都相当富有。
　　袁绍在党锢运动的时代背景下，结交这样一批朋友，目的何在呢？
　　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长期的党锢运动令大批知识分子无官可做，他们多数不屑于、或没有能力从事其它的职业，因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太学的过度扩招更加剧了这个社会问题。于是，数以万计的东汉“孔乙己”们浪迹街头，无所事事，只能靠攀附有钱、有权的大家族度日。袁绍发现，这场社会危机其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要利用袁家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将这些寒酸的知识分子团结到自己身边，进而颠覆汉灵帝和宦官的统治，从而达到夺取东汉政权的终极目的。
　　自从袁绍在公元172年回到洛阳之后，他就一直在不懈地推进着这个惊人的计划。在他与何颙等人的努力下，一批骨干成员“结为奔走之友”，在经济上帮助党人，“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在政治上救援党人，“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借用现代语言讲，这是一个以袁绍为董事长，以何颙为总经理，以荀爽、王允、郑泰、曹操、刘表、张邈、许攸等人为股东兼部门经理，以资助贫困党人和对抗朝廷政策为宗旨的慈善基金会兼武侠组织，或者说：黑社会。我们不妨按照董事长袁绍的字，称之为“本初俱乐部”。
　　所以，袁绍门口的来宾虽然多如牛毛，其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很容易打发。他们中的多数人和乞丐没有太大区别，袁绍只需要按期向他们发放点生活费就够了。但是，这些人又与乞丐不完全相同，因为知识分子特有的“骨气”令他们羞于“吃嗟来之食”。袁绍自己就是党人和大知识分子，当然了解这些人的心理，于是“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让被施舍者有与施舍者身份平等的感觉。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经济需求既然都得到了满足，当然对袁绍心悦诚服，“莫不争赴其庭，辎軿柴毂，填接街陌”了！
　　不言而喻，“本初俱乐部”是一个完全非法的组织，更是一个被宦官等当权者深恶痛绝的组织。但如今，袁绍既是九卿袁逢的亲儿子，又是三公袁隗的侄子，还经营着这样巨大的黑社会组织，正所谓“黑白两道通吃”，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但是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而且经常从内部被攻破。令袁绍和“本初俱乐部”领导层深感头疼的是，他们有一个强劲的竞争者，而其领导人正是袁绍的弟弟——袁术。
　　自从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以来，袁家成员就一直以乐善好施著称。按照《魏书》的记载，袁家一直“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袁术小的时候“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担任长水校尉时，因为经常违反交通法规，百姓编绰号讽刺他说：“路中悍鬼袁长水”。袁术为人如此嚣张，当然不受知识分子喜爱，登门请求资助的人很少。后来，袁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折节下士”，终于能“与绍争名”。
　　不过，除了个人的品行与能力之外，袁术与袁绍有三点根本性的区别，从而使得他的“公路俱乐部”注定竞争不过袁绍的“本初俱乐部”。
　　第一，袁绍作为李膺的外亲，是板上钉钉的党人。只要袁绍还被禁锢，党锢运动就不可能终止；反之，一旦朝廷招袁绍做官，就无异于宣布党锢运动的终结。按照汉灵帝在公元179年颁布的诏书：“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党人兄弟不连坐，例如孔融的哥哥孔褒就是党人，还因保护张俭而被处死，孔融虽然也参予了对张俭的保护，却没有被禁锢，得以“辟司徒杨赐府。”所以，袁绍的弟弟（宗法上的堂弟）袁术也没有遭到禁锢，自从成年起就宦途顺利，“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在公元183年前一直做到尚书。因此，对于有党人背景的人来说，接受袁绍的救济相对比较保险，而袁术就可能随时抛下他们不管；对于没有党人背景，但也没有官可做的人来说，接受袁绍的资助不仅有利可图，而且不会像接受当权者的救济那样，受到党人的指责，落下一个“惟利是图”的臭名。
　　第二，因为袁术一直是朝廷命官，所以他公务繁忙，不可能像赋闲在家的袁绍那样，全身心投入“俱乐部”建设中去。当然，袁术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整治“本初俱乐部”的成员，但袁绍又有袁逢和袁隗的保护，袁术其实奈何不得。
　　第三，袁绍和袁术的经济地位不同。按照中国古代的宗法，父亲去世后，儿子或养子就是一家之主，对家庭财产有完全的支配权；如果父亲还健在，那么儿子的官职不管多大，只要还不是皇帝，就必须接受父亲的经济控制。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者，袁绍是一家之主，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自主；而袁基、袁术兄弟在经济上还要受父亲袁逢支配，真正可以随意使用的，只有基本工资和不定期的朝廷赏赐。因此，和袁绍相比，袁术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在从事慈善活动时瞻前顾后，不能像袁绍那样无所顾忌。
　　正是由于这三点原因，袁术的“公路俱乐部”规模始终有限，成员的素质也远远不如“本初俱乐部”，甚至引不起宦官的重视，袁术也不得不生活在袁绍的阴影之下。他对此非常不满，大骂道：“这些混蛋不来跟从我，却去跟从我的家奴吗？”还曾经多次诽谤和威胁何颙和曹操等“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
　　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成功的地下组织，“本初俱乐部”的章程大概非常严格。想要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需要经历相当复杂和艰苦的考验。史籍记载有曹操早年的几件奇特经历，正可以作为这种制度存在的证明。
　　在“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之中，曹操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不是党人，也没有被禁锢，仕途几乎与袁术一样顺利，其父曹嵩因为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还被全社会公认为阉党。既然如此，曹操为什么要加入袁绍组织的这个旨在资助党人的地下团体呢？他不是应该和父亲保持一致，站到与袁绍对立的阵营中去吗？
　　引导曹操“弃暗投明”的原因肯定很复杂，而且可能与年青人中常见的心理变化有关。在曹操上学期间，社会舆论对于阉党和他的家族极为不利，导致曹操在太学里极度孤立，根本没有朋友，不免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各种史料一致记载，曹操小时候不被人了解，其实只是对他不受社会欢迎的隐晦说法。真正赏识少年曹操的只有两个人，即何颙与桥玄。何颙与曹操的关系已见前文，而桥玄则是周景的故吏，灵帝在位初年历任司徒、司空、太尉三公，为人刚正节俭，但是没有多少本事，所以名声不太好。桥玄曾当面称赞曹操：“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出于好意，桥玄又建议曹操：“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让他去汝南郡结交名士许邵。这位许邵与其堂兄许靖都以品评人物闻名，曾与郭泰并称“许郭”，郭泰死后更是不可一世。前文说过，袁绍因母丧回乡时，曾经十分顾忌许邵的议论，可见他是袁绍最为看重的人物评论家。初次求见许邵时，曹操表现得非常礼貌，“卑辞厚礼”，却总是被拒之门外。这时，曹操骨子里的“侠气”便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居然“伺隙胁”许邵。许邵出于恐惧，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但却留下了两种内容相差甚远的版本：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认为许邵当时说的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范晔《后汉书》记载的却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孙盛虽然比范晔年长，但范晔所说也当有所本。
　　无论怎样，许邵的评语都令曹操非常满意：现在他总算“有名”了。不过疑问也随之而生：难道曹操“卑辞厚礼”，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为这么一个空洞的头衔？
　　当然不是。曹操这么急着出名，显然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择友要求——“海内闻名”。不用说，这位让曹操挖空心思，绕道桥玄、何颙和许邵以求结识的重要人物其实就是袁绍。曹操早年几乎没有朋友，而在结交袁绍之后，他立即拥有了广泛的社交资源。曹操要得到袁绍的赏识和信赖，桥玄的推荐看来不够份量，还必须得有许邵和何颙的评语。
　　因为袁汤和曹腾的关系，袁绍和曹操可能早就结识了。但在公元165年之前，曹操还是个不过10虚岁的小孩；而在公元165年之后、公元172年之前，袁绍在汝南服丧，曹操则在洛阳上学，两人不可能经常见面，也就无从深交。袁、曹双方真正开始交往，并产生好感、乃至于信任，肯定是在公元172年袁绍回洛阳之后。
　　虽然曹操有了名，袁绍也不能就对他推心置腹。为了成为“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曹操还有许多关卡要过。
　　《世说新语·假谲》记载了袁绍与曹操早年交往的两件趣事，都颇具危险性。一件是袁绍派刺客夜入曹家，用剑掷向曹操，结果过低，未中；曹操估计下一剑肯定会高，于是低头趴在床上，果然又躲了过去。有人怀疑这是讨厌袁绍和曹操交好的袁术所为，其实倒未必。袁绍派人刺曹操，不一定是要置他于死地，而很可能是要试验曹操的武艺与胆识。多年后，曹操也曾经用同样的手法试验过司马懿，司马懿以不变应万变，躺在床上不动，显然知道刺客不敢真的下杀手。
　　第二件事更加匪夷所思。袁绍和曹操在街上看到有人结婚，就秘密躲进那家的花园内，半夜里溜出来，用武力将新娘劫走。但他们很快迷路，袁绍掉进灌木丛中无法脱身，眼看就要被抓住了。曹操于是大喊：“偷儿在此！”袁绍一急之下，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总算得以脱身。这当然是曹操的故事版本，袁绍的版本肯定会大不一样。如果此事可信，明显是袁绍在考察曹操私闯民宅的本事。同样按照《世说新语》里的说法，曹操身材矮小，因此不好意思见匈奴使者，所以灌木丛卡住了身材高大的袁绍，曹操却能顺利穿过，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这么多考验，袁绍结交曹操的目的便昭然若揭了：他计划用曹操当刺客，也就是赵忠所谓的“死士”。孙盛《异同杂语》又记载了一个奇特的故事：曹操曾经背着手戟进入被党人深恶痛绝的大太监张让的宅邸，结果被张让的家丁包围，最后奋勇冲出，这显然是一次失败的刺杀行动。曹操与张让无冤无仇，他背后的主使必定是“本初俱乐部”。
　　天下武艺高强的人有的是，袁绍为什么偏偏挑选曹操当刺客呢？原因极可能正是曹操的阉党背景。“本初俱乐部”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党人报仇，向宦官发难。但是，由于宦官团体的特殊性，外人无从知晓他们内部的等级、礼仪和规矩，也就难以接近他们。所以，只有对宦官团体非常熟悉的人，才能执行刺杀计划，曹操就符合这个条件。诸如劫新娘、躲飞剑等，都是曹操为刺杀张让所受的训练。如果不是急于摆脱“阉党”的大帽子，成为受社会尊敬的“清流”，曹操断然不会甘心这样被袁绍当枪使。毕竟，曹操不像袁绍的其他门客那样，经济上有困难要解决；宦官集团对曹家有恩无仇，曹操行刺张让的计划，曹嵩更是绝不肯同意的。
　　早年的刺客经历，在曹操的人生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后来的他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甚至相当神经质，多变诈，敢杀人，喜欢见机行事，偏好快速和秘密的军事行动，例如杀吕伯奢一家，奇袭乌巢，远征柳城，望梅止渴，借刀杀人，割发立威，装病杀假刺客，借官吏头平定军心等等，大都与这段往事有关，我们不妨称之为“刺客综合症”。
　　刺杀张让行动的失败，必然使曹操的能力和忠诚度大受怀疑。为了重新取得袁绍的信任，他有必要进一步与宦官划清界限。于是，在刚刚当上洛阳北部尉之后，曹操便打死了包括大宦官蹇硕的叔父在内的许多阉党豪强。这样一来，他算是彻底得罪了宦官集团，被视为阉党的叛徒，于是被降职为顿丘县令，后来又因亲戚宋奇犯罪，被连坐免官。
　　正如陈琳在《为袁绍檄州郡文》所说的那样，袁绍对曹操的看法，本来是“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视为可以利用的人才。但曹操“愚佻短虑，轻进易退”，办事不力，常常令他失望。另一方面，在公元196年之前，曹操无论高潮还是低谷，都至少能做到屡败屡战，始终如一地忠于袁绍，又令他颇为放心。
　　“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曹操的更加安全，但他们都以“侠”自许，乐在其中。而且他们都相信，党锢之祸不可能再长久地持续下去，宦官们终将倒台。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将辅佐袁绍夺取东汉政权，进而建立全新的皇朝，成为开国元勋。
　　不过，有些人看来比他们着急得多。
　　第四节中朝内讧：本初俱乐部发展的动力源泉
　　为了打击士人，汉灵帝新设立了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专门研究诗词书画的“鸿都门学”。随着新高校的创建，旧知识分子集团强烈感到：自己已经被东汉政权完全抛弃了！他们要反抗，从哪里开始？本初俱乐部！
　　178年，袁家空前绝后的出现了两位三公。可上天这回似乎不在眷顾他们，日食、地震接连发生，没过几个月，司徒袁滂、大宦官袁赦接连成为灵帝“禳灾”的工具，袁赦还掉了脑袋。从此，袁家不可避免地与中朝渐行渐远，颠覆东汉政权成了袁家大部分成员的选项。一个风起云涌，激情澎湃，英雄辈出，诸侯割据的时代啊，马上就要到来。
　　公元178年二月，汉灵帝封光禄勋袁滂为司徒，袁家于是有了第5位三公。不久后，灵帝又发明了两项新制度，即著名的“卖官鬻爵”和设立“鸿都门学”。
　　卖官鬻爵无疑是官场上最令人痛恨的制度之一。说来奇怪，这项制度其实有着相当辉煌的历史。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杰出的政治家商鞅最先将这种制度从魏国引进秦国，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商鞅先设爵位20等，又在新法中规定，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只要向国家捐粮，就可以当官和获得爵位，即所谓“使民以粟出官爵”。按照商鞅的新法，百姓出50石粮食就可以想当官，名为“粟爵粟任”。此后，秦孝公等秦朝国君大力推行此法，国富兵强，终于并吞六国，统一中华。汉依秦律，汉文帝听从晁错的意见，对爵位明码标价，规定捐600石粮食的封爵为上造，捐4000石粮食的封爵为五大夫，捐12000石粮食的封爵为大庶长。汉武帝统治后期国库空虚，治粟都尉桑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汉桓帝为了解决汉羌战争军费紧张的问题，也曾出售“关内侯”这个没有封地和权力的名誉贵族头衔，要价5000匹绢。可见，许多成功的帝王都致力于卖官鬻爵。只是当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市场对金属货币的认同度不够，所以这些君主的卖官鬻爵收入不用钱币，而用粮食或绢帛计算。汉灵帝则规定：三公1千万钱，九卿和关内侯500万钱。从这个方面讲，汉灵帝与秦孝公、汉文帝、汉武帝的区别，只是用金属货币代替了粮食而已，但其根本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改变可能反映出，灵帝时期，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加强了。
　　卖官鬻爵之所以遭民众痛恨，自然有其不合理性；而这种制度之所以能长盛不衰，自然也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卖官鬻爵是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权力和金钱被划上了等号。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自然希望尽快收回投资成本，于是必定会加重对统辖地区民众的剥削，所以民众痛恨这种滋生腐败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当权者来说，卖官鬻爵是效率最高的融资方式。何况，灵帝时期真正的核心权力都掌握在中朝手里，而出售的官职皆为外朝。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如果过分贪婪地剥削民众，随时有可能被逮捕抄家，名利双失。在东汉后期，极少有官员能够像胡广和袁汤那样，长期占据一个官职，绝大多数官员在就职几个月后就会被迁职或免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难收回巨大的投资成本。买官者与其说是在花钱买权，还不如说是在花钱买名。他们出了钱，就可以在墓碑和家谱上写下自己历任的最高官职，例如“故司徒袁滂之墓”，用以光宗耀祖。
　　其实，当时的社会舆论之所以反对灵帝卖官鬻爵，主要不是反对在秦汉时期常见的卖官鬻爵制度本身，而是反对灵帝卖官鬻爵所得资金的使用目的。
　　汉灵帝第一次卖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他新设立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机构“鸿都门学”融资。鸿都门在洛阳城西，是汉帝离宫“西邸”的大门，所以在当时，“西邸”与“鸿都门”的含义相同，可以通用。与汉代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里不讲授哲学和礼仪，而专门研究辞、赋、书、画，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文艺高校。鸿都门学生都来自三公或地方高官的推荐，多为出身贫贱的平民子弟。他们只要精通辞、赋、书、画中的任意一门，便可以受到重用，有些担任刺史、太守，有些担任尚书、侍中，还有被封侯的。
　　鸿都门学的创立，是东汉时期的一件大事。在从汉武帝以来就“独尊儒术”的汉代，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研内容的旧观念，提倡文艺研究，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与主要招收官宦子弟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打破贵族、地主阶级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广泛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为后世的科举考试和设立专科学校奠定了基石。
　　汉灵帝创建鸿都门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政治目的。灵帝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党锢运动，因而时刻不肯放弃对党人的禁锢。这样一来，他就把以士大夫为主的太学师生得罪了一干二净。随着时间的推移，灵帝和宦官集团发现自己身处困境，从太学里选拔出的新一代官吏在工作能力和政治忠诚度上都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他们迫切需要创办一所新的高校，以便取代旧太学的政治作用。为了保证毕业生对皇帝的政治忠诚度，新高校的教育方针必须与旧太学有明显区别。出于灵帝个人的喜好和行政需要，文艺便成为这所新高校的主要教研内容。
　　不过，汉灵帝的教育改革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鸿都门学彻底打消了以太学师生为主体的旧知识分子集团对汉朝的最后一线希望。过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具有党人身份，即便是党人，也可以期待赦免党人的诏书。然而，随着新高校鸿都门学的创建，旧知识分子集团强烈感到：自己已经被东汉政权完全抛弃了！将来，鸿都门学的规模无疑会越来越大，而太学的规模则会越来越小，这势必将导致儒学的衰败和旧知识分子集团的边缘化。
　　古代中国的正统知识分子可以容忍一切，但就是不能容忍自己无法做官。按照孔圣人的教导，“学而优则仕”乃是天经地义。而现在，一批不曾受过儒家教育，并未接受儒家思想，只忠于皇帝而不忠于礼教，甚至没有高贵门第的家伙居然也能当官并封侯，这无疑是对旧知识分子集团的最大侮辱和打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他们极端鄙视鸿都门学生，以至于“耻与为列。”
　　随着鸿都门学的创建，东汉帝国中朝与外朝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了全新的高度。一开始，外朝的代表人物——灵帝的老师杨赐等人还上书抗议；但在上书无效之后，新的一轮流血政治斗争就无可避免了。
　　在驳回杨赐的奏折之后，灵帝变本加厉地重视鸿都门学，又命尚书为乐松、江览等32名鸿都门学的高才生绘制肖像画，并辅以赞语，这在以前可是只有孔门弟子和光武中兴功臣才能享受到的崇高待遇。尚书令阳球接诏之后，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上表抵制，还要求灵帝立即废止鸿都门学。
　　阳球字方正，祖籍幽州渔阳郡，有武艺，天性残酷，是个典型的杀人狂。年轻时，有个官吏骂了阳球的母亲几句，阳球便组织了数十名少年，把那名官吏全家老小全部杀死，由此著名。对于此人，朝廷不仅未加惩办，反而非常欣赏，举孝廉，封尚书侍郎，从幽州调到首都洛阳来做官。这样的判决无疑有利于净化社会语言环境，也反映出，受儒家思想影响，汉代的孝道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
　　汉朝是号称“以孝治天下”的第一个朝代，除了汉高祖和汉光武帝两位开国之君以外，所有汉代皇帝的谥号上都要加一个“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孝明帝”、“孝桓帝”等等。后来南匈奴附汉，也效法汉帝，在其君主“单于”的头衔上加一个“若鞮”，也就是匈奴语里“孝”的意思。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特别重视孝，通过“孝廉”和“至孝”等南山捷径，任何人只要被社会认为够孝顺，都随时有可能升官。因此，在“二十四孝”之中，竟然有9个汉朝人，而唐朝只有1人，宋朝也仅有2人。在汉朝，只要打着“孝”的旗号，除了谋反，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做。袁绍服六年之丧，天下仰慕；阳球为母杀人，朝廷反加褒奖，都是汉朝“以孝治天下”的必然后果。
　　在洛阳，阳球被认为办事认真可靠，但最终却被降职外放。于是，他拿百姓的生命当出气筒，在为官之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后来，汉灵帝因为阳球在九江郡（可能又是当涂县一带）解救被劫持的扬州刺史有功，把他调回洛阳，很快升迁为主管土木工程的要职“将作大匠”，随后拜为尚书令，这可是中朝里最重要的职务之一。
　　回到洛阳之后，阳球什么都看不惯，尤其讨厌宦官和袁家等名门豪族。他虽然一度为了当官，绞尽脑汁巴结中常侍王甫，还当了中常侍程璜的女婿，暗地里却说：“如果我阳球当了司隶校尉，这些家伙哪里有安身之处呢？”此外，他因为和蔡邕的叔父有私仇，便请程璜在灵帝面前诬告蔡邕。结果，蔡邕和马融一样，被剃光了头发，发配到长城脚下充军。阳球派刺客去追杀蔡邕，刺客觉得蔡邕是正人君子，不肯下手。阳球又派人给蔡邕的军官送礼，请他把蔡邕干掉，结果也被回绝。
　　凭借一己之力，阳球连一介书生蔡邕都难以搞定，当然更无法阻止袁家的继续升迁。公元178年十月，灵帝拜袁逢为司空，与太尉陈球、司徒袁滂并为三公。由此，袁逢也成为袁氏家族连续4代人以来出的第6位三公。这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更加惊人的是，袁逢与袁滂居然同时担任三公。同一个姓氏、同一个家族同时占据三公中的二个位置，自从王莽时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由此也可以看出袁家成员在当时官场上惟我独尊的优越地位，难怪阳球等人会对他们恨之入骨。
　　与袁逢出任司空同一个月，灵帝的正妻宋皇后因被中常侍王甫诬陷，遭到废黜，随即自杀身亡，她的父亲和兄弟也都被逮捕，相继死在监狱里。这次突发事件的表面原因，是宋皇后没有生育子女，因而不受灵帝宠爱，但深层原因则是王甫、袁赦和段颎等人当年逼杀汉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刘悝及其妻宋氏，而这位宋氏正是宋皇后的姑姑。宋皇后计划杀死王甫，为其姑姑和姑夫报仇，王甫得知后，便反诬宋皇后诅咒皇帝。
　　宋皇后一家死后，灵帝就开始不断地做恶梦。在梦境中，他看到桓帝发怒，说刘悝和宋皇后冤死之后，在天堂提起诉讼，天帝将要严惩灵帝。灵帝听了大为惊骇，醒来后便向羽林左监许永询问。许永回答说，先帝圣明，这些全是冤案，应当尽快平反。于是，灵帝考虑牺牲王甫、袁赦、段颎等负责审理刘悝和宋皇后案的中朝成员，以求得到上天的赦免。在当时，这种迷信行为称为“禳祸”，与发生天灾之后，皇帝惩处大臣以求消灾的“禳灾”性质完全一样。
　　公元178年十一月丙子日（儒略历公元178年11月27日），中国西南地区观测到日环食。灵帝十分紧张，赶忙着手“禳灾”，罢免了太尉陈球，改任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公元179年三月，太尉桥玄、司空袁逢相继因病被免职，这两个三公位置空了出来。太中大夫段颎、太常张济各自捐钱1千万，于是分别接任了太尉和司空。同月，京兆地区又发生地震，灵帝再次“禳灾”，罢免了司徒袁滂，改任大鸿胪刘郃为司徒，原太尉陈球也被重新起用，担任永乐少府。
　　永乐少府主管永乐宫事务，永乐宫是桓、灵两朝太后居住的地方。当时，住在永乐宫、被称为“永乐太后”的是灵帝生母董太后，她也是董卓的远亲。董卓既然是羌人，董太后又与他同族，所以汉灵帝就有羌族血统了。董太后素以喜欢干预朝政著称，灵帝卖官实际上就出自她的策划。
　　公元179年四月甲戌日（儒略历公元179年5月24日），中国全境再次观测到日环食。半年之内两次日食，在古人心目中是无以复加的重大天灾，更坚定了灵帝与董太后杀王甫、袁赦、段颎等人“禳祸”的决心，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显然是尚书令阳球。董太后听说新任司徒刘郃与步兵校尉刘纳都仇视宦官，于是让刘郃、刘纳、陈球等人联名向朝廷推荐阳球，使他改任自己梦寐以求的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听上去只是个校尉，其实却是东汉帝国内最有权力的官职之一，而且后世几乎再没有职权这么大的官职了。打个比方，它大约相当于明朝的北直隶总督兼南直隶总督，执掌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江苏、安徽6省市的军政。东汉时期，东至安阳，西至陇山，南至伏牛山，北至吕梁山，包括洛阳、长安二都在内的广阔领土，都属于司隶校尉的辖区。不仅如此，司隶校尉还有权逮捕、审讯和处分所有的中央官员，包括三公与宦官。
　　阳球上任之后，恰逢杨赐的儿子、袁隗的女婿、京兆尹杨彪向他报告，王甫的门生在地方上贪污了七千余万。阳球大喜，立即以此为由，奉诏逮捕了王甫、袁赦、段颎等人。除了段颎自杀之外，其余案犯均在狱中受酷刑折磨而死，家属都流放到边疆。
　　袁赦之死，是对袁家政治计划的重大打击。如今，他们与中朝之间的唯一一条纽带被无情地切断了，从此将不可避免地与中朝渐行渐远。袁家的政治角色将从中外朝之间的协调者，转变为外朝领袖。原本，袁绍的政治主张——消灭党锢运动的祸首宦官，领导党人颠覆东汉政权，在袁氏家族里显得非常孤立。而如今，它突然也成了袁家其余成员的选项。袁绍于是因祸得福，在家族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他的事业必然也得到了更多的赞助。当袁家的忠诚度都无法保证的时候，东汉政权的覆亡，真的已经指日可待了。更加糟糕的是，段颎之死很快就将导致西北边境上的一系列兵变，把东汉帝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王甫、袁赦、段颎等人死后，灵帝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不再梦见愤怒的桓帝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上天的宽恕，非常高兴，于是下令大赦，放松党锢，把“小功”级别以下的党人都从禁锢的黑名单上除名，允许他们重新做官。
　　灵帝希望朝野太平，可是司隶校尉阳球还没有喝够人血。王甫、袁赦、段颎等人虽死，他同样厌恶的曹节、张让、袁逢、袁隗、袁滂等人却还活着。于是，阳球制订了一个彻底铲除阉党和洛阳豪强的计划，对自己的部下说：“咱们先干掉大猾，然后解决豪右。宦官的事情由我出面解决，但像袁家这样的公卿豪右，你们直接下手就可以了，何必事事请示我这个司隶校尉啊？”消息很快传遍京师，袁家等豪门听了大为吃惊，赶紧把自家的奢侈用品收敛起来，改过朴素的生活，并积极联络敌人的敌人——宦官。曹节、张让等宦官于是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建议灵帝提升阳球为卫尉。卫尉主管宫廷保安，地位虽然比司隶校尉高，却不能直接审理案件。半年后，他们又报告灵帝，说刘郃、刘纳、陈球、阳球等人与董太后密切来往，想要架空灵帝的权力。这可触了灵帝的大忌，他立即下令逮捕这些人，把他们全部处死。
　　到了公元179年底，灵帝回过头来看自己在这一年办的事情，恐怕会追悔莫及。由他一手导演的这一系列中朝内讧，极大地削弱了中朝的实力，使其无法再与外朝抗衡。如今，外朝的党人们重新入主朝廷，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灵帝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赶紧着手培植年轻宦官，重用张让、赵忠、段珪等十余名中常侍，人称“十常侍”。更有甚者，灵帝据说还经常讲“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之类的荒唐话。
　　转过年来，也就是公元180年，灵帝在连续的政变之后感到身心疲惫，打算引进一些异国风情的娱乐节目。《续汉书·五行志》上说，他喜欢穿胡服，坐胡床、胡坐，吃胡饭，听胡笛，跳胡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袁家等京都贵戚竞相摹仿，洛阳的上层社会简直全盘胡化，令正统的儒生们深恶痛绝。
　　所谓胡服，不会是赵武灵王引进的那种窄袖上衣加皮裤的北方草原民族衣着，因为它在中国人心目中早已本土化，汉朝官员工作时经常穿戴，不再被视为奇装异服了。估计也不会是波斯长袍，因为波斯长袍的外观与汉族传统长袍差不多，只是花纹的区别大一些，恐怕不足以引起灵帝的兴趣。最有可能的是某种当时在中亚地区流行的希腊服饰，它们在佛教男性造像中很常见。灵帝信佛，所以他穿希腊服饰的可能性很大。胡床和胡坐是两种折叠椅，胡床屡见于近代出土的中国文物中，没有椅背，即北京人所谓的“马扎”，可能是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明的；胡坐大概是有椅背的折叠椅。当时，这两种家具在从罗马到印度的希腊化世界中都很流行，灵帝时传入中国，也不值得奇怪。
　　灵帝倡导的“胡化运动”，将中国宫廷变得面目全非。笔者估计，他这次“胡化运动”的仿效对象很可能是贵霜（Kushana）文化。由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是当时亚洲腹地的霸主，结合了亚、欧、非大陆上的多种文化，资助大乘佛教，并控制了印度北部和塔里木河流域的部分城邦，对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当时的东半球已经是一个初步全球化的世界了。
　　全球化有利有弊。它的优点，当然在于促进世界各地先进文化科技的相互学习和发展；而它的一大缺点，便是导致瘟疫的传播。先秦、秦朝和西汉时期，中国极少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病。按照《后汉书》的记载，在东汉中前期，中国也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瘟疫，只有地区性的小疫情。但自从桓帝末年开始，中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瘟疫，半个世纪内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极大地加快了东汉帝国的崩溃进程。
　　这场大瘟疫的肇事者，正是那位据说在十几年前向汉桓帝派遣使团的“大秦王安敦”——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公元162年，他的副帝卢齐乌斯·维鲁斯（LuciusVerus）和大将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Cassius）发动了对波斯的侵略战争，所过之处生灵涂炭。公元165年，罗马军攻陷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并将其夷为平地。但正当此时，西亚突然爆发大瘟疫，他们被迫撤退。疫情愈演愈烈，很快发展成人类有史以来最猛烈的瘟疫，扩张到整个已知世界。公元166年，也就是“罗马使团”到达中国的同一年，罗马军队凯旋回国，也把西亚的瘟疫传到了欧洲。在此后的20年内，这种欧洲人前所未见的怪病席卷整个罗马帝国，帝国人口因此下降了三分之一，也就是3千万左右。公元169年，卢齐乌斯·维鲁斯也染疫病死，从此，罗马帝国元气大伤，30年内无力再度东征。如果那支在公元166年秋到达中国的“大秦使团”是真的，那么他们应是在公元164或165年从西亚启程的。当时正是罗马军队在西亚战果最大的时候，也是大瘟疫爆发前的潜伏期。
　　不期而至的大瘟疫令罗马人在亚洲的所有雄心壮志都化为泡影，但这次侵略战争还是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波斯难民。这些人纷纷涌入中亚避难，到贵霜和中国寻求生计，同时也把瘟疫带给了沿途的居民。自称波斯王子的高僧安世高与贵霜高僧支娄迦谶都在桓帝时期来到中国，将佛经翻译成汉语。安世高对医学尤其感兴趣，他翻译的许多佛经都与名医治病有关，这也说明医药在当时的波斯和中国都有极大的市场需求。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传统医学（又称“佛教医学”）的融合，始于安世高，成于华佗。可以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就是在东汉后期开始的。
　　看来，随着桓帝时期汉羌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北丝绸之路重新被打通，西亚、中亚和东亚的人员来往又频繁起来。汉灵帝推行“胡化运动”，同时爆发全国性的大瘟疫，都是当时东西方交往重新活跃的直接产物。东汉末年的这次瘟疫与1100多年后蒙古人给欧洲带去的黑死病情况很接近，只是传播方向相反而已。
　　除了人口流动之外，大瘟疫爆发的另一个先决因素便是城市化。在人口密度小的乡村地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交往较少，瘟疫就很难流行；但在人口密度大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繁，外国人也经常出入，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东汉一朝，特别是桓帝在位期间，中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众多居民超过10万的大城市，导致东汉帝国成为瘟疫长期肆虐的乐土。
　　公元180年底，灵帝册封给自己生下头生子的何贵人为皇后，并拜何皇后的哥哥何进为侍中兼将作大匠。这位何进虽然是屠户的后代，但他本人却很有文化。据蔡邕的《太尉杨赐碑》记载，何进是杨赐的门生，所以他也就是灵帝的同学。因为受过大儒杨赐的高等教育，所以何进与上过太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关系亲密，也很早就与杨赐的姻亲袁家熟识，这为他后来重用袁绍等党人，力主废除党锢、铲除宦官等政策埋下了伏笔。
　　公元181年，王美人给灵帝产下了次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何皇后的性情比宋皇后还要妒嫉，宫女每次怀孕后都要打胎，否则便难逃一死。王美人产子之后，立即就被何皇后毒杀。灵帝闻报大怒，亲手救下刘协，将他交给董太后抚养，称为“董侯”。从此，董太后与何皇后这对婆媳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安葬王美人之后，灵帝余怒未息，打算废掉何皇后。张让等十常侍却认为，保护何氏一门对他们比较有利，于是围着灵帝哭泣，各自出钱1千万替何皇后赎罪。灵帝见钱眼开，不再惩办何皇后，并诏命何进出任河南尹。何进非常感激，把自己与何皇后的一个妹妹嫁给张让的儿子、太医令张奉，何、张两家从此结为儿女亲家。不料仅仅9年之后，何、张两家又将自相残杀，结果同归于尽。
　　灵帝敏锐的商业意识不仅体现在对何皇后的宽恕上，更体现在他发明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新游戏上。他在后宫里建造了一个市场，让宫女和太监们摆摊卖货，灵帝本人也亲自参予买卖，整天和宫人们讨价还价。同时，他迷恋于饲养宠物，在爱犬的头顶戴上进贤冠，还披上高官级别的绶带，大臣们看到后都气得发疯。灵帝又养了4头白色的母驴，给它们套上马车，穿着胡服亲自驾驶，乐在其中，那模样看上去大概有些像阿凡提。消息传出宫中，袁家等公卿贵戚又都竞相摹仿，于是驴价暴涨到与马价一样贵。当年偏偏是东汉马价最贵的时候，一匹好马能卖到200万钱，比桓帝时期贵数十倍。一头驴也能卖200万钱，可见当时的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先秦时中国没有驴，西汉时才经西北草原输入中国，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还称驴为匈奴人的“奇畜”。灵帝喜欢驴，也证明了这个有羌族血统的汉朝皇帝对西北草原文化的迷恋。
　　公元182年初，全国的疫情日益严重。汉灵帝归罪于大臣，诏命他们相互检举。太尉许戫、司空张济自己大肆贪污，却胡乱检举边远地区的26名官员。这时，曹操因为“能明古学”，又被起用，封为议郎。他与司徒陈耽联名上书，说窦武、陈蕃等党人受到诬陷而不平反，当今的权臣个个腐化堕落。灵帝看过表章之后，批评许戫、张济，又封那被诬告的26名官员为议郎，与曹操共事。许戫、张济受批评后心生怨恨，于是又通过宦官诬陷陈耽，将他问成死罪。曹操大概因为有阉党背景和曹嵩撑腰，再加上袁绍等朋友的帮助，并没有受到惩处，但从此就不敢再上书批评时政了。
　　当年四月，袁隗再次出任司徒。半年之后，杨赐取代许戫，出任太尉。看上去，旧的政治秩序似乎又要恢复了。但是，面对空前严重的瘟疫和经济危机，再加上灵帝这样一位君主，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袁隗这次入阁时，已经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兄长袁逢。公元179年，袁绍、袁术的生父袁逢因病辞去司空一职，此后便在所有史籍中失踪，应当是在公元180～183年间病逝的。身为曾经担任过三公的要员，袁逢和他的父亲与祖父一样，享受到备极哀荣的葬礼。蔡邕当仁不让，再次执笔，在碑文中盛赞袁逢道：
　　“在您负责管辖的区域，您都预先深入了解当地情况，所以无需下达许多严肃的公文，百姓的风俗自然就变得淳朴；无需制订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一件事都能办得井井有条。您的恩惠是那样的甜美，您的心胸是那样的博大，真可谓是兼备了天道、人道、地道这三种才智，集刚、柔两种美德于一身，令别人实在难以超越。在此，我们献上自己由衷的颂词：‘上天真眷顾汉朝啊，所以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家族，世世代代辅佐皇帝治理天下；您的品德是那样的崇高，子子孙孙都不衰减。仰望那巍峨的宫殿，是您亲自建造；感受那完备的礼仪，是您亲自设计；倾听那美妙的乐曲，也是您亲自谱写。天子的表情是如此端庄，朝廷上的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官员和民众之间彬彬有礼，就连最遥远的西方国家都派遣使者前来学习，这太平世界的巩固和发展都靠您的睿智在支持。您的仪表是那样的高贵，您的品德是那样的感人，足以充盈整个宇宙！请看京城是多么的繁华，是因为有您在治理；请看禁卫军是多么的威武，是因为有您在统帅……’”
　　蔡邕就用这样一篇墓志铭，送走了袁绍和袁术的父亲袁逢。笔者不怀疑，袁逢的政绩能够被后人超越；但笔者很怀疑，蔡邕的这篇歌功颂德之词能否被后人超越。袁家对蔡邕确实相当照顾，据蔡邕在《与袁公书》信中说，袁家成员经常整日与他讨论学术，或者出外游玩，还不时举办宴会，一起喝麦酒，吃烤鱼，“欣欣然乐在其中”，关系看来十分融洽。可是到后来，当袁家被董卓满门抄斩之时，蔡邕不仅未发一言相救，还继续忠心耿耿地辅佐董卓，为此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笔者估计，蔡邕对袁家人拿自己当只会写墓志铭的书生看，而不帮自己在官场上开拓仕途，早已心藏不满，时间久了，便成积怨。于是，他当面把袁家人吹捧得越来越肉麻，背地里对袁家人却越来越仇视，这类事情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
　　身为墓志铭专业户，蔡邕感觉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好做，这当然是因为去世的高官显贵越来越多。公元183年，前太尉桥玄病逝，享年75虚岁，蔡邕受桥家委托，再次提笔作铭。临终前，桥玄对赶来慰问的忘年交曹操说：“我死了以后，你如果路过我的墓地，而不准备一斗酒和一只鸡来祭祀的话，走三步以后也许会肚子痛，到时候可不要埋怨我啊！”
　　在乐天派桥玄的记忆之宫里，除了瘟疫和少数郡县的水旱灾情之外，自己人生的最后这一年应该算是比较太平的。然而，这只不过是大乱前夕最后的宁静罢了。一个风起云涌，激情澎湃，英雄辈出，诸侯割据的时代啊，马上就要到来。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8）
　　第四章千呼万唤始出来：瘟疫催生的活阎王
　　一场不期而遇的瘟疫，考验了中华民族，也考验了东汉朝廷的智慧。黑社会老大被迅速“招安”，他会痛改前非，为国效命吗？
　　第一节瘟疫的力量：被逼出仕的黑老大
　　罗马人的到来，不仅给刘家朝廷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恐怖的瘟疫。既然政府无力控制疫病蔓延，无助的百姓们只好求助于神灵保佑，太平道迅速蓬勃发展。为了拉拢士人对抗黄巾起义，灵帝解除了党锢。党人领袖袁绍“被迫”出山，成了大将军何进的头号参谋。他会因此改变本初俱乐部的宗旨吗？
　　公元2世纪末，中华文明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局。从未有人听说过如此恐怖的瘟疫，从未有人见过如此怪异的病情。尧舜时的大洪水没有动摇过中华民族的意志，东周时期的500年内战没有减少中华民族的人口。但如今，中华民族所要面对的敌人，似乎有着无穷的超自然能力，简直就是死神本身。自从公元171年开始，仅仅一个世纪之内，中国的在籍人口就从汉桓帝时期的5600余万下降到晋武帝时期的1600余万。对于损失的那4千多万人口，瘟疫至少要和战乱各负一半责任。
　　这场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夺走上亿条人命的第一场世界性大瘟疫究竟是哪种疾病呢？学术界已经就此讨论了上百年，至少提出过6种理论：天花、伤寒、疟疾、流感、霍乱、肺结核。不过，由于古人对病情的描述不像现代医学用语那样精确，所以迄今还难以得出结论。也许上述各种疾病兼而有之，也许是一种尚未被现代医学所知的流行病。
　　面对这来势汹汹的疫情，汉灵帝曾经尝试利用政府的力量加以控制，不过他根本无法制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案。官员们几次到民间察访疫情，散发医药，但却无法收到什么效果。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那位司徒袁隗的夫人、大儒马融的才女马伦，也在公元184年“寝疾不永”，染疫而亡了。
　　既然官府帮不上忙，人们就只得求助于良医或神仙。
　　就像乱世出英雄一样，大疫也出良医。东汉末年，中国出了二位享誉千年的医学宗师，他们的人生本身就是空前的传奇。最离奇的是：他们本来都是官迷，并不想以医学为职业，只是在官场碰壁之后，才勉强投入治病救人的事业之中。其实，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名医都经历过这样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们原是知识分子，坚定地信仰“学而优则仕”，但总不能在官场施展抱负；而在改行从医后，由于有优良的文化修养，他们对古代医书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医生，再通过勤奋的不断实验，因而成为一代名医。
　　公元2世纪70年代的一天，“本初俱乐部总经理”何颙碰到了一位刚成年不久的年轻老乡，因为弄到了南阳郡的孝廉名额，所以准备入朝为官。何颙和他聊了很长时间，最后下断语说：“你考虑问题精密严谨，可惜观点与现在的主流差得较多，别人很可能认为你的格调不高。这样看来，你想在官场上有所成就，恐怕很难啊！现在正逢天下大疫，你如果改行从医，必能成为一代名医！”这个年轻人听了何颙的意见，不以为然。很快，他被朝廷委任为长沙太守，高高兴兴地上任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他果然干不下去，被免职回乡。到了南阳郡，只见病死者白骨蔽野，惨不忍睹。这时，他才想起何颙的建议，于是虚心向南阳郡的名医张伯祖请教医术，后来终于超过老师，成为旷世“医圣”。
　　这位与何颙同乡的名医姓张，名机，字仲景。作为那次大瘟疫的宝贵经验总结，他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至今仍被奉为最伟大的中医经典之一。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多次提及“伤寒”与“霍乱”两种流行病，但从该书内容看来，这两个概念和现在流行的西医疾病分类定义完全不一样，所以难以由此判断当时的瘟疫种类。
　　大约与张仲景同时或稍晚，在曹操的老家沛国谯县，也出了一位名医——华佗。他的事迹同样有趣，但由于和本书主旨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就不多谈了。
　　在那个瘟疫肆虐的年代，除了医学界欣欣向荣之外，宗教界也呈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汉灵帝时期，张仲景和华佗等名医都尚未出道，严重的经济危机又令众多贫困患者无力求医。他们此时唯一的选择，就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当时，道教和佛教的精英意识较强，影响主要限于大都市，道士与和尚极少深入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乡间，那里自然就成了新兴民间宗教的天堂。
　　由于错误地将释迦牟尼当作越过秦国西行的老子，东汉人普遍把佛教视为道教的一个支派，以为两种宗教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在佛教的影响下，道教的宗教特色日益强烈，在东汉末年又产生了两个全新的支派：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太平道因其尊奉的主要经典《太平清领书》而得名。这部书共有10部，170卷，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平经》。此经本名《素书》，只有2卷，后来经多人增补，才达到了如此庞大的规模。早在汉顺帝在位时期，就有人将它献给朝廷，但是没有得到重视。随着大瘟疫的流行和经济危机的加剧，该书突然在民间流行起来。
　　《太平清领书》内容复杂，不易分析，但有2个突出的特点：一，它宣扬“人无贵贱”的平等思想，反对贫富分化；二，它的语言简明易懂，很少用生僻怪字，也较少引经据典，以说理为主，与当时流行的富丽堂皇文风不同。这2个特点都说明，该书作者的文化程度有限，甚至连《庄子》都未必通读过，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肯定不曾上过太学，而且极有可能接触过佛教，因为反对贫富分化和语言简明易懂都是早期佛经的特点。由于《太平清领书》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新鲜思想，采用了佛教的一些成功经验，所以能在民间取得异乎寻常的广泛影响，而太平道也很快成长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成功的宗教团体。
　　在主要领导人——祖籍冀州巨鹿郡的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领导下，太平道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到整个华北和华东地区，而华西的雍、益二州则成为五斗米道的地盘。张陵和张衡父子领导的五斗米道因对信徒收五斗米入道费而得名，这显然也是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它的教义比太平道简单，主要依据老子的《道德经》，但是忌讳和规矩更多，例如禁酒和禁止杀生等，所以暴力色彩很少。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即入道后可以享受免费食物和免费医疗。免费食物都来自信徒的捐赠，入道者聚在一起吃大锅饭，保证吃饱，但是不许多吃或偷拿。免费医疗实际上是一种巫术，神职人员手持魔法木杖，患者向他磕头忏悔，然后喝“符水”，也许是用某种草药熬成的汤，用以增强人体抵抗力。如果此后患者的病情好转，神职人员就赞扬他已经诚心信道了，否则便说他还没有信道，需要继续修炼。
　　公元177年，也就是汉灵帝北伐鲜卑惨败的那一年，张角兄弟及其主要弟子八人已经在社会上传教十余年，信徒数十万，广布于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组织规模太大，就容易触犯汉律。汉律严格限制民间群众性活动，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而且实行永久性宵禁，禁止官员和百姓“夜行”和“阑出入关”（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出入关门）。太平道信徒当然不可能不触犯这样的法律，但在东汉末年，地方官吏担心法不责众，往往知而不言。此前，灵帝已经连续7年大赦天下，犯罪的太平道信徒即便被官府逮捕，也都得到了特赦。司徒杨赐见状，便与自己的幕僚、那位以前上表骂桓帝的刘陶商议，奏请朝廷以拘拿流民为名，削弱张角兄弟身边的信徒数量，然后便可逮捕其首领。当时，中常侍张让、封谞、徐奉等宦官都与太平道有来往（后世信奉秘密宗教的宦官也为数不少），于是以录用党人为由，罢免杨赐，将他的上书封存在档案馆里，不让灵帝看到。2年之后，司空张济、卫尉刘宽等官员也上书报告太平道行动不法，仍旧没有得到回音。
　　公元183年，已经出任侍御史的刘陶看到太平道的势力越来越大，张角本人甚至都来到洛阳传教，感到极大的威胁，于是又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联名上疏，要求悬赏捉拿张角兄弟。这次，汉灵帝虽然看到了表章，却因为从未听说过太平道和张角，感到有些吃惊，就让刘陶去查《春秋》条例。汉朝倡导以儒家思想治国，凡事都要引经据典，所以写着“圣人之言”、“一字定褒贬”的《春秋》被当作帝国的宪法，疑难案件的裁决都要有《春秋》案例支持。刘陶翻了很长时间的《春秋》，无法找到任何关于民间宗教组织的记载，于是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这时，张角兄弟已经将数十万信徒按照地域组织为36方，每方由一名渠帅领导。公元184年初，大方渠帅马元义组织荆州和扬州的数万信徒北上，来到洛阳一带，与河北的张角兄弟取得联系，又和中常侍封谞、徐奉等宦官信徒约定，准备在三月五日“甲子”那一天同时暴动：张角兄弟攻取冀州首府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东），马元义则与宦官攻取洛阳，一举颠覆东汉政权。为了便于相互识别，他们决定头戴黄巾，定秘密口号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已死”又作“苍天乃死”，是汉末俗语，见于公元170年曹操宗族墓的刻字砖上，显然是对现实不满的造墓工匠自刻的；“黄天当立”和马勉自称“黄帝”同理，都基于从“五行终始说”推导出来的“代汉者应属土德，崇尚黄色”的理论；“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则揭示了暴动的时间。这个口号里居然没有外人难以理解的黑话，说明太平道的组织程度还比较原始。
　　虽然规模巨大，但张角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首先是起兵的目的不明。太平道的信徒总计不下40万，加上老弱妇孺更多达百万，但和全中国人口相比，比例仍然非常小。能够赢得其他社会集团的支持，才是胜利的关键。否则，即便他们拿下洛阳，抓住汉灵帝，政权也长久不了。张角兄弟没有给全国民众勾画一个明确的政治、经济未来，就连“严禁土地买卖”、“平分田地”、“废止苛捐杂税”、“不纳粮”之类涉及民生的现实口号都没有，无法证明自己有统治中国的能力，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在知识分子和职业军人中完全没有信徒，单纯依靠破产的贫民，注定难以持久。
　　其次是起兵的时间不当。张角其实早该起兵了，之所以拖到公元184年三月五日，是因为这一天是60年一遇的“双甲子”：甲子年甲子日。世传商纣王就是在甲子日被周武王大破于牧野，所以自古以来，在这一天展开军事行动都被认为很不吉利。但张角偏偏要以周武王自比，既逢双甲子，又让信徒四处书写“甲子”这个暗号，官府自然会提高警惕。
　　终于，在三月五日前一个月，张角的弟子唐周给河南尹何进上书，告发了张角的计划。这次，灵帝总算不再执迷于《春秋》了，立即派人四处捉拿太平道信徒，处决了马元义等千余人，又到冀州各地悬赏捉拿张角兄弟。张角被迫命令全国信徒立即起兵，全部头戴黄巾，人称“黄巾”，又名“蛾贼”。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自称“地公将军”，张梁自称“人公将军”。显然，这三个将军名号是根据“天、地、人”三统终始循环理论制订的，由此也可见三统五行学说在东汉民间何等深入人心。
　　张角兄弟领导太平道起兵后，一时间天下响应，黄巾军不日便俘虏了东汉的安平王和甘陵王，攻破多座城池，逼近洛阳。同时，张衡（又名张修）也领导五斗米道教徒在汉中起兵，攻打县城，但是因为实力有限，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
　　在风雨飘摇之中，灵帝匆忙跑到南宫的档案馆里查阅案宗，这才发现，杨赐、刘宽、张济、刘陶等人早已提醒过自己注意太平道的动向，大为感动，将这4人与侦破马元义案有功的何进册封为侯爵。为了拉拢士人对抗黄巾，中常侍吕强建议汉灵帝解除党锢，立即得到了批准。同时，灵帝又决定封何进为大将军，指挥全国军队围剿黄巾。
　　解除党锢和何进出任大将军的消息刚传出宫外，何进与袁绍就立即成了社会的焦点。
　　当时，袁绍的生父袁逢显然已经病逝，所以袁绍的叔父袁隗便成为袁家的族长。党锢可能解除的消息传来，人们都猜测，党人领袖袁绍将会立即入朝为官。朝廷大员纷纷邀请袁绍出山，而他却表示没有兴趣。中常侍赵忠非常不满，在朝廷上大嚷：“袁本初沽名钓誉，拒不接受朝廷的任命，反而养了那么多死士，不知这小子究竟想干什么？”这话当然是说给袁隗听的，他连忙回家找袁绍，告诉他赵忠的话，并威胁说：“你快要让我家破人亡了！”（裴松之《三国志注·董二袁刘传注》引《汉末英雄记》）袁绍只得接受了何进的邀请，并立即获得后者的高度信任，成为大将军府里的头号参谋。何进与何颙同郡同姓，很可能是亲戚，在袁绍投靠何进的过程中，何颙应当出力不少。
　　听说何进将要出任大将军，太尉杨赐派幕僚孔融去向何进道贺，何进的手下却不及时请他进去，也许是没有收到礼金的缘故。孔融不懂“宰相门前七品官”的规矩，等得烦躁，就夺走自己用于求见的名刺（类似今日的名片，用竹片或木块制成），回太尉府去了。何进的部下纷纷要求派刺客杀掉这个不识抬举的孔融，但何进为了表示礼贤下士，反而向朝廷上表推荐孔融。但此事显然还是影响到了何进、袁绍与杨赐、孔融的关系，不久后，何进出任大将军，其异父同母弟何苗继任河南尹，而杨赐则被免去太尉一职。几天后，灵帝宣布大赦，正式解除党锢，太平道信徒也都得到赦免，只有张角不赦。
　　党锢令解除后，袁绍先被封为侍御史。当时袁术担任尚书，地位比侍御史高。袁绍不乐意位于异母弟之下，于是坚决请求把侍御史一职让给孔融。朝廷无奈，只好改封袁绍为地位比尚书略高的虎贲中郎将，统领禁卫军。
　　出任虎贲中郎将之后，袁绍便开始为何进招揽幕僚。在他的示范和劝说下，众多党人和名士相继投入了何进的怀抱，例如荀爽、荀攸、王谦、王允、王朗、王匡、郑泰、华歆、陈纪、边让、桓典、种劭、邹靖、刘表、蒯越、黄忠、鲍丹、鲍信、陈琳、韩卓、张津、毌丘毅等等，当然还有被何进委任为北军中侯、掌管北军五校禁卫军的何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何进买帐，郑玄和申屠蟠两大名士就不肯屈从。郑玄被何进邀请到洛阳，一夜之后便逃之夭夭；袁绍多次到申屠蟠家“晓畅殷勤”，“至于再三”（见袁宏《后汉纪·灵帝纪》引黄忠写给申屠蟠的信。信中的“爰中郎”显然就是时任虎贲中郎将的袁绍），真可谓“三顾茅庐”，申屠蟠却称病不出。后来，何进又让自己的老乡黄忠再次写信劝说（《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说黄忠是申屠蟠的同乡，错。《后汉纪·灵帝纪》说黄忠与何进同乡，是正确的。按《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黄忠是南阳人，而何进也是南阳人，申屠蟠则是陈留人。除非汉末有二个黄忠，而且都与刘表共事过，但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申屠蟠还是一字不答。当然，像申屠蟠这样的老顽固只是个特例，而且也证明了当时的袁绍是多么的礼贤下士，所以他自然能得人心。
　　在袁氏三兄弟之中，以大哥袁基的宦途最顺利。当袁绍惨遭党锢16年，袁术多年徘徊在“二千石”级别的边缘时，袁基已经升至了九卿之一的太仆，离“五世三公”只有一步之遥。在族长袁隗看来，这三兄弟里大概也只有袁基最为本分，没有八卦丑闻和狐朋狗友，宦途最为光明。如果东汉帝国还有前途的话，这当然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但是，随着天灾人祸的不断降临，就连袁隗也得作两手准备了。袁绍、袁术兄弟相继执掌禁卫军，身为司徒的袁隗在其中肯定功不可没。当黄巾军已经逼近洛阳之时，他应当非常清楚：决定未来世界走向的，将不再是毛笔和舌头，而是钢铁和战马了。
　　虽然大赦令下达，但黄巾军的攻势却有增无减。显然，灵帝无法在古书里找到什么对付黄巾军的办法，只得紧急召开御前会议。没想到，他在会上见识了一位比自己还要书呆的大臣——侍中向栩。向栩建议，只要派人对着黄巾军高声朗诵《孝经》，敌人必定会自动瓦解。灵帝听后气坏了，立即命张让把向栩抓到东汉时的东厂——黄门北寺狱，此人随即便死在那里。
　　其实，向栩死得有点冤，因为《孝经》为帝国政府武力镇压民众暴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孝经·天子》上说，所谓“天子之孝”，就是“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灵帝有没有“德教加于百姓”，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敢肯定；不过，“刑于四海”却正是他打算付诸实施的。在什么情况下，天子有必要“刑于四海”呢？《孝经·纪孝行》又给出了非常清楚的答案：“为下而乱则刑”。张角身为庶人，擅自组织民众与朝廷对抗，当然是“为下而乱”，理应加重刑了。
　　看到皇上已经决心武力镇压黄巾暴动，皇甫规的侄子、北地太守皇甫嵩便从军事角度出发，建议灵帝捐出宫中藏钱和西园厩马，奖励军士，灵帝批准了这个意见。郎中张钧请求灵帝处死十常侍以谢天下，反被宦官诬陷为学太平道，和向栩一同死在监狱里。不过，张钧的表章还是震慑了十常侍，他们纷纷拿出家财以充军费，从而加快了部队的组建速度。
　　三月底，镇压黄巾的汉军两路出师：北中郎将卢植、东中郎将董卓、护乌桓中郎将宗员率北军五校及幽、凉、并、冀4州兵马，北征河北的黄巾主力；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豫州刺史王允、骑都尉曹操、左军司马孙坚、护军司马傅燮率三河骑士、豫、青、兖、徐、荆5州兵马，东征河南黄巾；何进与袁氏三兄弟坐镇洛阳。
　　战争一开始，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但官军因为物资充足，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还是很快占了上风。六月，卢植、董卓、宗员将张角围困在广宗。灵帝闻报后很兴奋，派小黄门左丰到前线察看军情。卢植不肯贿赂左丰，后者就向灵帝打小报告说：“我看广宗的敌人很容易歼灭啊。卢中郎现在按兵不动，就等着老天来惩罚对手了。”灵帝大怒，下诏将卢植逮捕，又勒令董卓加强攻势。董卓只好硬着头皮进攻，结果被张角在下曲阳打得大败，也遭到革职查办，河北的战局一时朝着对黄巾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但与此同时，皇甫嵩、朱儁、曹操、傅燮的河南方面军却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八月，皇甫嵩在歼灭了大部分黄巾军后移师北上，与董卓的残部会合，随即向张角军扑来。九月，张角再次被围困在广宗，并很快像洪秀全一样死了。十月，皇甫嵩攻破广宗，杀死张梁，将张角剖棺戮尸。一个月之后，皇甫嵩又攻陷下曲阳，杀死张宝。至此，由太平道领导的这场黄巾大暴动在9个月内便宣告失败。但就像大地震之后必然还有余震一样，黄巾运动并未完全停息，此后又曾发生过多次影响力较小的黄巾暴动。
　　战胜黄巾军之后，王允在张角的文件中发现了中常侍张让宾客与黄巾交通的信函，立即上报朝廷。灵帝大怒，痛斥张让，但又不予惩办。张让由此恨王允，后来数次将他陷于死罪，赖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合力保，才得以免死。能够把王允与何进、袁隗、杨赐三人联系起来的，当然非袁绍莫属，难怪王允后来会对袁绍忠心耿耿。
　　关于黄巾暴动的过程，袁宏的《后汉纪》再次向我们提供了与《后汉书》截然不同的版本：唐周（唐客）上书告的只有张角兄弟，没有马元义；张角于二月起兵，汉军随即东征，马元义见洛阳防备空虚，这才策划在五月乙卯日暴动；卢植一介书生，本不是张角的对手，把张角包围在广宗的主将是董卓；《后汉纪》说朱儁讨黄巾时的军师是蔡邕，而《后汉书》说蔡邕当时正在扬州流浪……如此等等。区区一年之内的事件，竟然就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说法，足见汉末历史的复杂程度。
　　此外，可以肯定的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并没有参加过对张角兄弟的讨伐。当时，刘备年仅24虚岁，关羽、张飞大概都未成年。3年之后，他们才参加了公孙瓒、邹靖的军队，攻打张纯叛军和青州黄巾。
　　听说黄巾暴动已经被皇甫嵩迅速平定，灵帝喜出望外，立即将这一年改元为“中平”，意为“实现中兴”和“恢复太平”。其实，更大的混乱还在等待着他。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9）
　　第二节中平羌乱：凉州军阀集团的形成
　　听说黄巾暴动被迅速平定，灵帝喜出望外，立即改元为“中平”，希望“实现中兴”和“恢复太平”。可等来的却是更难对付的打着消灭宦官旗号的凉州军阀集团的叛乱！
　　汉灵帝是一个罕见的金融天才，不仅发明了“分期付款”和“零首付”，还深谙房地产经营之道，且热心参与科技发明。在中国历代皇帝里，极少有人能将这些优点集于一身。可他的全新治国理念却不幸触怒了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因而注定要成为史书中的反面教材。
　　当汉军与黄巾军在黄河下游拼死搏杀之际，黄河上游正默默地酝酿着更加强烈的政治风暴。如果我们在当时逆黄河而上，又会看到怎样的一幅景致呢？
　　蓝天、雪山、青海、森林、草原，童话般的幻境，天堂般的土地；微薄的氧气含量，刺骨的寒风，无与伦比的海拔，难以攀援的山峦，兀鹫与雪豹的巢穴，地狱般的世界。
　　这里就是世界屋脊、长江与黄河之母——青藏高原。
　　公元2世纪的青藏高原，和现在的样子大不相同。当时，山峰的高度比现在要低几米，森林覆盖率更高，野生动物更多。但最大的区别是：当时的青藏高原既没有喇嘛，也没有庙宇。在公元4世纪之前，佛教还没有传到这里呢。
　　严酷的自然环境，锻造出坚韧、勇敢、智慧的居民。至少在5千年前，青藏高原的居民就已经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活动于青海湖一带的齐家文化更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文化之一。放牧牛羊一直是青藏高原居民的主要经济活动，这个民族也由此得名：羊儿为“羌”，羊女为“姜”，所以大多数羌族人都姓姜。
　　羌族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大约5千年前，姜姓炎帝率领他的羌族百姓沿黄河东进，与姬姓黄帝率领的南下部落融合，由此形成了炎黄子孙。殷墟甲骨文显示，羌族（羌方）是商朝最强悍的对手之一。最终，在姜子牙的领导下，羌族与周人联合，在牧野歼灭商朝军队，开创了大周800年基业。作为奖赏，多个羌族部落被周王封到东方，形成了齐、申、许、纪等诸侯国。多数周王都迎娶了羌族的姜姓公主为王后，所以每一位周王室成员都有羌族血统。但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因为迷恋褒姒，竟与他的羌族王后离婚。为了惩罚这位不自量力的好色国王，羌族领袖申侯联合犬戎推翻西周，拥立自己的外孙姬宜臼为新的周天子，迁都洛阳，也就是东周的开国之君周平王。
　　东周建立之后，齐国兴起，逐渐取代了申国的羌族领袖地位。齐桓公姜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尔后，黄河中下游的羌族逐渐适应了农业生活，与周人、夷人、楚人、秦人等古老民族融合，形成了西汉时期的汉族。但是，他们远在黄河上游的同胞仍然过着几百年之前的游牧生活，而且一度臣服于匈奴，对汉帝国的西北边疆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东汉时期，匈奴虽然衰败，羌族的威胁却越来越大。直到汉桓帝重用“凉州三明”，才抑制住羌族的扩张势头。然而，羌族还远未灭亡，他们与南匈奴、湟水流域的小月氏（湟中义从胡）、河西走廊的休著屠各等草原民族一样，或是在汉军中服役，或是过着和以前一样的游牧生活，人口迅速增长，已经不逊于当地的汉族数量。
　　公元179年，羌族的征服者段颎在狱中自杀，他的许多老部下因而不再信任东汉政府。5年之后，黄巾暴动的消息传来，这些将士便与他们本应负责防御的游牧民族结成同盟，计划与黄巾军从东西两面夹击汉朝。与张角手下那群毫无军事经验的乌合之众不同，这些人个个身经百战，对汉军的战术了如指掌，并拥有不亚于任何一支汉军的优良装备。未来，他们将攻陷长安和洛阳，在东汉帝国的首都里尽情发泄自己积累多年的仇恨。不过，张角军的迅速崩溃使得这些人只得单独行动，史称“中平羌乱”。
　　“中平羌乱”的主要领导人——金城人边章、韩遂（字文约，又称韩约）是凉州的两位名士，向来非常仇视宦官。听说何进即将出任大将军，韩遂便到洛阳来，劝他借手握兵权的时机消灭宦官。何进没有同意，韩遂悻悻离去，决定利用自己在凉州的势力，用武力逼迫朝廷就范。
　　公元179年段颎死亡之后，凉州军阀集团一反他们的老领导亲近宦官的政策，转而积极要求铲除宦官，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宦官们在后方享受荣华富贵，克扣军饷，盘剥将帅，凉州军人对此怀恨已久；其次，宦官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士大夫中间的名声实在太差，与宦官走得太近，给凉州军阀集团的形象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也不利于他们与各地行政单位合作；第三，灵帝中期天下大乱，凉州军阀集团倚仗自身无与伦比的强大兵力，企图夺取帝国中央政权，而掌权的宦官自然就成为他们必须除去的对象了。
　　然而，凉州军阀集团企图联合反阉党的士大夫消灭宦官，进而控制朝政的野心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并不具备统治国家的能力。凉州军阀集团本身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汉族血统，有些甚至不是黄种人，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不熟悉中原的风俗习惯，难以被广大汉族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为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原士大夫比一般老百姓更加看重“华夷大防”，骨子里看不起凉州武士这样的“羌胡杂种”，虽然可以一时联合他们打击共同的敌人宦官，但等宦官一灭，他们必定会设计推翻凉州军阀集团，独掌朝政。这就是此后几年内即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是袁绍与董卓之间的关系从合作转变为敌对现象的根源。
　　除了韩遂劝说何进的A计划之外，凉州军阀集团还有B计划，劝说的对象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车骑将军皇甫嵩。当时，皇甫嵩已灭黄巾，手握重兵，威震天下。凉州汉阳郡名士闫忠造访皇甫嵩，以韩信的例子劝他及早清君侧，皇甫嵩也不肯答应。闫忠只好返回凉州，半路上巧遇曾经自称是段颎外孙的武威人贾诩。两人交谈甚欢，闫忠还称赞贾诩“有（张）良、（陈）平之奇。”这位贾诩后来成为凉州军阀集团的主要谋士。“闫”是凉州的大姓，韩遂的女婿——几乎杀死马超的猛将闫行就是金城郡人，与闫忠家乡汉阳郡接壤，两人可能沾亲带故。韩遂与闫忠很早就走到一起，绝非偶然。
　　公元184年十一月，右中郎将朱儁攻陷太平道黄巾军的最后据点——宛城，第一次黄巾暴动宣告结束。同月，边章、韩遂、闫忠和小月氏酋长北宫伯玉、李文侯等段颎旧部以“讨宦官、清君侧”为名，在北地郡起兵，攻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大举东进，在当年年底渡过了黄河。有趣的是，边章、韩遂、闫忠三人都说自己是被羌人劫持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话恐怕连小孩子也骗不了。除此之外，陇西人宋建也自称“河首平汉王”，在黄河上游建国，公然与东汉政权对抗。
　　公元185年初，东汉帝国又遭遇了一连串自然灾害：正月，瘟疫大起，死者如乱麻；二月，东汉皇宫的主要建筑南宫发生火灾，云台、嘉德、和欢三大殿全部被焚，烈火足足烧了半个月才灭，可见其规模之巨。
　　南宫被焚毁之后，灵帝便增加了一个全新的业余爱好：建筑学。这位多才多艺的年轻君主亲手规划了一些新式宫殿，可是苦于经费不足，难以付诸实施。十常侍于是建议灵帝提高农业税，每亩增加10钱，用以修建新宫。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公元2年，西汉帝国拥有“可垦不可垦”（半可垦）地3229万顷，定垦田827万顷，总垦田面积估计接近2千万顷，合20亿亩。东汉时期，江南、辽东和陇西的荒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当地人口剧增。以此估计，灵帝时全国的耕地至少不会低于20亿亩。每亩增加10钱农业税，政府收入就至少多了200亿钱，相当于桓帝时期3年的帝国税收。
　　和粮食总产量相比，再考虑到灵帝时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几十倍的因素，每亩加收10钱农业税其实并不算很重。但当时正逢大乱之后，天下饥荒，瘟疫横行，灵帝不减免税收，反而加税，无异于釜底抽薪。各地的耕地情况也非常不同，有些肥沃，有些贫瘠，《尚书·禹贡》里就已经把全国的耕地分为9等。一刀切地每亩加收10钱农业税，势必造成极大的不平等，但这已经是灵帝无暇顾及的了。
　　显然，灵帝设计的新南宫建造费用远远超过200亿钱，因为他又恢复了以前为兴建“鸿都门学”集资而制订的“卖官鬻爵”制度。而这一次，灵帝再次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金融才华。为了能够将官爵多卖些钱，他居然发明了“分期付款”和“零首付”这样的天才方案。每一个被赐予高级职务的官员都必须先到西园问价，在“助军钱”或“修宫钱”这2种欠条中挑一种签字，然后才能走马上任。因为用“分期付款”和“零首付”代替了“一次性付清”，所以官价暴涨：1千万原来足够买到三公，现在却顶多只能买到一个太守，而能够一次性付完全款的人则继续享受原先的价格。与以前临时性的荣誉摊派不同，这次卖官公开逼官员们替政府长期盘剥百姓，等于变相增加税收。
　　当时，侍中刘陶升任京兆尹，因而欠下西园1千万修宫钱。他拒绝还款，装病不上班。由于刘陶名气大，所以灵帝特批免除他的债务，改任谏议大夫；河内郡有个叫司马直的人，大概是司马懿的亲戚，被朝廷委任为巨鹿太守。灵帝虽然特批给他优惠300万，但司马直仍然请求辞职，朝廷不许，于是悲愤自杀，死前上奏一本，痛批卖官制度。灵帝读了之后也有些感慨，于是暂停征收修宫钱，但很快又恢复了。
　　当然，大多数官员还是乐意出，也出得起“助军钱”和“修宫钱”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崔烈和曹嵩。公元185年三月，袁隗因长期生病，辞去担任了整整2年的司徒一职。读者应当记得袁逢、袁隗、段颎、杨赐为之联合办丧事的那位冀州名士崔萛，崔烈就是他的堂兄，早已官至九卿，一直苦苦等着当三公。听说袁隗将要下台的消息，他就找到灵帝的乳母程夫人，希望以优惠的价格补缺。结果，崔烈只一次性付了500万，便当上了司徒，就连灵帝本人都对这样低廉的价格惊叹，社会上人人议论。崔烈之子崔钧时任虎贲中郎将，大概是袁绍的前任，对父亲反映了外界的嘲讽，结果反而遭到气急败坏的殴打。崔烈也知道便宜没好货，担心自己的司徒当不长，于是追加投资，结果在当了2年司徒后改任太尉，又当了半年三公。崔烈下台后，曹操的父亲曹嵩花了1亿钱，才为自己搞到这个太尉之职。
　　看到手头的资金渐渐充裕了起来，南宫尚未完工，灵帝又开始修造小金库“万金堂”，把本来由大司农掌管的基础设施建设款和防震减灾资金全都转移了进去。同时，这位天子还计划莅临冀州，巡视河间地区，但并不是为了安抚灾民，而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购买田宅。河间是灵帝的家乡，位于黄河下游，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但因为临近黄巾暴动的主战场，受其影响，一年来地价大幅下降。长期关注不动产投资业界新闻动向的灵帝非常看好河间板块，认为现在购地是无风险套利。于是，他不仅亲自出马，还带上十常侍一起去团购，以便能更好地压价。
　　从商业角度说，灵帝的这次决策也许是对的；但从政治角度说，则是东汉末年的一大丑闻，而且差点让灵帝血本无归。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坚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说，全中国土地的大产权都归皇帝本人所有，臣民能够享有的只是小产权或使用权。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有向皇帝缴纳地税的义务。而如今，汉灵帝却费尽心思聚敛小产权或使用权，这当然会与汉朝传统的经济观念严重冲突。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个治国理念如此荒谬的家伙已经不再适合担任帝国的君主了。在这些希望推翻灵帝统治的仁人志士之中，当然就包括“本初俱乐部”的许多成员。
　　灵帝要北巡冀州河间，主要负责接待的当然是冀州刺史王芬。此人的政治立场接近清流，经常与刚刚解除党锢的陈蕃之子陈逸来往。某日，王芬在家中招待陈逸和以精通阴阳五行与天文而闻名海内的术士襄楷。襄楷对他们说，据自己夜观天象，宦官们很快就要被消灭了。王芬和陈逸听后大喜，以为边章、韩遂、闫忠、北宫伯玉等人清君侧的行动将会成功。于是他们派人到洛阳去，与“本初俱乐部”商定，灵帝和十常侍一入冀州，王芬便发动兵变，而“本初俱乐部”则与何进、袁隗等朝廷大员迎立合肥侯。
　　作为“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许攸、曹操等人都得到了王芬的消息，所以袁绍、何颙肯定也知情。最偏袒曹操的《魏书》收录了曹操的一封冠冕堂皇的《拒芬辞》，显然是为了证明曹操不仅忠于汉室，而且机智过人。这篇文章内容也许是真的，但它恰恰说明，曹操了解王芬等人的谋反计划，只是因为觉得时机不成熟而表示反对，并且没有上奏朝廷。知道谋反阴谋而不报告，这种事情无论放到任何朝代，都肯定与谋反同罪。如果事情败露，曹操一家理应被满门抄斩。笔者怀疑，曹操的父亲之所以要花1亿钱购买本来只值1千万的太尉，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官价暴涨，而是为了替曹操赎罪。
　　公元185年春季，其实是个造反的好机会。三月，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等人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渭河流域。当此危难之际，凉州刺史左昌反而贪污军饷数千万，又指挥无方，导致部将夏育、盖勋等人纷纷战败，叛军杀入三辅，渐渐逼近长安。司徒崔烈勇于买官，却怯于战斗，居然建议朝廷干脆把凉州割让给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等人，划陇山而治，遭到议郎傅燮的痛批。这次灵帝的头脑还算比较清醒，封傅燮为汉阳太守，与左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董卓前去讨伐。
　　皇甫嵩接旨以后，觉得骑兵不足，请朝廷招募3千名乌桓雇佣军。何进的部下、北军中侯邹靖（刘备后来的上司）认为乌桓兵弱，不如去招募鲜卑人。灵帝让四府官员讨论，何进的幕僚韩卓支持邹靖，认为乌桓兵弱，又是鲜卑的死敌，一旦随官军出击，鲜卑袭击其后方，乌桓人必定从前线撤退，造成巨大的混乱，影响汉军士气，不如招募鲜卑。车骑将军何苗的幕僚、《汉官仪》与《风俗通》的作者应劭反对，认为鲜卑本性比乌桓凶残，长期与汉朝敌对，以往鲜卑雇佣军入境后都要四处奸杀劫掠，战后又逼着汉将送给他们钢铁和武器作酬劳，日后遗患无穷，还不如招募陇西羌胡中没有参加叛乱的部落。朝廷多数人同意应劭的看法，但最终并未招募到多少人。
　　皇甫嵩和董卓带兵进入关中，与敌军对垒多日，却并不作战。笔者估计，闫忠造访皇甫嵩，很可能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皇甫嵩及其子皇甫坚寿和董卓的关系一直很好，晚年虽然略有冲突，但整体上仍旧能够和睦相处。皇甫嵩恐怕是在为是否与韩遂等人联盟，讨宦官、废灵帝而犹豫；董卓是灵帝生母董太后的亲戚，所以他大概坚决反对废黜灵帝。二人的意见难以统一，于是只好暂时按兵不动。
　　同样是在公元185年春季，司隶部和并州的农民也纷纷暴动，共有杨凤、黑山、白骑、黄龙、左校、牛角、飞燕、于毒等数十部，从北面威胁洛阳。王芬借此机会上奏说，这些造反者攻劫郡县，必须讨伐。朝廷应该立即拨给自己一支军队，这样才能在灵帝北巡时保证安全。这时，太史令又报告说天象不佳，有针对皇帝的阴谋，灵帝于是取消了到河间团购房地产的计划，并召王芬入京。王芬担心阴谋已经暴露，于是自杀。
　　奇怪的是，这次阴谋至此就划上了句号。许攸、曹操等人都没有受到调查和处罚，实在不合情理。即便曹腾能够花钱为曹操赎罪的话，但许攸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唯一的合理解释是，他们有袁绍这座靠山撑腰。袁绍后来曾经说“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大概就包括这件事在内，这其实也是他作为黑社会老大应尽的义务。此时的袁绍深受何进与袁隗两位朝廷大员的信任，言听计从，虽然官职不过中郎将，其实早已一手遮天。帝国当局的重要文件大都要经何进与袁隗之手，所以袁绍不想让灵帝知道的事情，灵帝想知道还真困难。
　　不过，中朝也并非那么无能。对于皇甫嵩按兵不动，与闫忠等人来往的事情，他们绝非全然不知。于是，中常侍张让来到前线，向皇甫嵩索要5千万钱。张让与皇甫嵩非亲非故，突然索要这么一大笔钱有些突兀，恐怕是借皇甫嵩与闫忠来往之事讹诈。皇甫嵩不肯出钱，于是在七月被罢免军职，削减封地，回家乡休息，他的部队则全部交由董卓统领。
　　八月，看到西北叛军已经威胁到了西汉诸帝陵园的安全，灵帝终于着急了，封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袁绍的族孙、执金吾袁滂为副将，与荡寇将军周慎、右扶风鲍鸿、扬武都尉陶谦、参军事孙坚等将领率领十余万大军西征，与董卓联合讨敌。此外，又按照皇甫嵩的老建议，招募了3千名乌桓雇佣军，令涿县令公孙瓒统领。公孙瓒是卢植的学生，刘备的学长，以善于指挥骑兵闻名。但因为后勤补给跟不上，又听说鲜卑人来袭，这些乌桓骑兵就像韩卓预言的那样，一窝蜂地离开公孙瓒溜走了，随后给河北地区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前中山相张纯本来想指挥乌桓雇佣军立功，却被公孙瓒抢了先机，因而对朝廷不满。见此机会难得，他便与前泰山太守张举合谋，暗中联络这些乌桓人，准备起兵反汉。
　　张温出征时，成都人张玄又来劝他，在宦官前来饯行时将其一网打尽，然后回师洛阳清君侧。张温不肯从，张玄长叹：“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逃入山中隐居起来。九月，张温军进抵美阳（今陕西省武功县西），遭遇韩遂军主力。参军事孙坚自恃骁勇，率领千余名新兵冲阵，被敌人围困起来，杀得全军覆没。孙坚丢了军官印绶，只身逃回来，张温手下诸将都嘲笑他，只有董卓佩服孙坚的勇气。《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说张温的大军刚到，边章、韩遂等人便不战而降，所以孙坚没有立下军功等等，明显是在为孙坚的惨败开脱。该书又说董卓开会迟到，言语冒犯张温，孙坚便劝张温杀董卓，同样荒谬。董卓身为大将，历年军功甚多，手握重兵，部下亲附，还是董太后的亲戚，张温想杀都未必杀得了。后来，董卓恨张温而欣赏孙坚，也说明事情的真相正好相反。张温人品不佳，陶谦就很讨厌他。《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力图让读者相信的，是孙坚与董卓的关系一向恶劣，好人与坏人永远黑白分明的假相，这和其它史料希望让读者相信，曹操早已同袁绍决裂的现象如出一辙。
　　十月庚寅，灵帝的老师、袁逢的亲家、司空杨赐去世，举朝哀悼。同月，张温、孙坚等人的败状渐渐传到洛阳，许多官员都知道了，却不敢报告灵帝。谏议大夫刘陶忍无可忍，上奏书说：“车骑将军张温有勇无谋，把全部主力集结在第一线，连支预备队都没有。西羌叛逆的将帅多是段颎的老部下，熟悉军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变诈无穷。现在，胡骑连战连胜，已经攻进了陵园，离张温的营地不过咫尺之遥。臣时常担心，敌人一旦向东北绕道河东、冯翊，奇袭函谷关，包抄其后路，我军将无人能够返回。臣知道自己废话太多，招人讨厌，但实在不能不说，因为一旦国家危险了，臣也无法再活。现在我报告8件要事，希望陛下能够尽快采纳。”随后报告了8件事，大都是对宦官的批评。
　　自从韩遂等人以诛灭宦官为名起兵以来，这些半阉人就一直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现在见刘陶的意见与韩遂相同，他们便向灵帝诬告刘陶说：“现在四方局势平静，而刘陶一心唱衰朝政。前线的军情我们都还没听说，刘陶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他大概是韩遂一党吧？”于是以里通羌虏，与黄巾余党来往之名逮捕刘陶，刘陶愤而在狱中自杀。
　　事实证明，刘陶的判断有些过于悲观了。十一月，北宫伯玉、边章、韩遂粮草已尽，又看到彗星出没，感觉天象对自己不利，于是决定撤退回家乡。董卓闻讯，立即出营追击，消灭了几千名敌人。西北叛军也不抵抗，一路跑到凉州金城郡榆中（今甘肃省兰州市东）。
　　张温得到董卓的捷报，大为振奋，认为可以一举荡定凉州，于是分兵两路：荡寇将军周慎率3万人西追边章、韩遂，破虏将军董卓率3万人北讨先零羌。董卓认为敌军主力尚存，这样贸然进军肯定打不下来，但张温不听，两人之间的矛盾从此升级。最后董卓无奈，带着兵马北上，但又派别部司马刘靖率4千人东进到安定（今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伪装出有几万人的声势。羌军虽有兵力上的优势，但担心安定的援军，果然不敢贸然围攻董卓。董卓也不卖力进攻，谨慎行军，令对方无机可乘。
　　与董卓军北上同时，周慎军逆渭河而上，逐步逼近榆中。孙坚对周慎建议说：“榆中城小而坚固，兵力再多也难以很快攻下。但此城中目前粮草短缺，必须从外输入。我愿带1万精兵快速挺进金城，断其粮道，将军率2万大军在后接应，敌人肯定不敢迎战，也不能坚守，只好突围而出，这样就容易消灭了。”周慎因为美阳战役的原因，一直看不起孙坚，所以不采纳他的建议，率领3万大军缓缓进军，包围榆中。边章、韩遂果然带骑兵包抄过来，反而切断了周慎的粮道。周慎手足无措，被迫狼狈撤退，在关西铁骑的前后堵截下，损失了大部分士卒。
　　听说周慎战败，董卓知道自己不能再孤军深入，立即下令撤退，但还是在望垣（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北）被敌人追上，包围在渭河边，箭尽粮绝，陷入险境。董卓于是声称要捕鱼给将士充饥，在河上造了座水坝，将河水水位降低，然后连夜渡河，随即拆毁水坝。敌人次日发现之时，渭河的水位已经很高，人马无法渡过。就这样，董卓全师而退，因功被封为侯爵。汉灵帝并不怪罪张温，反而封他为太尉，孙坚也因作战勇猛而升任长沙太守。
　　起初危机四伏的公元185年，就这样在新的危机中结束了。
　　对于袁家来说，公元186年是个非常特别的年份。这一年是袁安出任司空的100周年，也是袁家“四世三公”的开始。这个家族连续担任宰相，居然已经达到了一个世纪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不过在公元186年，袁家成员却没有一个当三公的，而且直到灵帝驾崩为止都如此。这倒不是因为灵帝不再信任袁家成员了，正相反，他授予了他们以实在的军权：袁隗为后将军，袁绍为虎贲中郎将，与何进、何苗兄弟共同掌管洛阳防务。在此之前，袁家还从未如此接近过军队呢。
　　灵帝当然有必要加强洛阳防务，因为黑山等农民武装的活动区域与洛阳只有一条黄河之隔。但与朝廷直接对抗的黄巾军不同，这些人“反贪官不反皇帝”，头上不戴黄巾，不准备颠覆东汉政权，时刻准备接受招安。很快，杨凤就获得了朝廷赐予的“黑山校尉”一职，还有权力“举孝廉”。于是，张飞燕（张燕）等许多农民武装的首领摇身一变，堂而皇之地当起地方官来了。
　　杨凤、张燕等农民武装领袖接受招安之后，灵帝的心情舒畅了许多，又开始寻求能够激发想象力的新领域，而这次竟然是科技。在公元186年，他和宦官们发明了形如天禄（一种传说中的西域独角兽，形似鹿）和虾蟆（癞蛤蟆）的自动喷泉，以便向宫中输水；为了不再让百姓受泼水洒道之苦，他们又发明了“翻车”（龙骨车）和“渴乌”（一种利用压缩气体吸水的管状水泵），使之成为一套自动洒水机。此外，他还仿照秦始皇，铸造大批巨型铜人和铜钟，并颁布了新货币——四出文钱。
　　灵帝时期的这些发明成果，与东汉时期的科技兴盛背景息息相关。在战国和北宋之间，东汉可以说是中国科技发展最快的时期，以造纸术为首的众多发明创新对人类生活的贡献至今犹存，对当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所有这些进步都难以挽回东汉帝国的衰亡趋势。它不可能战胜瘟疫，难以解决民间宗教问题，更无法主持调解罗马与波斯之间的纠纷，以便重新繁荣丝绸之路。它根本没有进步到那个程度，因此只能成为时代大潮的牺牲品。
　　汉灵帝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是一个罕见的金融天才，热心参与科技发明创新，鼓励文艺和商业活动，积极推动国际交流，性格开朗，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博学多能。在中国历代皇帝里，极少有人能将这些优点集于一身。然而，灵帝无法领导中国实现工业革命，迈向资本主义社会。正相反，他的全新治国理念触怒了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地主，甚至很多军人、农民和商贩，因此注定要成为史书中的反面教员。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0）
　　第三节末代禁军：西园八校尉的组建
　　凉州军阀的持续进攻鼓舞了四方的不安分者，东汉帝国境内狼烟四起。“西园八校尉”成为灵帝最后的救命稻草，袁家当仁不让的占据了其中的两个高位。
　　公元187年三月，河南尹何苗在一场镇压荥阳反政府武装的战斗中获胜，被灵帝拜为车骑将军，而空出来的河南尹之位便封给了袁术。河南尹管辖洛阳、河南、荥阳、偃师、原武、阳武、中牟、开封、成皋、新郑等21县，地位大约相当于明清时期的直隶巡抚。
　　当何苗与袁术走马上任之时，朝廷也从西北前线收到了令人不安的新情报。一年来，韩遂已经设计杀了北宫伯玉、李文侯等人，完全兼并了他们的部下。汉阳人王国也自称“合众将军”，与陇西太守李相如联合起兵，又与边章、韩遂、闫忠等人结盟，声势大振，凉州震动。凉州刺史耿鄙闻报，决定在两路叛军尚未会师之前，各个击破，于是起兵讨伐。
　　耿家出自光武中兴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耿弇，世代为东汉的西北边防名将。直至公元218年，耿纪计划推翻曹操失败，曹操于是将耿家满门抄斩。耿鄙在各种史籍中的事迹虽不清晰，但应当是耿弇的后裔。耿鄙年轻气盛，为人鲁莽，信任奸吏程球，剥削百姓，引起汉、羌各族的反感，王国、李相如的造反就因此而起。
　　出兵之前，汉阳太守傅燮劝耿鄙不要轻举妄动，耿鄙不听，在民间招募有勇力的壮士参军，于是有个叫马腾的伐木工报名。马腾自称是马援的后裔，其父马子硕娶羌女，生下马腾，所以马腾有一半羌族血统，面鼻雄异，身材高大。耿鄙对马腾十分欣赏，任命他为别驾从事，相当于秘书长。
　　四月，耿鄙军行至狄道，与敌军相遇，前锋战败，军心不稳。马腾借此机会造反，先杀程球，后害耿鄙，控制住其余的部队，与边章、韩遂、王国讲和。韩遂大喜，与马腾结为异姓兄弟，随后和王国联军进围汉阳郡，杀害傅燮，凉州全境再次沦陷。叛军顺势东进，兵锋再次逼近渭河流域。
　　听说西北叛军再次威胁长安，东汉军队正疲于奔命，张纯和张举于是在六月份联合乌桓人举兵造反，攻杀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杨终、护乌桓校尉公綦稠等。张举自称天子，张纯自称“弥天将军、安定王”，宣布汉朝已灭，建立新皇朝的任务应该归张家所有（这两人与张角同姓），诏令天下各州郡投降，汉灵帝立即退位，公卿百官北上奉迎。百姓纷纷投奔二张，一月之内发展至十余万众。在二张的指使下，乌桓峭王苏仆延、丘力居等酋长率领步骑五万，侵入青、徐、幽、冀四州，攻破清河、平原各郡，杀害忠于汉朝的官民。涿县令公孙瓒与老同学刘备合力迎战二张，互有胜负。
　　北方已经大乱，南方也动荡起来。在荆州南部，长沙人区星、桂阳人郭石、零陵人周朝、观鹄相继起兵，围攻郡县，被长沙太守孙坚各个击破。在长江下游，庐江郡也遭到反汉武装的围攻，太守向孙坚求救。孙坚的部下认为，离开长沙郡，援助零陵、桂阳两郡，就已经背离了地方官员的本分，救援扬州的庐江郡更触犯国法，绝对不可。孙坚回答：“本太守只会打仗，不懂文官的事务。”于是率兵赶走庐江敌军，因这些功绩被封为乌程侯。
　　十一月，一直尸位素餐的太尉崔烈因为长期生病而辞职，大司农曹嵩捐钱1亿，于是顶替了太尉之职。虽然国库得了这么一大笔钱，但由于四面八方都在打仗，资金仍然不够，灵帝于是继卖官之后，又开始鬻爵，标价500万出售关内侯。其实，500万是桓帝时期出售关内侯的旧价格，在灵帝时期已经不算多，他心爱的那4匹白驴还值800万呢。
　　十二月，在边章、韩遂、马腾、王国、宋建等人的鼓动下，长期盘踞河西走廊和陕北高原的休著屠各胡终于也起兵叛乱。这些北匈奴的后裔与突厥人的祖先于公元188年正月渡过黄河，攻陷并州西河郡，杀死太守邢纪。次月，太平道信徒郭泰、胡才、李乐、韩暹等人在西河郡白波谷起兵，号称“白波军”，与休著屠各酋长白马铜结盟，围攻附近的太原、河东各郡。三月，休著屠各与白波联军攻陷太原，杀死并州刺史张懿，尔后又袭击在并州北部定居的南匈奴，杀死南单于羌渠，改立须卜骨都侯为南单于。羌渠的两个儿子于扶罗、呼厨泉兄弟率数千骑兵冲出包围圈，南下向东汉政府请求救援，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四月，袁家的故乡汝南也骚动起来，因为黄巾军又出现了。同月，太尉曹嵩辞职，和小儿子曹德及家人返回故乡谯县隐居。今生今世，他们将再也看不到洛阳的风景。
　　夏季，东汉帝国最后一个还算太平的州——益州也发生了大暴动：黄巾首领马相攻杀益州刺史郤俭（蜀汉大臣郤正的祖父）等官员，自称天子。六月，益州从事贾龙在犍为东界战胜黄巾军，杀死马相，但益州的局势仍然一片混乱。
　　一年之内，凉州刺史耿鄙、并州刺史张懿、益州刺史郗俭都被暴动者杀死，东汉政府惶惶不安。太常刘焉乘机上奏，说刺史屡遭杀害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特别是缺乏兵权，不能弹压暴乱，容易导致事态恶化。因此，刘焉建议恢复汉成帝在公元前8年的政治改革措施，用州牧取代州刺史，请朝廷慎选清廉能干的重臣担任。刘焉自己希望能够当交州牧，因为交州当时较为平静，而且有南越王赵佗在秦末汉初独立的先例，具备发展的潜力。侍中董扶精通图谶，又与刘焉有私交，便偷偷对他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本来就想乘天下大乱之机，割据一方，相信了董扶的话，改求出任益州牧。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封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董扶为蜀郡属国都尉，前往益州平乱。后来的蜀臣吴壹、吕乂等人的家族，都是在此时随刘焉入益州的。这一改革令地方官员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为此后三百年内中国的分裂局面做了制度上的铺垫。唐朝，州牧制度以节度使的名义再次复活，又导致了安史之乱后三百年诸侯割据的乱世。
　　在前往益州的途中，刘焉路过汉中郡，遇见了五斗米道教主张鲁。原来，张鲁的父亲张衡一度呼应张角，起兵反汉，但战败而死，余部便受张鲁管辖。张鲁当时年少，其母亲也还年轻貌美。刘焉与这个寡妇一见钟情，于是纳她为情妇，又封张鲁为督义司马。汉中太守苏固与刘焉有矛盾，刘焉入蜀后，便派张鲁与别部司马张修攻灭苏固。尔后，在刘焉的教唆下，张鲁又袭杀张修，完全控制了汉中。刘焉于是上奏朝廷，说经汉中通往长安的道路被五斗米道暴徒占据，益州与中原交通断绝。从此，他不再向朝廷纳税，在益州镇压异己，培植亲信，建立事实上的独立王国，为后来刘备父子的蜀汉江山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送走刘焉之后，灵帝见天下大乱，韩遂、马腾、王国联军由西而来，休著屠各与白波联军由北而下，张燕等人率领的黑山等并州武装近在河内郡，与洛阳仅有一条黄河之遥，于是决定进一步加强首都的防务。他首先招降黑山军，封张燕为平难中郎将、兼领河北诸山谷事；又任命朱儁为河内太守，作为洛阳北方的屏障。
　　八月，为了防备西北叛军，保卫自己主要居住地“西园”的安全，灵帝设立了著名的“西园八校尉”。汉朝首都设有东、西两园，西园事生，东园事死，与皇宫各司其职。皇宫是皇帝办公的地方，如北京的紫禁城；西园是皇帝休息的地方，如颐和园；东园则是准备丧葬事务的地方，负责制造和存放棺椁、离服、金缕、银镂、黄肠、玉柙、黄绵、缇缯、画馆、衣衾、朱寿器、什物等葬具和明器，合称“东园秘器”。后世如果有谁将自家的花园起名叫“东园”，是要被具备汉代历史文化知识的人大加嘲笑的。
　　按照地位高低顺序，“西园八校尉”的具体名单如下：上军校尉蹇硕、中军校尉袁绍、下军校尉鲍鸿、左军校尉淳于琼、右军校尉夏牟、典军校尉曹操、助军校尉赵融、冯芳。蹇硕是个太监，人如其名，身体壮健，会武艺。灵帝信任蹇硕，封其为上军校尉，不仅是西园禁卫军的元帅，而且也监督司隶校尉以下的全体京官。曹操以往未曾出任过如此重要的军职，非常兴奋，感觉终于可以建功立业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朝廷封他为典军校尉，负责防御关西叛军，此后他便期待着有朝一日升任征西将军，立功封侯，死后便可以在墓碑上刻下这样的文字：“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后来，夏侯渊在曹操手下历任典军校尉与征西将军两职，可见两人之间非同凡响的亲密关系，更可见曹操对夏侯渊何等器重。
　　看到儿媳何家的兵权越来越大，灵帝的生母董太后有些坐不住了。在“西园八校尉”上任后不久，她就让灵帝封自己的侄子、卫尉董重为骠骑将军，统领禁卫军千余人，又封董卓的弟弟董旻为奉车都尉。同日，光禄勋刘弘升任司空，尚书令刘虞接任光禄勋，袁术也接任了袁绍空出来的虎贲中郎将一职。这样，刘虞成为袁绍的老同事，袁术又当了刘虞的下级（刘虞当尚书令时，袁术也是他手下的尚书），袁家在禁卫军中的势力越来越大。
　　九月，饿急了的南匈奴王子于扶罗与白波军、黑山军结盟，攻打河内郡，希望能抢到点食物果腹。但他们的实力有限，结果反而被朱儁的家丁打得大败，只好先逃到河东郡，随后跑进太行山区里当土匪了。同月，灵帝遣中郎将孟益率骑都尉公孙瓒讨伐张举、张纯。
　　十月，灵帝自称“无上将军”，建造平乐观阅军，赏赐禁卫部队，随后又召见与光禄勋刘虞、中军校尉袁绍一同掌管禁兵的讨虏校尉盖勋，问他天下造反的原因，盖勋说是幸臣子弟导致的。灵帝又问盖勋对军事演习的看法，盖勋回答：“臣听说‘先王燿德不观兵’。现在敌人在远方，陛下却在近处演习，恐怕不会产生威慑力，顶多算是黩武。”又提了几条建议，灵帝都称善。盖勋大喜，出宫找刘虞、袁绍，对他们说：“我看皇上非常聪明，只是被宦官蒙蔽了。我们大家一起消灭这些坏人，然后提拔英俊，复兴汉室，功成身退，岂不快活？”刘虞、袁绍早有此心，于是跟盖勋合谋，准备说服何进诛讨宦官。
　　其实，以上军校尉蹇硕为首的宦官早就注意到刘虞、袁绍、盖勋这些人了。于是，他们勾结司隶校尉张温，推荐盖勋为京兆尹，到关中辅佐皇甫嵩、董卓讨边章、韩遂、王国，又改任刘虞为主管礼仪的宗正，虽说是九卿级别的平调，但却丧失了全部军权。只有袁绍家族势力盘根错节，蹇硕暂时不敢动，于是先拿其副手——下军校尉鲍鸿开刀。十一月，鲍鸿受命讨伐汝南黄巾军，作战不利，因此被逮捕，死在监狱里。鲍鸿可能与当时在禁卫军中当骑都尉的鲍信有亲戚关系，鲍信后来对袁绍有成见，两度劝曹操离开袁绍，根源可能就是此事。
　　接下来，蹇硕还想除去何进与袁绍，便与诸常侍共同向灵帝进言，说皇甫嵩与董卓的实力只够对付王国，请求派何进西征边章、韩遂。这样，一旦何进不能取胜，便应当受到惩处；如果何进获胜，消灭了口口声声说要诛灭宦官的边章、韩遂，对蹇硕和十常侍也是好事。看上去，这个计划如果能够付诸实施，无论事态怎样发展，都对宦官有利。但由于他们总想把本方利益最大化，逼人太甚，结果反而迫使何进集团与凉州军阀联合起来，把自己彻底消灭。
　　听了宦官的建议，灵帝欣然同意，赐给何进象征全国军队最高统帅的斧钺（与后世的尚方宝剑具有同样的含意），以及兵车100乘、虎贲100人的荣誉，命其西征。何进猜出了蹇硕的意图，于是声称自己兵力不足，派袁绍等人东讨徐、兖二州黄巾，并到中原各地募兵，等他们回来再一同出征，以便拖延时间。袁绍当然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离开洛阳之后便四处闲逛，不寻黄巾主力决战，也不认真募兵。
　　公元188年底，右将军皇甫嵩、前将军董卓各率2万人出长安，很快听说王国正在包围关中的西方门户陈仓。董卓要求立即前往援助，皇甫嵩认为陈仓城小而坚固，王国的军队很难迅速打下来，正好用以令叛军疲惫，所以拒绝了董卓的意见。王国包围陈仓80余日，果然无法攻陷，于次年（公元189年）二月解围撤走。皇甫嵩率兵追击，斩首万余，王国受伤而死。公元228年，诸葛亮亲率数万军队围攻陈仓，魏将郝昭率千余人守城20余日，诸葛亮不能攻克，又听说魏将张郃率3万人来救，赶紧解围撤走，应当是吸取了王国的历史教训。
　　与皇甫嵩战胜王国同时，北方战场上又传来捷报：孟益、公孙瓒、邹靖、刘备大破张举、张纯叛军于石门。灵帝大喜，拜公孙瓒为中郎将，封都亭侯，又拜刘备为中山安喜尉。但不久以后，公孙瓒孤军冒进，被丘力居包围在辽西管子城，2百余日无法突围，箭尽粮绝，部下大部分战死。刘备也在野战中受伤，靠装死才得以逃命。刘备到中山安喜上任不久，因为听说将被革职，怒而鞭打督邮，弃官出走，与别部司马关羽、张飞、同乡简雍等人前往洛阳，投奔时任尚书的老师卢植。不久之后，灵帝又封宗正刘虞为幽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议郎贾琮为冀州刺史，出镇各州。
　　三月，刘虞抵达幽州，与乌桓人讲和，晓以利害。刘虞曾经当过幽州刺史，丘力居等乌桓酋长素闻其名，纷纷请和。刘虞于是解散边境屯兵，建立非军事化地带，以向乌桓人显示诚意，只留公孙瓒率步骑1万驻扎在右北平。公孙瓒志在消灭乌桓，对这种安排很有意见。张纯失去了乌桓人的援助，只得北上投奔鲜卑，但在半路上被部下杀死，幽州于是平定。
　　改置州牧后不到半年，帝国境内的各大反政府武装便相继被镇压了下去，洛阳的朝廷一片喜气洋洋，好像东汉的中兴指日可待了。这些缺乏先见之明的人肯定忘记了孔老夫子的古训：“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1）
　　第四节一石二鸟：与宦官同归于尽的何进
　　弥留之际的灵帝仍不安分，遗命立次子董侯为帝。为了皇帝也为了自己，董太后和宦官们被迫与何氏兄妹摊牌。被袁绍洗了脑的何进积极准备诛杀宦官。可就在他热切盼望袁家亲军解救自己的时候，却绝望的发现：自己才是袁绍要除掉的最大敌人。
　　公元189年四月丙午日（儒略历公元189年5月3日），中国北方又观测到不祥的日环食。为了“禳灾”，太尉马日磾被罢免，而刚刚消灭张纯叛军的刘虞则在幽州驻地被拜为太尉。
　　日食过后10天，汉灵帝刘宏在重建不久的南宫嘉德殿驾崩，享年34虚岁。灵帝弥留之际，何进与袁隗都不在场。灵帝于是召来上军校尉蹇硕，对他说：“朕这两个儿子，史侯（刘辩）轻佻无威仪，不适合当天下之主；董侯（刘协）虽然年纪还小，但聪明仁孝，比史侯要强得多，朕希望让他继承皇位。但史侯是皇后的儿子，有皇后、大将军和车骑将军三兄妹的支持，难以动摇。你现在手握重兵，当体会朕的意思，为天下拥立董侯。何家兄妹若是不服，便可相机除去。”说完这番话，灵帝就咽气了。
　　蹇硕受了遗诏，又与董太后商量，决定立即在宫中安置埋伏，随后召何进兄弟进宫，将他们当场杀掉，然后囚禁何皇后和刘辩，拥立刘协为帝。当时袁绍尚未返回洛阳，何进惊闻灵帝驾崩，立即来到皇宫。蹇硕的司马潘隐与何进有交情，在门口死盯着他看。何进发觉事情不对，赶紧骑马回军营，称病不入宫，随后又率兵到宫外示威，蹇硕与董太后的计划于是破产。2天之后，时年17虚岁的刘辩即皇帝位，史称汉少帝。
　　为了能让少帝登基合法化，袁绍及其友人在社会上长期宣传刘辩不是灵帝的亲生子，可谓煞费苦心。有趣的是，后来就连董卓都承认这一点，在废刘辩，立刘协之前对袁绍说“刘氏种不足复遗。”。
　　正如灵帝担心的那样，少帝虽然几乎已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性格软弱，凡事都得听母亲和舅舅的，何皇后被尊为太后，临朝听政，又封少帝的弟弟刘协（董侯）为勃海王。
　　为了巩固何、袁两家的联系，汉少帝即位后4日，何家兄妹以少帝的名义下诏，以“三统”理论为基石，说：“夫天、地、人道，必须辅佐，以昭其功。后将军袁隗德量宽重，奕世忠恪，今以隗为太傅，录尚书事。”于是，袁家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三公”，担任了“上公”。不仅如此，袁隗还“录尚书事”，握有实权，成为名副其实的首相。何进与何太后这样安排，就是让袁家主管文事，何家主管武事，袁绍在袁隗与何进之间协调，刚柔并济，两全其美。虚君位，两分权，袁与何，共天下，这有点像周成王在位初期的“周召共和”。
　　何进拥立少帝之后，腾出手来，就想干掉企图杀害自己的蹇硕。袁绍作为被宦官党锢了16年的党人领袖，自然乐意促成此事，就与一些门客联合劝何进说：“宦官与董太后祸乱国家多年，大将军理应将其除去。对方现在一心要杀害您，您就在兵营里好好待着，千万不要进宫。最好再派个可靠的人，带禁卫军到宫里负责保卫。”何进表示同意，连灵帝的葬礼都不参加，又派虎贲中郎将袁术率领200名精兵，到宫中代替宦官值勤。这时，蹇硕也给中常侍赵忠、宋典、郭胜（《后汉纪》作“郭脉”）等人写信说：“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又与天下党人阴谋杀害先帝左右，消灭宦官。只是因为我蹇硕统领禁兵，他们还犹豫不决。现在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捕杀何进一党，除私仇以辅国家。但我虽有此计划，如果你们不合作的话，事情想成功也很难。”郭胜是何进的同乡，年纪比何进大，多年来一直照顾何家，视之为亲戚，于是劝赵忠、宋典将蹇硕的信交给何进。在这件事上，何进的亲家——张让应该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何进得报大喜，命令黄门令逮捕蹇硕。于是，蹇硕稀里糊涂地死于宦官同事之手，他的兵马都落入何进手中，分由吴匡、张璋、张杨等部将统领。
　　蹇硕死后，董太后与何太后这对婆媳已经势不两立。董太后见何太后专权，一怒之下，当面威胁对方说：“你现在如此嚣张，就是仗着你哥哥吧？我让骠骑将军斩何进头来，如同反手！”何太后将这话告诉了何进，何进、袁隗、何苗与三公于是联合上奏，请董太后回清河老家安度晚年，并免去董重的骠骑将军职务。当晚，何进、袁绍便发兵包围骠骑将军府，董重措手不及，只得自杀，董太后随即也突然死亡，百姓都说是何太后干的，应该没错。同月，勃海王刘协（董侯）改封为陈留王。
　　董太后与董重虽死，但董家还有一个人手握重兵，令何家畏惮。不用说，这个人就是董卓。战胜王国后的半年之内，朝廷多次召董卓回京，要给他加官进爵。董卓知道，一旦失去兵权，自己的性命就危在旦夕，于是借口部下不放自己走，继续呆在凉州，何进等人为此十分忧虑。董太后与董重死后，削去董卓的兵权便成为当务之急。朝廷明白董卓不肯回京，就装作不知道他与董太后一家的亲戚关系，并不处分他的弟弟董旻；同时，又以讨伐南匈奴王子于扶罗为名，拜董卓为并州牧（《后汉纪》作“并州刺史”），让他把部队交给皇甫嵩。董卓上奏说，部下都渴望跟自己走。皇甫嵩的族子皇甫郦劝皇甫嵩以抗诏为名，讨伐董卓，兼并他的部队。皇甫嵩不同意，因为他和董卓并无根本性矛盾。于是，董卓亲自率领5千精锐骑兵渡过河津，进驻临近并州的河东郡，准备见机行事。
　　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怪事层出不穷。最奇怪的是，作为何进的左膀右臂，袁绍多次劝何进把董卓等人率领的外地部队召进洛阳，以便消灭宦官。但在蹇硕与董重死后，阉党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兵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仅仅袁绍、袁术、吴匡、张璋几个人麾下的部队就足以杀光宦官了。因此，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就包括董卓的老同事——尚书卢植，以及袁绍后来的秘书——主簿陈琳，还有侍御史郑泰。这几个人都劝何进不要召外地兵马，特别是不要召董卓进京，因为一旦大军入城，谁的战斗力强，谁就是朝廷上的霸主。自从张奂、董卓在21年前镇压陈蕃、窦武政变开始，洛阳禁卫军就一直害怕凉州军。更何况，因为董太后与董重之死，何家已经成了董卓不共戴天的仇人，何进去找董卓帮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王沈《魏书》中，还记载了曹操对此事发表的一段评论：“宦官古今都应该有，但皇上不应该给他们太多的权力。治他们的罪之时，杀掉首恶便可，那样一个狱吏就足够了，何必召外将入京？要想把他们全部杀死，事情一定会暴露，我已经预见到了失败。”《魏书》的立场极度偏袒曹魏，如曹操的族源、甄后之死等等，都违背史实，可信度不高。然而，曹操说这番话也在情理之中。在蹇硕与董重死后，何进若想消灭宦官，根本无需召外地部队进京就可以做到，明眼人一看便知。既然如此，那么身为何进主要谋士的袁绍为什么还坚持请求何进这样做呢？
　　答案只能有一个，无论它听上去多么匪夷所思：袁绍劝何进召董卓等外地将领率军来洛阳，主要目的根本就不是消灭宦官，而是消灭何进！
　　当然，袁绍也希望消灭宦官，为党人报仇。但是，他的“本初”目的在于夺取天下，建立土德的袁氏皇朝。于是，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大将军何进，就反而成了他的眼中钉。对于袁绍来说，最好的结局是让何进一家与宦官同归于尽。接下来，在太傅袁隗和袁绍的领导下，袁氏故吏与党人们便可以掌握整个东汉帝国的军政大权，进而逼迫汉少帝禅让给袁家。而在袁氏故吏之中，最富军事经验、兵力最强、对何氏兄妹执政最不满的就是董卓，因而袁绍选择了召董卓入京。如果何进同意召董卓来，那么袁绍就先与董卓联合，协助何进铲除宦官，再指使董卓消灭他的仇敌何进全家；如果何进拒绝召董卓等部队来，那袁绍就先诱使宦官杀掉何进，再以此为名，与董卓铲除宦官。无论怎样，袁绍看来都稳操胜券，而不幸的何进则只有死路一条了。
　　当然，这个阴谋计划的成功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董卓等将领必须忠于袁隗和袁绍。袁绍此时并没有理由怀疑董卓的忠诚度，因为董卓曾经是袁隗的幕僚，又是袁逢、袁隗生前好友段颎发现的人才，目前还遭到何家兄妹的怀疑（甚至迫害）。忠诚地追随袁家，似乎是董卓唯一的出路。
　　另一个有可能给袁绍制造麻烦的，是他的“总经理”何颙。何颙与何进同郡、同姓，所以很可能是亲戚。但何颙还有一个身份——党人。反对何进召董卓等外兵进京的卢植、陈琳、郑泰、曹操4人都不是党人，没有受过党锢之苦，对宦官的仇恨不太深，所以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问题。何颙则是一个被禁锢了16年的老牌党人，对宦官的仇恨完全蒙蔽了他的双眼。自从袁绍在公元171年结束“六年之丧”，返回洛阳，与何颙等人组建旨在消灭宦官，为党人报仇的“本初俱乐部”以来，已经过去了18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在18年后，何颙急于报仇的心理使他没有看出袁绍的真正用意。直到何进死后，何颙仍然一如既往地忠于袁绍，并且最终可悲地为此献出了生命。
　　至于袁绍本人，也并非没有为这个计划付出代价。他已经成了权欲的奴隶，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为了智慧与知识，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16年党锢与18年黑社会教父的奇特经历，造就了袁绍冰冷的内心。他像许多过于聪明的人一样，逐渐丧失了人性。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惜一切，包括陷害亲友。对何进的恩将仇报，其实只是个开始。
　　刚开始，袁绍的完美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何进出于种种原因，一直在犹豫不决。除了卢植、陈琳、郑泰三人激烈反对之外，何进的母亲舞阳君、何进的妹妹何太后、何进的弟弟何苗也都不赞成他铲除宦官的计划。他们知道，没有宦官们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何家根本不可能有今日的权势。看到这么多亲友都反对，何进就更加狐疑起来。袁绍害怕何进与宦官和好，而董卓等人尚未抵达洛阳，自己的阴谋败露，便暗中把何进要消灭宦官的消息泄露到社会上去，以此要挟何进。急于博取士大夫的欢心、又对袁绍向来百依百顺的何进终于下定了狠心，封袁绍为司隶校尉，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
　　司隶校尉的权势本来就极大，而袁绍又比以往的司隶校尉更加有权，因为他“假节”，而且“专命击断”，逮捕官员不必再向上级请示。司隶校尉下辖6个郡：河南、河内、河东，合称“三河”；京兆、冯翊、扶风，合称“三辅”；此外再加上弘农郡。东汉首都洛阳位于河南郡，王允担任河南尹，也就是袁绍的主要助手。何进安排这两个对宦官恨之入骨的人联合主管首都周围军政，标志着铲除宦官的计划由此进入实质阶段。
　　在袁绍的建议下，何进作了如下的部署：
　　前将军董卓率领凉州兵东下；原并州刺史丁原改封武猛都尉，与其主簿吕布南下，火烧洛阳城北的孟津港；丁原的老部下——从事张辽去河北募兵千余人；骑都尉鲍信到其故乡泰山郡募弩兵千余人；假司马张杨到其故乡并州云中郡募千余人；大将军府掾王匡到徐州募弩兵5百；都尉毌丘毅与平民刘备到以出产优秀步兵闻名的扬州丹杨郡募兵；东郡太守桥瑁屯成皋，与王匡、鲍信会师；袁绍自己又私下募兵千余人，悄悄驻扎在洛阳城外，以备突发事件。
　　因为部署复杂，兵力分散，所以招兵计划从一开始起，麻烦就不断涌现。张杨的部队刚走出云中郡，就遇到了反政府武装，陷入游击战泥潭，无法继续南下。毌丘毅与刘备在丹杨郡募兵后，经下邳回洛阳，半途也遭遇黄巾军拦截。刘备立下战功，因此被赦免殴打督邮之罪，封为下密县丞。其余部队也都运动迟缓，何进诛灭宦官的计划于是暴露无遗。
　　在所有应召的军队之中，董卓所部是行动最快的，因为他无需再募兵，其部下多数是移动快速的骑兵，而且早有准备。得到何进与袁绍的密函之后，董卓知道自己可以带着军队前往首都，安全有了保障，便一反前几个月迟疑观望的举措，立即率军从河东郡上路，同时公开上书朝廷，宣称要为天下苍生铲除张让等宦官。袁绍还嫌董卓来得太慢，又私下派人催促董卓，让他留下步兵，带骑兵走当时的“高速公路”——驿道，向洛阳城西5里的平乐观推进。
　　收到董卓的公开信之后，何太后终于害怕了。她知道，董卓一旦进京，自己就将死无葬身之地。何太后于是宣布，罢免所有中常侍和小黄门等重要宦官，让他们回老家，只留一些何进本人信赖的宦官在宫中。被免职的宦官都去向何进谢罪，何进却没有赦免他们的意思，只是催他们快点返乡。
　　但是，袁绍可不希望宦官们返乡，而是希望把他们在洛阳一网打尽。看到重要的宦官都来到了大将军府，他就再三劝何进将这些人抓起来杀掉，但何进心慈手软，不肯答应。于是，袁绍利用自己司隶校尉的职权，命令洛阳地方官员调查宦官们的经济问题；他又借自己接近何进图章的机会，伪造大将军的公文，命令天下州郡逮捕当地的宦官亲属。这样一来，宦官们根本不敢再走出洛阳皇宫半步了。中常侍张让见大事不好，只好放下面子，向自己的儿媳妇（何进的妹妹）叩头说：“老臣累世受恩，今当远离宫殿，恋恋不已。希望能够再回来值一次班，看到太后和皇帝陛下的容颜，然后死而无憾。”张让的儿媳妇不忍违背岳父的请求，就和母亲舞阳君一起去找姐姐何太后，劝她让中常侍、小黄门都回来值班。当然，这些人一回来就不走了。
　　看到宦官们仍旧留在宫中，何进有些气恼。董卓军现在来势汹汹，一旦兵临城下，那就请神容易送神难了。何进终于明白，自己如果不能赶在董卓抵达洛阳之前解决宦官问题，很可能就会失去一切，于是赶紧派使者去阻止董卓进军，又准备动用武力迅速消灭宦官。侍御史郑泰对何进的这些安排很有意见，又提了几条建议，何进都不采纳。郑泰于是辞职，并对老同事荀攸说：“何公看来不易辅佐啊！”
　　董卓军抵达渑池，遇见了何进的使者。董卓拒不受诏，继续向前推进，越过河南地界，逼近洛阳。何进很害怕，又派谏议大夫种劭去向董卓宣读令他退兵的圣旨。董卓仍旧不从，还命令士兵把种劭包围起来，用武器威胁他。种劭面无惧色，高举圣旨大喊，凉州兵马吓得纷纷倒退。董卓理屈词穷，于是向西撤退到当年名臣杨震自杀的夕阳亭。
　　听种劭说董卓已经撤兵，何进大喜，于是在八月戊辰日入宫见太后，想当面说服她将中常侍、小黄门都处死。宦官们原本一直不太相信，被他们扶植了几十年，多次帮过忙，甚至救过命的何进真的会对自己下如此毒手，特别是张让与郭胜由于亲戚和老乡的原因，对何进一直信赖有加。但是这一次，他们事先知道了确凿的消息（很可能是袁绍故意泄漏的），于是只好孤注一掷，各自准备好武器。看见何进入宫，张让、段珪、毕岚、渠穆等数十名太监便突然冲上去，将他包围起来，痛骂之后当场斩杀。
　　何进死时的情况实在怪异。显然，他之所以敢于昂然入宫，主要是因为宫内有袁术率领的200名虎贲兵，足以保卫他的人身安全。但是，当何进被宦官包围时，袁术与他的200名虎贲兵却不在现场。和《三国演义》描述的情况相反，事发当天，袁术及其部下其实就在宫中，随同何进来到皇宫外的只有他的部将吴匡和张璋，而袁绍、曹操等人根本不在场。何进当时不知道喊了多少遍“公路救我！”结果却可悲地大失所望。也许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觉悟：害死自己的不是宦官，而是袁家那几个忘恩负义的士大夫——如果他曾经觉悟过的话。
　　何进死后，宦官们又起草了诏书，宣布免去袁绍和王允的一切职务，封前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卢植得诏，怀疑内容的真实性，不肯盖章，对宦官说：“这么重要的决议，还是请大将军出来解释一下吧。”宦官们就把何进的人头扔给卢植，说：“何进谋反，已经伏诛了！”
　　吴匡和张璋听说何进已死，就要带兵进宫，为老上司报仇，但宦官们把宫门锁上了，攻不进去。黄昏时分，袁术终于带着他的虎贲兵出现，放火烧了南宫九龙门，带领吴匡和张璋的部队进宫，又在东、西两宫放火，逼宦官出来。张让、段珪等人见势不妙，就带着何太后、汉少帝与陈留王等皇亲国戚跑到北宫。半路上，尚书卢植执戈拦路，斥责宦官。段珪等人害怕，于是放了何太后。当夜，洛阳城内大乱，但身为司隶校尉与河南尹的袁绍、王允两人却始终没有露面，百官之首、太傅袁隗也不见踪影。
　　次日，袁术、吴匡和张璋烧皇宫的烈焰已经弥漫天际。董卓当时在洛阳城西300里外，听探马来报宫内起火，于是立即留大军在后，亲率轻骑3千，昼夜兼程，奔向洛阳。
　　事变第三天，张让、段珪等宦官终于把汉少帝及陈留王带到北宫德阳殿。这时，袁绍终于出现，与何进的同母异父弟、车骑将军何苗引兵来到朱雀阙，抓住赵忠等一些宦官，就地斩杀。随后，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也率兵赶到，宫中于是有了3支部队。吴匡、张璋知道何苗曾经劝何进与宦官和好，便与董旻联兵攻打驻扎在朱雀阙下的何苗，将其杀死。奇怪的是，袁绍的部队刚才与何苗都在朱雀阙下，此时却突然消失了。看起来，何苗与他的哥哥何进一样，其实都是被袁绍害死的。仅仅三天，盛极一时的何家便土崩瓦解。后来，曹操乘乱纳何进的儿媳尹氏为妾。曹家男子对别人的媳妇向来有兴趣，前有曹操纳何进儿媳尹氏及秦宜禄之妻杜氏，后有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如出一辙。进曹操家门之前，尹氏已生有一子，即何进唯一的孙子、魏晋玄学的开山鼻祖何晏。曹操见何晏年幼可爱，便收他为养子，对待他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第四天，太傅袁隗、司隶校尉袁绍、尚书卢植三人伪造了一篇诏书（但也可能经过了何太后的同意），命令逮捕宦官任命的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斩首示众。这两个人真倒霉，连一天官都没当过，甚至可能根本不知情，却被当作阉党杀了，死后还留下恶名，成为袁家争权夺利的牺牲品。随后，袁绍和刚回到洛阳的王匡再次带兵入宫，向余下的宦官发难。宦官掌权已久，其中不乏武林高手，又早已武装起来，关闭殿门，袁绍麾下的禁卫军与新募兵都不敢上。袁绍与王匡于是带着袁绍的家兵带头撞开端门，冲入承明堂。在那里，袁绍手持长戈，亲自斩杀了中常侍高望等二名大宦官，众士兵这才消除对宦官的恐惧，一拥而上，当天就把宫内的所有宦者杀得干干净净，死者共2千余人。有些没有胡子的人被误杀，有些则要在士兵面前脱衣服，证明自己并不是半阉人。少数宦官把汉少帝和陈留王带出宫城，向东北方向的小平津逃跑。他们的目的性似乎不大明确，因为小平津和孟津当时应该都在丁原和吕布军的掌握之中。当天午夜，在尚书卢植和王允的幕僚闵贡的追杀下，包括张让、段珪在内的最后几十名汉朝宦官被困在黄河岸边，看到四面受敌，无处可逃，只得纵身跃入黄河，彻底结束了这个集团的生命。袁绍的岳父李膺等党人在天有灵，此时应当大呼“本初万岁”了。
　　几十年来，中朝与外朝，宦官与士大夫，阉党与党人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至此终于有了一个虽然不太令人愉快，但是十分干净利索的结局。作为外朝、士大夫、党人集团的主要领袖，代表“正义”势力的袁绍似乎已大获全胜。依靠众多人才和军队的支持，袁家的土德取代刘家的火德，似乎也已经没有了悬念。
　　一阵混乱之后，汉少帝与陈留王兄弟发现，自己正孤独地站在黄河边的荒野里。当夜没有月光，星星也非常黯淡，幸好周围闪耀着一些奇怪的火光。靠着这微弱的光线指引，两兄弟向南走了几里，终于和闵贡相遇，又在农舍里找到两匹马。汉少帝乘一匹马，闵贡与陈留王共乘一匹马，并鞍前行，总算有了一点安全感。突然间，一首清脆的民谣在他们耳边响起：“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他们这才发现，自己身处在洛阳城北的北邙（一作“北芒”）公墓里，难怪周围会有那么多鬼魅般的磷火！
　　渐渐地，远处出现了许多火把，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2）
　　第五章乱世枭雄
　　第一节董卓入京——袁氏兄弟的逃亡（公元189年）
　　“太尉郿侯卓，起自东土封畿之外，义勇愤发，旋赴京师，先陈便宜，列表奸滑群慝情状，辞意激切，感物寤灵。精兵虎臣承持卓势，奋击丑类，漏刻之间，靡有孑遗。卓闻乘舆已移河津，身率轻骑，长驱芒阜，上解国家播越之危，下救兆民涂炭之祸，然后黜废顽凶，爰立圣哲，天心聿得，万民赖佑。”——蔡邕《荐太尉董卓可相国并自乞闲冗章》
　　成功铲除宦官的行动，似乎标志着袁绍计划的大获全胜。在张让、段珪等太监投黄河而死，汉少帝与陈留王在北邙公墓里流浪的那个不眠之夜，袁隗、袁绍和袁术一家都留在洛阳城内，丝毫没有急着寻找皇上的意思。如今，洛阳的军政大权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天下已经是袁家的了，这两个生活无法自理的小孩迟早会回来给他们当傀儡的，不是吗？
　　不过，袁家忽视了一个存在变数的因素——董卓。按理说，董卓是袁氏故吏，应当支持袁家对朝政的控制才对。而且他在事发前已经向西北方撤退，袁绍屠杀宦官时，董卓军远离洛阳300里，似乎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赶到。所以，董卓因素不在袁家的战略考虑之中，倒也合情合理。
　　但是董卓不按常理出牌。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在局势平定之前赶到洛阳，控制皇帝，那就只能听任袁家摆布。袁家能授予董卓的，最多也就是一个九卿或州牧，但他并不满意于此。所以，他一得知洛阳城内着火的消息，便立即率领3千兵马急进，一日一夜狂奔300里，在凌晨抵达洛阳城西。他的辛苦马上就收到了回报，听说宦官们把皇帝兄弟带出城外，而且至今未归，机智的董卓便立即明白，自己没有白跑，好运真的来了。
　　在北邙公墓里，前来迎接汉少帝与陈留王的官员越来越多，为首的是那位以花钱买官闻名的前太尉崔烈。东方破晓时，他们护送着两兄弟返回洛阳，却迎面碰上了董卓的部队。崔烈见状，拍马上前，对董卓说：“皇帝在此，一切安全，有诏书命你退兵。”董卓回敬道：“你们各位身为朝廷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播荡，却想让我退兵？我昼夜疾行300里赶来护驾，得到的却是这种待遇，难道我不能砍下你们的脑袋吗？”然后策马来到汉少帝面前，教训说：“陛下纵容太监们乱搞，导致今天的大祸，错误不小吧？”少帝一看是众多羌胡骑兵簇拥而来的董卓，立即被吓哭了。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怎样杀害董太后一家的，却没想到报应会来得这么快，不禁喃喃自语。董卓连一个字都听不懂，就又转到闵贡马前，对陈留王说：“别怕，我是董卓，到我这来抱。”于是从闵贡手里把董侯抱过来，问他这场祸乱的起因和过程。此时，董侯虽然才9虚岁，比少帝小8岁，但因为从小和董家亲近，所以在董卓面前丝毫不紧张，把政变的过程说得清清楚楚。董卓大喜，觉得董侯真是比史侯强多了。
　　清晨，汉少帝与董卓一行回到洛阳宫中，随即宣布大赦天下，清理皇宫内外的废墟。这一清理，人们才吃惊地发现，秦始皇的蓝田玉玺不见了。汉承秦制，皇帝拥有6块玉玺，分别称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6块玉玺之外，还有一块更重要的秦始皇蓝田玉玺，即所谓“传国玉玺”，上面刻着“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说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在这场袁绍指挥的“排宫之变”中，乘舆六玺倒是都找到了，但传国玉玺却失踪，有人说是被张让揣着跳黄河了。当日天降大雨，而且此后一连下了3个月，好像连老天爷都在为宦官之死哭泣。确实，汉朝衰亡的命运，此时即便老天爷也难以挽回了。
　　与董卓抵达洛阳几乎同时，另外3支部队也相继赶到。他们是：丁原和吕布率领的几千名并州兵，骑都尉鲍信率领的千余名泰山弓弩手，以及张辽在河北招募的千余人。董卓收编了张辽及其部队，又封丁原为执金吾，吕布为司马，让他们统领洛阳的一部分禁卫军。看到董卓傲慢自大的样子，鲍信便劝袁绍说：“我看董卓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将有异志。您如果不早作打算，必将受他制约。乘董卓现在新至疲劳，我们发动袭击，可以将其擒获！”袁绍不同意，鲍信只好引兵回泰山去了。
　　袁绍不采纳鲍信的建议，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董卓既是袁氏故吏，又是一介武夫，入京之后，虽然态度骄横，但遇事也常与袁隗、袁绍商议，双方似乎没有立即决裂的必要。其次，董卓在军队中威信很高，加以收编张辽，联合丁原，实力不可低估。袁绍、袁术兄弟麾下的禁卫军从骨子里怕董卓的凉州军，鲍信等人的部队又都是新兵，武力对抗，没有多少胜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洛阳的其它势力怕董卓，但董卓也有隐忧。他带进京师的先头部队不过3千人，自嫌兵少，担心别人不服，于是从5个方面着手，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按照正史的记载，董卓每隔四五天，便秘密把军队带出城外，次日大张旗鼓而还，令别人以为自己有无数援军。这条记载不可信，因为此计最多只可用一次，第二次便很容易被别人察觉。董卓并非没有来自西方的援军，他在讨伐王国时有2万兵，后来一直没有移交给皇甫嵩，所以其余1万多步兵迟早会赶到洛阳来。董卓的另一个西方兵源来自边章、韩遂，这件事很复杂，留到后文再分析。
　　除了自己的旧部、张辽的新兵、边章与韩遂的援军之外，董卓的第4个兵源来自丁原的并州兵。丁原的主簿吕布见利忘义，董卓于是以高官厚禄诱使吕布杀死丁原，兼并了这支部队。董卓见吕布文武双全，特别喜爱，收他作养子，拜为骑都尉，作自己的贴身保镖。
　　最后，何进、何苗兄弟的旧部也都倒向董卓，董卓拜刘表为北军中候，统领这支部队。这件事很奇怪，因为从军制上讲，何家部曲理应接受袁绍、袁术兄弟的领导，不应投靠董卓；刘表又是袁绍的心腹，董卓不应加以重用。其实，这件事正好说明，袁、董两家当时沆瀣一气，不分彼此，所以双方在人事问题上相互妥协。除了刘表之外，董卓又重用何颙、郑泰、周毖、伍琼等袁绍的朋友为心腹，因为他自己的老部下都是武将，没有行政经验。
　　董卓花了3个月时间，整合了上述5支部队，于是兵力大盛，取得了洛阳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粗略计算，董卓的旧部有2万，张辽的新兵千余，吕布的并州兵数千，刘表的北军不下万人，即便边章与韩遂的援军尚未赶到，董卓也应至少拥有了4万部队。随后，他又以长期下雨，导致水灾为由，迫使朝廷禳灾，革除司空刘弘的职务，由自己取而代之。
　　何颙、郑泰、周毖、伍琼等人成为董卓的幕僚之后，纷纷建言献策，要求录用在野党人。董卓欣然同意，于是征名士荀爽、陈纪、韩融、蔡邕、申屠蟠等名士入朝。这些人刚刚动身，便在沿途被加官进爵，备极荣华。荀爽从上路到被拜为司空，只用了93日。在此期间，董卓还拜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韩融为大鸿胪，蔡邕为侍中。只有申屠蟠还是像以前回绝何进、袁绍一样，婉拒了董卓的邀请。
　　在何颙等人的建议下，董卓又拜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张咨为南阳太守。这几个人不仅都是名士，而且全是袁氏故吏，与袁绍有不少交情。通过这些人事任命，董卓在士大夫间的威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从而取代老上司袁隗，成为朝廷的真正领袖。
　　董卓既然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军政实力，接下来就要推行自己的下一步计划了。
　　九月癸酉日，董卓与袁绍进行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谈话”。有关的记载很多，但不太符合逻辑，所以被裴松之认定为“妄之甚矣”。但要说它们全是编造的，似乎也不合理，很可能只是被断章取义，导致前后顺序错乱，内容缺失严重而已。综合各种史料，并根据日常逻辑对前言后语的顺序略作调整，再补充些相关材料，这场谈话的大致情况应当如下：
　　董卓首先对袁绍说：“本初啊，只有贤明之人，才配当天下之主！一想起灵帝，就令人生气！董侯看上去不错，我打算拥立他，你觉得能比史侯强吗？”
　　袁绍回答：“皇上目前还年轻，也没干过什么坏事。您如果要废嫡立庶，恐怕大家不会同意的吧。”
　　董卓说：“有些人小时候还挺聪明，长大了以后却越变越笨，我看史侯就属于这种情况，一点出息也没有。咱们就先这么办着，如果董侯也不行的话，再想别的办法好了。”
　　袁绍说：“汉家君临天下已4百多年，恩泽深厚，百姓拥戴。外界盛传董侯不是灵帝的亲生子，如果我们废掉刘家后裔，另行拥立一个本来不姓刘的人，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董卓说：“老刘家的种就那么好？实在烂泥不上墙的话，我看也没必要再留着。”
　　袁绍说：“您这话我可坚决不能同意，别人恐怕也……”
　　董卓大怒，对袁绍喊道：“臭小子你敢！天下之事，岂不在我的一句话？我想办的事情，谁敢不同意？你觉得我董卓的刀不够利吗？”
　　袁绍回答：“天下武力强大的，恐怕不光是董公一人吧？这样，容我先回去和太傅讨论一下，再答复您。”然后起身离去，满座惊愕。
　　离开董卓家之后，袁绍便把自己的节杖挂在洛阳东门上，以示辞职，并带着3个儿子（袁谭、袁熙和袁尚）和司隶校尉印章，经河内郡北上，到冀州勃海郡投奔韩馥去了。同时，袁术南奔荆州南阳郡，而曹操东奔兖州陈留郡。
　　这一天决定了中国未来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命运。
　　对于这场导致袁绍与董卓关系破裂的辩论，我们至少应该提3个问题：
　　一、袁绍有必要坚持反对董卓废史侯，立董侯吗？
　　二、袁绍出奔冀州，是一时冲动，还是早有预谋？
　　三、董卓当时佩戴的武器，是像《后汉书·袁绍列传》所说，是宝剑，还是腰刀？
　　首先，因为董卓是董太后的亲戚，而董太后被何太后兄妹所杀，史侯又是何太后的儿子，所以董卓废史侯，立董侯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不要说袁绍，任何一个略通人情世故的官员都应当能够预料到此事。如果袁绍始终坚决反对董卓另立董侯，那么一开始就不必姑息养奸，后来更无须当面顶撞。实际上，支持董卓拥立董侯，无损于袁家的利益，为此与董卓决裂，似乎不合情理。若是为汉朝的未来考虑，又正如董卓所说，史侯懦弱无能，董侯聪明稳重，是更好的皇帝人选。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董卓来说，继续维持汉朝统治是较好的选择，废掉仇人何太后之子汉少帝只是为了自保，并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招致袁绍如此激烈的反对。
　　袁绍与董卓决裂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支持汉少帝（史侯），反对汉献帝（董侯），因为这是袁绍成为何进政治遗产继承人的最主要前提条件。如前文所述，袁绍一直在社会上宣称，董侯不是灵帝的亲生儿子，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如果拥立董侯（献帝）是袁绍可以接受的话，那他完全没有必要与董卓迅速决裂，但这无异于是打自己的嘴巴。实际上，董卓一开始并不认为袁绍会为此与自己决裂，所以放任袁绍等人从洛阳逃走，后来捉拿不得，便又加以宽恕和封赏，以求双方和解。但袁绍要的是最高权力，而不是董卓的副手。是他袁绍消灭了祸害东汉朝政上百年的宦官集团，是他袁绍控制着首都军政，而董卓却夺走了这些应该属于他的功勋和权力。袁绍本来就是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司隶校尉，何进死后又立下大功，理应继承何进的大将军之职，至少也该升任“录尚书事”的三公，可是董卓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袁绍才会与袁术、曹操等人义无反顾地出奔，才会在已经得到董卓的宽恕后组织讨董卓联军，而丝毫不为洛阳亲友的安全考虑。
　　其次，袁绍出奔冀州，显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早有预谋。否则，他也难以顺利地将包括3个儿子在内的家人都带出洛阳。另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在逃离洛阳前后，袁绍问曹操说：“如果事情不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那么哪个方向的土地更适合作根据地呢？”曹操反问道：“足下以为哪个方向好？”袁绍说：“我占据黄河与燕、代之间的土地，联合北方的游牧民族，南向以争天下，应该比较有把握吧？”曹操回答：“我任用天下的智能之士，以正道统御部下，无论根据地在哪个方向，都可以获得成功。”《傅子》还记载，曹操又补充说：“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而变化了。”
　　这两条记载似乎都证明，袁绍早就有意效仿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计划经营河北，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而曹操则更为重视人才，并不很看重根据地的方位。后代评论者评论袁、曹二人的优劣时，往往以此作为论据。但是，这些记载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后来曹操在吞并袁家势力后，立即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大本营移到袁绍以前的大本营邺城，又自领冀州牧，还打算利用恢复古代的“大九州”制度扩张冀州版图，所作所为，与袁绍简直一模一样。东汉末年的河北，不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且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兵精马多，便于和北方游牧民族联盟，这是谁都难以忽略的。马匹是古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与河北相比，中原和长江流域在这个方面都严重先天不足，光武帝以河北骑兵征服全中国，并非偶然。所以，曹操在创业初期不能占据河北，并非因为他不重视河北的战略优势，而是时势使然。
　　其次，袁绍后来虽然把大本营设在邺城，但其活动范围并非仅限于河北，而是多次赴黄河以南的青州、兖州和豫州亲征，势力范围所及，更远至江东和岭南。
　　第三，袁绍所得人才，比曹操多得多。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尾评论说：“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一点都不夸张。曹操后来用以在官渡战场上和袁绍相持的部下，如荀彧、荀攸、郭嘉、董昭、朱灵等，都是袁绍的故吏，大多也是被袁绍派来辅佐曹操的。
　　最后，在此前和此后，曹操都是袁绍的部下，也因此同时出奔，《三国志》和《魏书》等史籍却反复强调曹操一直独立自主，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联系当时的局势，袁绍可能虽然已经决意前往河北发展，但因为袁家历来在河北都没有根基，所以感到忧虑。曹操见状，便安慰袁绍说：“如果不行，就回中原来。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而变化了。只要您选用贤才，遵循正道，无论占据哪块根据地，都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样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不过，《三国志》的有关记载，也说明了在袁绍集团覆灭之后，人们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对他晚年忽视人才培养，一意重视地利，终于导致众叛亲离，被老部下曹操、荀彧、荀攸、郭嘉、董昭、许攸、鲜于辅、张郃、高览、朱灵等人联手击败的历史事实有共识。但是，创业早期的袁绍并不是这样刚愎自用的。
　　袁绍前往勃海郡，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勃海郡属冀州，当时的冀州牧韩馥是袁氏故吏，对袁绍比较友好，便于他开展工作。以人口论，勃海是河北第一大郡，在全中国排第8位，超过凉州总人口的2倍，比并州的总人口也要多出一半。正如袁绍的谋士荀谌所言：“勃海虽郡，其实州也。”这个郡包括今河北省东部和天津市南部，首府南皮，夹在幽州、冀州和青州之间，距离兖州和并州也不很远，占据黄河与子牙河之间的沃土，实在是战略要点，难怪公孙瓒和曹操都对此地垂涎三尺。
　　董卓当时佩戴的武器，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腰刀，而不是《后汉书·袁绍列传》所说的宝剑。袁绍当时“横刀长揖”，佩戴的显然也是腰刀。这看似一件无关主旨的小事，其实却反映出中国兵器史上的重要变化。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上看，在东周和秦朝，中国短兵器以剑为主，而在西汉时期，腰刀便慢慢多了起来，但还没有普及；到了东汉末年，宝剑的地位已经基本上被腰刀取代了。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剑的制造成本大大高于腰刀，不经济；二，剑的招式繁多，训练周期比腰刀长；三，随着盔甲制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金属铠甲的普及，能刺能劈的剑杀伤力下降，效果不如专门用来劈的腰刀。腰刀虽然未必能劈开敌人的铠甲，但却可以使其变形，从而达到伤害对方的目的。剑如果不能刺穿敌人的甲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此外，在遭遇突发情况时，剑容易卡在剑鞘里拔不出来，而腰刀因为有一定弧度，拔出来很容易。所以，腰刀的普及，标志着中国兵器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众多新式武器都将随之应运而生。
　　在与袁绍争吵的次日（甲戌日），董卓在朝廷上正式提出废汉少帝，立董侯的意见。百官震惊，但只有尚书卢植表示反对。董卓大怒，打算杀掉卢植。幸好蔡邕等人为卢植求情，他这才仅仅被免官，得以迅速逃离洛阳，到幽州上谷郡隐居起来了。多年来，卢植的政治意见始终和袁绍保持一致，后来担任袁绍的军师，帮助袁绍对付自己的学生公孙瓒。同时和卢植从洛阳逃走的，大概还有他的另一位学生刘备。
　　袁绍、袁术、曹操、卢植等人逃走后，董卓要求袁绍的叔叔、太傅袁隗就废立问题表态，袁隗同意，议案于是通过。当天，董卓逼迫何太后下诏，废黜汉少帝为弘农王。袁隗随即走上殿阶，亲手解下少帝腰上的皇帝玉玺，并搀扶他下殿，向弟弟陈留王刘协跪拜称臣。刘协（董侯）于是即皇帝位，史称汉献帝。
　　汉献帝刚刚奉何太后的诏命即位，董卓又宣布：“何太后迫害董太后，导致她的非正常死亡，严重违反了婆媳之礼。”将何太后软禁于永安宫。2天后，董卓毒死何太后及其母舞阳君，又将何太后的弟弟何苗从棺材中刨出来支解。显然，何进的尸体此时早已找不到了，否则一定也会成为董卓的泄愤对象。
　　立董侯、杀太后，使复仇成功的董卓成了真正的太上皇。他感到有理由犒劳一下自己，于是拜远在幽州的太尉刘虞为大司马，封襄贲侯，空出来的太尉之职则被董卓自己接管。其实，大司马与太尉是一回事，东汉时期的文献经常混用这两个职务。董卓把它一分为二，实际上也就架空了刘虞的军权。此外，董卓又因拥立新君有功，得以加节传、斧钺、虎贲，领前将军事，封郿侯。为了加强自己的太尉幕府，董卓选择贾诩为自己的幕僚，随即加拜为平津都尉，后又升任讨虏校尉。
　　十一月，应蔡邕的表举，汉献帝拜董卓为东汉时期从未设置过的相国，有权“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以往，任何贵族大臣入宫都要小跑（趋），并且在殿门外脱掉鞋子和袜子，以示对皇帝的恭敬，而现在这些“繁文缛节”都不再适用于董卓了。此外，董卓的母亲也被封为池阳君。
　　为了维护自己新任相国的尊严，董卓加强追捕袁绍、袁术和曹操的力度，给他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在当年秋天，曹操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
　　和《三国演义》里描写的不同，曹操并不是因为企图借献“七星宝刀”之机刺杀董卓，失败后被迫逃亡，而是在自己并未得罪董卓的情况下，像一个忠诚的奴隶那样，跟随袁绍出城逃难去了。离开洛阳以后，曹操改名换姓，和几名随从向东潜行，来到自己的老朋友吕伯奢在成皋的家中。恰逢吕伯奢不在，因为某种原因，曹操杀死了吕伯奢全家。
　　按照《魏书》的记载，吕伯奢的儿子和宾客见财起意，劫走了曹操的马匹物资，所以曹操亲手杀死了他们。而按照郭颁《世语》和孙盛《杂记》的记载，精神高度紧张的曹操听到吕家人在厨房里拨弄餐具的声音，误以为他们在准备谋害自己的兵器，结果“刺客综合症”发作，提剑而出，一连杀死八人，临走时还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两相比较，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不过，《魏书》这样写也有它的道理：作为魏国的官方史书，《魏书》有义务秉承孔子的“春秋大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尊者讳”。像公元前632年的践土之盟，晋文公召周襄王到会，孔子却认为：“以臣召君，不宜用以教育后人。”于是在《春秋》里写道：“天王狩于河阳。”好像周襄王只是偶然到河阳去打猎，半路上意外遇到晋文公等诸侯，赏光莅临，令诸侯们感激不尽一样，“君君臣臣”之礼便得到了史家的虚拟维护。曹操贵为魏朝的太祖武皇帝，至尊无上，在深明春秋大义的魏国儒生看来，他的恶行当然也必须严加隐讳和篡改了。
　　离开成皋之后，双手沾满吕家人鲜血的曹操来到中牟县。当时，中牟县已经得到董卓的命令，让他们逮捕所有与二袁有关的可疑人员。所以，主管地区治安的亭长将曹操逮捕，押解到县里。县功曹以为董、袁相争，天下将乱，胜负不可知，不宜拘拿袁绍的助手，于是劝县令释放了曹操。其实，这背后还另有隐情，因为某位高官一直在背后保护着曹操。
　　从中牟县大牢死里逃生之后，曹操继续向东南方逃走。按照《魏书》的记载，曹操在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兴义兵”，因此遭到豫州刺史黄琬的追杀。据《后汉书》与《后汉纪》，黄琬确实曾经担任过豫州牧，但在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九月甲午日已升任司徒，由孔伷接任豫州刺史。所以，曹操如果曾经遭到黄琬的追杀，只可能是在他和袁绍、袁术逃离洛阳与黄琬升任司徒之间，也就是公元189年九月癸酉日和甲午日之间的20天之内。
　　从地图上看，曹操最终未能返回故乡——豫州沛国谯县，而是停留在兖州与豫州之间的边境城镇——陈留郡己吾县（今河南省宁陵县西南）。曹操从洛阳向谯县进发，沿途经过成皋、中牟、陈留、己吾四地，取道最短的一条路线（从洛阳到己吾，全程约250公里，骑马者在4～5天内便可走完），行程非常合理。看来，曹操之所以最终没能回到谯县募兵，正是由于黄琬的阻挠。
　　按《后汉书·左周黄列传》，黄琬也曾是党人，被禁锢了将近20年，与杨彪过从甚密，后来又与王允联合谋杀董卓，所以他和二袁的关系应当不错。但是，黄琬肯定接到过董卓命他追捕二袁党羽的命令，而且积极阻止曹操进入豫州境内，否则也就不会快速升任司徒。黄琬和部分党人对董卓的态度前后并不一致，其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政治权力的分配。
　　《魏书》又提到，曹操有一个朋友叫秦邵，字伯南。当曹操被黄琬的爪牙追杀时，秦邵挺身而出相助，结果曹操逃走，秦邵遇害。秦邵只有一子，名叫秦真，曹操感激秦邵，又可怜这个孤儿，便将秦真改姓曹，并收为养子，这就是后来诸葛亮的劲敌曹真。和其它许多历史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似乎并非完全虚构，但也不完全可信。对照《魏略》的版本，再联系相关历史背景，便可知道此事其实发生在公元191年底，那位因追捕曹操而杀害秦邵的大人物并不是黄琬，而是袁术，所以我们将它放到后文中叙述。
　　在侥幸逃脱董卓的重重追捕之后，受困己吾县、无法进入豫州的曹操宛如丧家之犬，情绪低落，而且非常缺钱，全无一点为袁绍招兵买马、建功立业的激情和信心了。现在需要有人主动站出来，在精神上为曹操打气，在经济上给曹操资助。当然，此种人少之又少，但偏偏给洪福齐天的曹操撞上了。
　　这位东汉末年的活雷锋姓卫，名兹，字子许。卫兹家产富庶，慷慨大度，多谋善断，品德高尚，自幼闻名乡里。当时天下第一名士郭泰曾经亲自拜访卫兹，见他在市场上买东西从不讨价还价，感慨道：“子许少欲。”成年后，卫兹立即被陈留太守推荐为孝廉，担任车骑将军何苗的幕僚，何苗遇害后又为司徒杨彪效命。据《后汉书·献帝纪》，杨彪出任司徒的时间是公元191年十二月戊戌日，而此时曹操与卫兹已经起兵了。所以，卫兹在从洛阳赶到陈留郡与曹操见面之前，早已是杨彪的幕僚了，那应在杨彪当年九月丙戌日出任司空之后，而在十二月之前。也就是说，卫兹去见曹操时的身份，应该是司空杨彪的幕僚，而不是司徒杨彪的幕僚。
　　杨彪是袁逢的女婿，也是袁术的姐夫（或妹夫），在宗法上又是袁绍的堂姐夫（或堂妹夫）。袁绍和扬彪的关系一向恶劣，但袁术却与杨彪过从甚密，所以整件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
　　曹操本来根本逃不出董卓的手心，但袁术在逃亡前与司空杨彪打招呼，请他照顾曹操。袁术此举，大概有把曹操从袁绍处拉拢到自己身边的考虑。于是，杨彪授命幕僚卫兹沿途保护曹操，疏通官场关系，最后在陈留与曹操会面，给予曹操大笔金钱。杨彪选择卫兹，当然是因为此人的家族在陈留很有势力，陈留与曹操的故乡谯县相近，曹、卫二人的性格又相近，便于共事。只有这样，曹操才可以顺利地募集到讨伐董卓的兵马。
　　见到曹操之后，卫兹很吃了一惊。原来大家都以为，曹操是“天下雄俊”、“乱世奸雄”，但现在这个曹操却显得心灰意冷，似乎压根没有起兵的意愿。卫兹只好激励曹操说：“祸乱的根源已经很长了，不打仗没法解决；现在就得起兵，你不打人家，人家可要打你”。曹操听后精神重新振作，便开始和卫兹在陈留郡募兵。
　　为了给袁绍、袁术、曹操等人创造招募军队的条件，周毖、伍琼等人便劝董卓说：“像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冒犯了明公，所以恐惧出奔，并没有别的意思。现在我们如果急着悬赏捉拿他，肯定会逼得他狗急跳墙。袁家四世树恩朝野，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如果招募豪杰，组织军队，联合英雄起事的话，崤山以东恐怕就都不再是明公的地盘了。以我等的愚见，不如赦免他们，拜袁绍为一大郡的太守。袁绍一定会为自己能够免罪而庆幸，不会再反对您了。”
　　董卓深以这个建议为然，立即以献帝的名义拜袁绍为勃海太守、前将军，封邟乡侯，又拜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袁绍在冀州接旨，领受了勃海太守与邟乡侯的印绶，但婉言拒绝了前将军的头衔。随后，他一面前往勃海郡上任，一面继续策动韩馥等冀州地方官讨伐董卓。
　　与安抚袁党势力同时，为了讨好党人，董卓又与杨彪、黄琬、荀爽等大臣为陈蕃、窦武及所有党人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爵位，拜他们的子孙为官吏，并派遣使者到其坟前祭吊。看来，此时的董卓已经沉迷于洛阳纸醉金迷的生活，以为自己能够与袁绍等人和解，从此过上舒坦日子了。所以，他在新年时借汉献帝之口，宣布改元为“初平”，意为“从此开始，天下太平”。
　　这一回，董卓可大错特错了。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3）
　　第二节揭竿而起——袁氏兄弟组建讨董卓联军及董卓迁都（公元190年）
　　“贼臣董卓承汉室之微，负甲兵之重，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鸩太后，戮杀弘农，提挚幼主，越迁秦地，残害朝臣，斩刈忠良，焚烧宫室，烝乱宫人，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烝皇天，浊秽薰后土。神祗怨恫，无所凭恃，兆人泣血，无所控告。仁贤之士，痛心疾首，义士奋发，云兴雾合，咸欲奉辞伐罪，躬行天诛。凡我同盟之后，毕力致命，以伐凶丑，同奖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袁绍（《献帝春秋》）
　　汉献帝改元的消息传到袁绍耳中时，他已经抵达勃海郡上任了。听说新年号叫“初平”，袁绍大喜，认为“初平”与“本初”含意相合，说明自己肯定能很快消灭董卓，平定天下。其实，汉朝年号大多没什么创意，往往只是几个字的反复自由组合而已，所以“初平”与“本初”之类的年号层出不穷，并不奇怪。袁绍居然以此为祥瑞，可见他心中的迷信思想有多深，这恐怕还要拜袁氏家学《孟氏易》所赐。不过，在打江山的时候，一点迷信言论往往是有助于动员民众的，袁绍借助这一类宣传，很快便赢取了河北官民的广泛支持。
　　看到民心归袁绍如流水，作为勃海太守的顶头上司，冀州牧韩馥心中的醋意油然而生。他的官职是董卓任命的，所以并没有反董卓的想法，更担心袁绍会夺走自己的权力，所以派人到勃海郡首府南皮，包围太守府，不许袁绍募兵。袁绍意外地遭到软禁，手中又没有武装力量，一筹莫展。
　　当时，四方豪杰大都愿意拥护袁绍讨董卓。广陵郡功曹臧洪劝太守张超起兵，二人便一同到陈留拜见张超的兄长、陈留太守张邈。张邈此时已经和曹操、卫兹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在本郡募兵，双方一拍即合。在臧洪的联络下，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等封疆大吏都来到陈留郡西北部的酸枣县（今河南省延津县西），设坛结盟。臧洪主持会议，在坛上宣读誓词，慷慨陈词，宣布“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同时，在孔伷的许可下，曹操的堂弟夏侯惇、曹洪等人也从家乡谯县募集了一些人马，随即向己吾县进军，与曹操和卫兹会师，后来中牟县豪强任峻也率家兵数百人加入，三军总共约有5千人。
　　为了帮助袁绍解除困境，桥瑁又伪造了三公（即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司空荀爽）致天下各州郡官员的书信，说董卓罪恶滔天，胁迫我君臣，窥伺我社稷，希望各州郡跟随袁绍和袁术，举义兵以赴国难。不过，卫兹身为司徒杨彪的幕僚，却协助曹操募兵反对董卓，却又说明桥瑁的公开信并非空穴来风，难怪各州郡官员纷纷信以为真。
　　韩馥得书震惊，感到情况严重，自己不能再置身事外了，便召集幕僚问道：“现在我们应当帮助姓袁的，还是帮助姓董的呢？”治中从事刘子惠回答：“我们兴兵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姓袁的或姓董的！”韩馥听了大为惭愧。刘子惠又建议说：“战争是凶事，不宜抢风头。我们应当等其它州先起兵，然后配合。冀州的实力不比其它州弱，将来立的功劳也不会比其它州小。”韩馥深以为然，于是解除了袁绍的软禁，允许他召募兵马。
　　早在袁绍与韩馥起兵之前，袁术已经率先在南阳聚众，但苦于实力不足，难有进展。这时，荆州刺史王叡与长沙太守孙坚得到桥瑁的书信，响应二袁讨伐董卓的号召，率兵渡过长江北上。不久，孙坚与武陵太守曹寅合谋杀死王叡，又与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刘祥杀南阳太守张咨，兼并了他们的部下，兵力大增，导致军备物资不足。孙坚和刘祥的部队于是四处抢劫民财，南阳百姓愤而反抗，杀死了刘祥，迫使孙坚军离开。当时驻扎在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袁术派使者去与孙坚通好，孙坚便表示服从袁术的指挥。
　　孙坚知道自己此行凶险，不放心原住在九江郡寿春县的家属，所以把他们南迁到庐江郡舒县。孙坚时年35虚岁，已有5个儿子，其中正妻吴氏生4子，即：孙策、孙权、孙翊、孙匡，此外还有庶子孙朗，当时都尚未成年。舒县是周景的故乡，一个多世纪以来，周家都是忠诚的袁氏故吏，孙坚既然跟随二袁讨董卓，和周家搞好关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周景的侄孙周瑜与孙策同岁，早在孙家住在寿春时关系就特别好，经常相互拜访。孙家到了舒县以后，周瑜把自家四合院的南向正房让出来给吴氏和孙策住，相处融洽，如同一家人。
　　兖州方面，鲍信与弟弟鲍韬也在泰山郡组织部队，加上以前替何进招募的千余名弓手，共聚集了步兵2万，骑兵7百，辎重马车5千余乘，向西南前进，与曹操、卫兹、夏侯惇、曹洪等人的5千兵马在己吾会合，形成了一支约26000人的武装力量。随后，他们又向西进军，与袁绍的堂兄、山阳太守袁遗的部队先后抵达酸枣县，与刘岱、张邈、桥瑁、袁遗、张超、臧洪的部队会师，集结起多达十余万人的庞大联军。
　　青州方面，刺史焦和原本也率数万兵马西进讨董卓，但遭到黄巾军包抄后路，被打得大败，自己也很快病逝，青州军于是无法前来与袁军会师。
　　公元190年正月底，洛阳以东诸州郡全部响应臧洪、桥瑁等人的号召，随二袁起兵讨董卓，并声称要废黜献帝，迎少帝复辟。袁绍当仁不让，被一致推举为盟主。
　　袁绍知道，自己既然已是反董卓的盟主，便不宜再用董卓授予的勃海太守官衔，于是自称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领勃海太守，又私署麾下诸将军职，称之为“表”。在这些将领之中，曹操被袁绍表为奋武将军，鲍信为破虏将军，鲍韬为裨将军，夏侯惇为司马，孙坚也被袁术表为假中郎将（代理中郎将）。这些奋武将军、破虏将军、假中郎将之类都是所谓的“杂号将军”，地位并不高，属车骑将军袁绍和后将军袁术管辖，由此可见曹操、孙坚等人当时处于怎样的政治、军事地位，与二袁是怎样的关系。
　　联军组建成功之后，便被部署为4个方面军：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领勃海太守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假司马张杨进驻与洛阳仅一黄河之隔的河内郡，吸引董卓军主力，冀州牧韩馥留在邺，组织军粮运输，是为河内方面军；豫州刺史孔伷与陈相许瑒驻扎在颍川郡，攻击洛阳东南方的轘辕关，是为颍川方面军；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领破虏将军鲍信、奋武将军曹操与臧洪、卫兹、刘备等人驻扎在陈留郡酸枣县，攻击洛阳东方的荥阳；后将军袁术与假中郎将、领长沙太守孙坚驻扎在南阳郡鲁阳县，攻击洛阳南方的伊阙关、大谷关。
　　4路联军由北至南，对洛阳形成了一张半圆形的包围网，列表如下：
　　统帅前锋部将后勤兵力（约数）
　　河内方面军：袁绍王匡刘勋韩馥10～15万
　　酸枣方面军：刘岱曹操、鲍信、鲍韬、卫兹张邈、张超、桥瑁、袁遗、臧洪、刘备、范方10～15万
　　颍川方面军：孔伷许瑒3～5万
　　鲁阳方面军：袁术孙坚5～7万
　　以上4路联军共计30～40万人，大约相当于董卓手中兵力的3倍。但他们大多是新兵，而且缺乏有军事经验的将领，号令不一，装备较差，所以真正的战斗力并不在董卓之上。但是，袁绍此时无疑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阶段，为天下豪杰所归心。袁术虽然嫉妒，却也无可奈何。
　　按照《三国志·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的记载，联军建立之后，鲍信对曹操说：“计略多变无双，能够拨乱反正的，是您啊。如果没有这种才能，再强大也会灭亡。您就是上天眷顾的人！”鲍信是第一个挑唆曹操与袁绍分道扬镳的人，原因是袁绍起初主张迎董卓入京，后来董卓开始专权跋扈，鲍信建议袁绍立即攻击董卓，袁绍却坐视禁卫军落入董卓之手，自己仓猝出逃。但他们此时显然还不具备这样做的实力，曹操可能也还没有这样做的意愿。在此后的7年内，曹操一直在为袁绍南征北战，并无对抗袁绍的行为。
　　但是，有一个人此时便将他对袁绍的不满付诸实行，这就是冀州牧韩馥。他担心袁绍获胜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不供给袁军充足的粮草，希望以此迫使他们自动离散。和黄琬一样，韩馥的权力得自董卓，而袁绍未必能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所以他们反董卓的态度不坚定，不彻底，也在意料之中。
　　在讨伐董卓的各路将领之中，态度最坚定、最彻底的，当数董卓的老同事孙坚。当年春季，孙坚抵达鲁阳，与袁术会师。袁术看到孙坚部队军容严整，不禁叹服，又表孙坚为破虏将军。当时豫州刺史孔伷已死，袁术吞并了他的属下，但因为“三互法”的规定，自己不能当豫州的军政长官，于是又表孙坚领豫州刺史，担任全军的前锋，将荆、豫二州的精锐之师都抽调给他。
　　听说孙坚和刘祥杀死荆州刺史王叡、南阳太守张咨，并与袁术等人联军北上，董卓便拜北军中候刘表为荆州牧，命他与汝阳令蒯越和黄忠等人南下攻打袁术和孙坚。
　　刘表、蒯越、黄忠三人的情况与黄琬、韩馥类似，都属于董卓统治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但也都是党人和士大夫，而且曾经与袁绍同为何进的幕僚，所以其立场在董卓和袁绍之间犹豫不决。他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先把荆州抢到手，然后在袁、董两派之间左右逢源。但荆州已被袁术和孙坚视为自己的地盘，刘表不可避免地要与袁术和孙坚发生激烈冲突。
　　看到无法通过袁术和孙坚驻扎的鲁阳去荆州，刘表便绕道武关，顺丹水和汉江南下到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市南），与蒯良、蒯越兄弟及襄阳名士蔡瑁合谋，设计兼并荆州中南部的地方武装，很快成为除南阳郡之外的整个荆州之主，在背后威胁袁术和孙坚。同时，按照董卓的指示，刘表又以追随孙坚的罪名拘拿刘祥之子刘巴，但又不愿意杀死他以获恶名，于是暗中安排刘巴逃走。刘巴知道刘表无意杀自己，也不逃走，刘表于是举刘巴为茂才，召他做官，又表黄忠为中郎将，与侄子刘磐共守长沙，镇抚江南。刘表本人与蒯良、蒯越、蔡瑁等人驻守襄阳，北拒袁术、孙坚，坐山观虎斗。
　　董卓见东方各州郡造反，而且都以复辟汉少帝为名，于是在二月癸酉日派郎中令李儒将少帝毒死，以绝后患。随后，董卓便召集文武大臣，宣布将要征调天下兵马进剿袁军，让官员们讨论具体战术方案。
　　在与会人员中，尚书郑泰的立场偏向袁术，不希望董卓主动出击，于是发言说：
　　“我以为，东方的敌人不值得我们发天下兵讨伐，理由有以下10条：
　　第一，东方联军跨州带郡，貌似强盛，但自从光武帝以来，中原没有发生过战事，百姓过着优逸的生活，早就不会打仗了，人数再多也没有用。
　　第二，明公出自西州，从小就担任将帅，熟悉军事，百战百胜，名振当世，人心慑服。
　　第三，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长于京师；张孟卓（张邈）东平长者，品性高尚；孔公绪（孔伷）善于清谈高论，简直能把死人说活。这些人都没有实战经验，在沙场上真刀真枪地较量，肯定不是明公的对手。
　　第四，东方人向来缺乏精悍的勇士，也没听说过有什么谋臣，更无人可以独当一面。
　　第五，即便有这种人，可是联军尊卑无序，没有朝廷授予的军职，现在胡乱自相表署，将来势必不会同心协力，而只会观望他人成败。
　　第六，上百年来，关西各郡一直在与羌人战斗，连妇女都能使戟挥矛，拉弓放箭，何况明公麾下的百战精兵，用以攻打那些乌合之众，自然如同泰山压卵，胜券在握。
　　第七，天下精兵，不过就是并州和凉州军，以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这些人现在都在明公的帐下。用他们攻打东方人，就像用老虎和犀牛去攻打犬羊一样。
　　第八，明公的将帅都是跟随您多年的忠义之士，富于军事经验。而敌人的将帅之间日常缺乏联络，相互间不服气，甚至从未谋面过，临时拼凑起来，就像用胶粘的一样。遇到同心同德的我军，必然如同枯叶遇到了烈风，立即一哄而散。
　　第九，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几年来，明公消灭黄巾，铲除阉党，拥立明君，平易近人，正直之士没有不交口称赞您忠于国事的。奉天子之诏讨伐叛乱的贼党，谁敢抵抗？
　　第十，海内名士，天下大儒，首推东州郑玄和北海邴原，此二人是我朝士大夫的楷模。现在二袁起兵，他们都不去投奔，可见人心向背。当年吴楚七国造反，不用剧孟，周亚夫知其必败，现在的情况也与之相似。
　　如果我上面讲的这些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地向天下征兵，反而是无事生非，会自损威重。”
　　董卓听了这话大喜，认为郑泰忠于自己，明白事理，于是打算派他去攻打东方联军，但在幕僚的劝阻下作罢。于是，董卓分兵三路，出洛阳迎战：
　　北路，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渡黄河北上，攻打袁绍军及正在河东郡和东郡活动的白波军；
　　东路，徐荣出荥阳，攻打酸枣；
　　南路，胡轸、吕布、华雄出伊阙关、大谷关，攻打鲁阳。
　　以上三路兵马并非同时出兵，董卓的战略是先北后东，在南线维持一段时间的守势。但这个计划一开始就遭到了挫折：牛辅渡黄河之后，遭到白波领袖郭泰的激烈抵抗，反而狼狈而归。董卓见出师不利，大为惊恐，认为白波军尚且如此难以对付，二袁的部队想必更加强大。洛阳虽有天险保护，但三面受敌，战线过长，于是董卓便有了迁都长安之意。
　　其实，迁都长安并非出自董卓的意旨，而是整个凉州军阀集团的兴趣所在，所以是大势所趋。在下文中，我们就将发现，董卓在某种程度上说，几乎是边章、韩遂的一个傀儡。
　　听说要迁都长安，朝廷大臣都不赞成，但除了河南尹朱儁以外，无人敢于明确表态。董卓于是召开会议，搬出东汉时期最受重视的图谶，发言说：“高祖皇帝建都关中，历11世；光武帝建都洛阳，至今也过了11世。依照《石包谶》的预言，应当迁都长安，以符合天人感应。”
　　司徒杨彪反对说：“海内动起来很容易，安定下来却很难。移都改制是天下大事，盘庚迁亳，商朝的老百姓还抱怨不已。过去关中因为王莽之乱残破，所以光武帝才建都洛阳，历年已久，百姓安乐。现在无故迁都，容易导致祸乱。《石包谶》是妖邪之书，岂可相信？再说长安的宫室坏败已久，恐怕难以很快修复吧。”
　　董卓回答：“关中肥饶，秦借此并吞六国。武帝时在杜陵南山造有数千处瓦窑，建筑材料齐备，再加上凉州丰富的木材，造起来不难。老百姓的意见无所谓！谁敢反对，我发兵驱赶，即便前面是大海，他们也得跳下去。”
　　看到杨彪依然不服，董卓急了，于是说道：“边章、韩遂刚才有书信来，一定要让朝廷迁都。如果大兵出动，我不能再相救，你们便可与袁家西行。”
　　董卓的这段话实在有意思。边章、韩遂不是前几年以讨宦官为名，与朝廷对抗的叛乱分子吗？董卓不是多年与之交战吗？怎么现在当了相国，反而拿边章、韩遂当太上皇了，还指望他们控制的凉州给新都建设提供木材？另外，包括太傅袁隗在内，袁家成员在袁绍、袁术起兵之后，如何还安然无恙，董卓居然要安排他们西行？
　　这还得从董卓入京前说起。董卓本来被拜为并州牧，后来受何进、袁绍的召唤，率3千兵马入京，虽然获得了一些增援，又兼并了何进、何苗与丁原的部下，但兵力仍嫌不足。同时，左将军皇甫嵩与京兆尹盖勋率精兵3万屯驻在长安一带，虽然一度密谋攻击董卓，但最终却无所作为。公元190年，皇甫嵩被拜为城门校尉，长史梁衍劝他趁献帝西迁之机迎驾，与袁绍联手攻董卓，皇甫嵩不肯同意，与盖勋老老实实地臣服于董卓，这其中必有隐情。
　　把上述种种怪事联系起来，便只能得出一种结论：董卓入京之前，与边章、韩遂（当然还有马腾）达成了秘密协议，董卓保证完成屠杀宦官、控制朝政的任务，而边章、韩遂则给董卓以支援，并发兵拖住皇甫嵩，令其不得轻举妄动。边章、韩遂拥有凉州精兵十余万，以往皇甫嵩与董卓联军4～6万人，尚且疲于招架，如今皇甫嵩只有孤军3万，更是独木难支。董卓麾下有相当一部分军队是边章、韩遂的旧部，这些人大多是羌胡，很不容易控制，整日劫掠百姓，又奢求宫人美女，即便以董卓、李傕之凶悍，也要畏惧他们三分。献帝西迁长安，可能正如董卓所说，也出自边章、韩遂之谋，意在加强对朝廷的控制，而不是因为被反董联军击败（双方此时尚未交战）。董卓要仰仗边章、韩遂的支持，才能享受荣华富贵，又担心洛阳容易被联军与反对自己的士大夫内应外合，突袭得手，自己便会落得一无所有，所以也积极推行边章、韩遂的迁都计划。
　　至于袁家，在袁绍、袁术起兵之后，已经被排斥出了最高决策集团，但还保留着官职。董卓让袁家成员带头西迁，也是怕他们与袁绍、袁术取得联络，内应外合，威胁自己。
　　看到董卓迁都的态度坚定，司空荀爽便出面支持这一建议，但杨彪和太尉黄琬仍然坚决反对，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也附议。董卓于是将杨彪、黄琬降职为光禄大夫，拜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又以推荐叛贼为州郡长官为名，处死伍琼、周毖。越骑校尉伍孚行刺董卓，结果失败被杀，迁都之事于是不可挽回。
　　二月丁亥日，献帝君臣与数十万百姓西迁。因为道路拥挤，物资匮乏，人们相互践踏，死者遍野。董卓及其诸将仍然驻扎在洛阳，四处搜刮民财以充军费，吕布又发掘帝陵和公卿豪强的家族墓葬，掠取其中的珍宝，送到董卓的封地郿坞。
　　三月乙巳日，献帝车驾抵达长安，先住在盖勋故居京兆府舍，后来未央宫装修完毕，这才搬了进去。因为董卓没有来，朝政全部委托给司徒王允管理，董卓对他也十分放心。
　　三月戊午日，董卓指使司隶校尉宣璠在长安处死了包括太傅袁隗夫妻及其3个儿子、袁绍和袁术的哥哥太仆袁基在内的袁家男女老幼50余人，先将遗体埋在青城门外、东都门内，尔后担心被人盗取，又改葬于郿坞。虽然袁家成员死了这么多，却无一人能够再得到蔡邕写的墓志铭了。此时，蔡邕正依附在董卓的身边，享受着袁家从未授予他的荣华富贵（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心中也一定为自己永远不必再撰写碑铭而高兴呢——毕竟，蔡邕当年已经59虚岁，再不在官场上有所建树，以后就没机会了。
　　看来，董卓原本并无意杀死袁氏一家，所以才带他们西迁，而不是在袁绍起兵时，就将他们在洛阳处决。但在西迁之后，袁隗与袁绍、袁术暗中往来，企图利用董卓尚未抵达长安之机，颠覆他在长安的统治，性格又如袁术所说，“仁慈恻隐”，不够狠毒果决，导致计划败露，是他一家惨遭杀身之祸的根源。由此，袁家与董卓之间的仇恨更加不共戴天。故吏杀害师尊，这在东汉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必然导致董卓大失人心。天下受过袁家恩惠的豪杰听说袁隗全家遇害，都深感哀痛，纷纷投奔袁绍，要为他报仇雪恨。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4）
　　第三节第一滴血——联军的胜利与董卓的撤退（公元190～191年）
　　“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曹操（《三国志·武帝纪》）
　　公元190年春末，各路联军陆续抵达前线，但都没有率先进攻的意思。袁绍、孙坚等人的部队远来疲惫，需要休整，还可以理解；但刘岱、张邈等人在酸枣驻扎了二、三个月，虽然人数众多，却各自为政，整日相互请客吃饭，不思进取。曹操见再这样下去，会坐吃山空，十分焦虑，于是对刘岱、张邈等人说：“我等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经聚集起来，各位怎么又开始迟疑！如果董卓死守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即便行为再残暴，仍然足以制造祸害。现在，董贼胆敢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这是老天要灭亡他的时候啊，我们一战便可平定天下。”诸侯仍然没有响应的意思，但同意让曹操等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带领本部为前锋，率先出击。
　　曹操急于立功，于是和夏侯惇、曹洪等人带领自己从陈留和谯县募集的5千兵西进，计划攻占军事要地成皋。卫兹觉得这点兵实在太少，又四处活动，终于向张邈借来3千人。另外，鲍信、鲍韬兄弟也率部出发，与曹操、卫兹组成了酸枣方面军的先遣部队。
　　由曹操、卫兹、鲍信、鲍韬指挥的这支先遣部队到底有多少人，是个疑问。按照此前的史料记载，曹操与卫兹募兵5千，卫兹又借兵3千，鲍信、鲍韬募步兵2万，骑兵7百，这些人此前未有损伤，所以合起来应有28700人之多。然而，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一文中，却说当时仅有数千人参战。大概曹操指的只是自己的部下，没有包括卫兹、鲍信、鲍韬的部队。因此，酸枣方面军先遣部队应当有2万余人，相当于一个军，鲍信为军长，曹操、卫兹、鲍韬为师长。无论从将领的素质，还是从士兵的战斗力来说，这支部队都是酸枣全军中最强的。如果他们首战获胜，联军自然会跟进；但如果他们失利，联军便只能转攻为守了。
　　先遣军进至荥阳东郊，渡过汴水（也就是联通鸿沟与黄河的汴渠），在西岸与徐荣率领的董卓东路军相遇，内战就此爆发。与董卓的西凉兵相比，联军的数量和装备都不占优势，又缺乏军事经验，所以很快就陷入被动，但仍然苦战不退。傍晚时分，卫兹与鲍韬阵亡，曹操与鲍信都受了伤，曹操的战马也被射死。曹洪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曹操，让他赶紧逃命，曹操不肯接受。曹洪说：“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可没有您！”于是保护曹操与鲍信趁夜撤到汴水，坐船逃走。徐荣本来计划继续进攻酸枣，但见联军的抵抗如此顽强，认为酸枣还不易攻取，于是引兵回洛阳去了。从这个角度看，汴水之败，卫兹与鲍韬之死，展示了反董联军的战斗意志，保护了酸枣大本营的安全，对于战争的全局并非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这场惨败为曹操积累了丰富的军事阅历。10年之后，他将与袁绍的大军在汴水流域的这块伤心地上对峙，史称官渡之战。曹操虽然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却没有在这同一块战场上失败2次。
　　曹操与鲍信怀着悲痛与失落的心情逃回酸枣，见诸侯联军仍然在饮酒作乐。曹操大怒，批评他们，并且说：“各位如果能听从我的计策，就让袁勃海（袁绍）率河内兵马渡河攻孟津，酸枣诸将占领成皋和敖仓，攻取轘辕、太谷二关，控制天险，再让袁将军（袁术）率领南阳的军队渡过丹水，攻入武关，威胁三辅。这以后，我们都高垒深壁，挂免战牌，多设疑兵，示董卓集团以天下形势，他们很快就会分崩离析。现在各位却迟疑不进，令天下人失望，我曹操为你们感到羞耻！”刘岱、张邈等人还是不能采纳。
　　曹操的这段话，说明他当时还相当缺乏军事头脑，难怪会惨败给徐荣。汴水之战已经把联军缺乏战斗力的缺点暴露得淋漓尽致，如果袁绍面对董卓军主力，强行渡河攻孟津，可以肯定，很难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曹操、鲍信等人以相对精锐的部队攻打成皋，却连成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便溃败在汴水，反而寄希望于其他没有军事经验的将领，带着新兵去攻占成皋、敖仓、轘辕、太谷等众多要塞，然后再“高垒深壁，挂免战牌”，岂不是痴人说梦？只怕仍然连一座要塞都打不下来，最终落得一个全军覆没的下场。各路诸侯为保存自身实力、维护自身利益起见，肯定不会采纳曹操这种高风险的作战计划。实际上，从战前的兵力部署看来，这显然也正是袁绍和袁术的作战计划，曹操并没说出什么新东西。曹操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军事天才，他此后的用兵如神，都是靠不断积累战争经验，总结失败教训而来的，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
　　看到酸枣方面军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曹操于是与夏侯惇、曹洪等人返回故乡谯县，然后去扬州募兵。曹洪家资富庶，驰名江淮流域，所以首先率家兵千余人到扬州庐江郡见陈温。陈温是袁绍的汝南老乡，赞成袁绍的事业，又与曹洪颇有交情，于是欣然调给曹洪上等甲兵二千人。曹洪又渡江到丹杨郡，太守周昕命弟弟周昂（又名周喁）征调二千余人，与曹洪一同北上，和曹操在沛国南部的龙亢县（今安徽省龙亢镇）会师，总兵力应当不下6千人。由此可知，曹操自己并未去过扬州。见了援军，曹操大喜，任周昂为军师。周家是会稽郡的豪强，势力广布于扬州，周昕又是陈蕃的学生，无疑也属于党人，所以袁绍和曹操都重用周昂。周昕忠于袁绍的事业，后来又陆续发兵万余人助袁绍和曹操征伐，终于因此被袁术和孙策杀害。
　　虽然重用周昂，但曹操却难以讨得扬州兵的欢心。抵达龙亢之后，扬州士卒不服豫州的水土，联合叛乱，夜间烧曹操帐。曹操、周昂、曹洪等人率领5百余名忠诚的部下拼死冲出军营，逆浍河而上，经铚县（今安徽省宿州市西）跑到谯县北方的建平。在故乡又招募了几百人之后，曹操一行便带着这千余名士兵北上渡河，到河内郡去投奔袁绍。没想到，他在那里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抵达河内郡之后，袁绍得到了2个令他悲痛不已，但应当也在意料之中的消息：董卓杀死了汉少帝和袁绍在长安的全部亲属。后一个消息只能加深袁绍、袁术对董卓的仇恨，并增强他们的号召力，但前一个消息却使他们身陷困境。其实，联军一组建，董卓就必然要杀少帝，这并不难预测。但就像张勋正要率辫子兵搞复辟，而溥仪却突然去世了一样，袁绍号召大家帮助复辟的汉少帝现在已死，这种处境实在有些尴尬。身为联军统帅，袁绍现在必须向天下明确宣示：在战胜董卓之后，他是继续辅佐汉献帝，还是另作打算？如果继续辅佐汉献帝，那么现在继续讨伐董卓又有何必要？
　　接下来，袁绍便接连做了二件相互矛盾、隐患无穷的事，而这正是董卓乐于见到的。
　　首先，袁绍、韩馥在漳水河岸上会合冀州十郡太守、国相，聚众十余万，号称百万，一同歃血结盟，义正词严地立誓道：
　　“贼臣董卓乘着汉室衰微之机，倚仗自己强大的兵力，占领帝城，祸乱朝廷，毒杀何太后，残害弘农王，绑架年幼的皇帝，迁往秦地。他又斩戮忠良，焚烧宫室，奸污宫女，发掘皇陵，其罪恶祸及鬼神，皇天、后土都遭到了侮辱，但神祗的怨恨与百姓的悲愤却都无处可以控诉。如今，我等仁贤之士痛心疾首，云集于此，都决心要奉辞伐罪，代表上天消灭这个贼臣。我等结盟之后，都要不惜生命，全力以赴，歼灭凶丑，尔后共同辅佐王室，翼戴天子。如果有人敢违背盟约，愿神明降大祸于他，毁灭他的军队，断绝他的子孙！”
　　如果这篇誓词的内容是真实的话，那么它末尾的诅咒仿佛也真的应验了：袁绍与韩馥此后没有致力于“翼戴天子”，结果终于像他们自我诅咒的那样，破家亡身。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袁绍以往一向宣称：献帝不是灵帝的儿子，不是刘家的种，不配当汉朝皇帝，又与董卓沾亲带故，理应被废黜。大丈夫说过的话驷马难追，必须算数。但当时联军成员中的主流思想仍是反董卓不反献帝，袁绍虽然身为盟主，但为了避免联盟分裂，只好在誓词中加上拥戴献帝的内容。毕竟，等到消灭董卓之后，再废掉献帝也不迟。
　　不过，如果袁绍承认献帝的合法性，董卓现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便占有了压倒性的政治优势。所以在漳水之盟后不久，经过反复考虑，袁绍便和韩馥等人想出了一个新方案，以便同董卓及献帝的长安朝廷对抗。现在少帝已死，灵帝没有了男性后代，献帝是非法的，所以他们可以在皇室中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继承皇位。此类事情在以前发生过许多次，例如在公元前180年吕太后死后，陈平、周勃等大臣宣称当朝皇帝刘弘不是惠帝之子，将其杀死，然后拥立代王刘恒继位，是为汉文帝。参照这个案例，袁绍便与韩馥等人合谋，打算拥立大司马、幽州牧刘虞为皇帝。
　　袁绍选择刘虞，肯定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首先，刘虞是袁绍的老同事，以前共同为何进效力，又共同策划消灭宦官，情投意合；其次，此时袁绍已经再婚，他的后妻姓刘，而前妻李氏则退出了历史舞台，也许早就去世了。前往河北并再婚，袁绍与光武帝刘秀在创业初期的这2件事上出奇地相似，其中必然暗藏玄机。可惜有关袁绍私生活的资料太少，不便臆测。但以袁家一贯的婚姻策略看，不是“海内知名”的豪门英才，根本没有结亲的资格，而与袁绍联姻之后，这个家族的成员应当也会在袁绍集团内占有显赫的位置。公元190年后，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刘姓男子有4人：刘虞、刘岱、刘表、刘备。刘备肯定不会是袁绍的姻亲，从刘表后来给袁谭、袁尚写的信来看，他与袁绍也无联姻关系，那么袁绍的后妻刘氏就很可能是刘虞或刘岱的家人了。
　　刘虞是汉光武帝长子东海恭王刘强的后裔，刘强本为光武帝太子，但在其母郭皇后被废后也遭废黜，改封东海王。刘岱则只能算作汉高祖刘邦的直系后裔，因为他的祖先——刘邦的儿子齐悼惠王刘肥是刘邦的第一个儿子，又是刘邦年轻时背着妻子吕雉与一个姓曹的女子幽会所产的私生子，生前地位低下，其后代也从未登上过帝位。所以，刘肥和刘强可以说是同病相怜。按《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初平年间（也就是袁绍起兵反董卓时），刘岱“与袁绍、公孙瓒和亲，绍令妻子居岱所。”“和亲”的意思是通婚，袁绍让妻子儿女到刘岱处居住，显然是把刘岱当作家里人看待了。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袁绍的后妻刘氏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姐妹或女儿，因此刘岱会带头帮袁绍组织反董卓联军。袁绍要另立皇帝，推举老同事刘虞而不举亲家刘岱，自有避嫌之意。笔者怀疑，早在刘虞出镇幽州、袁绍劝何进杀宦官时，这个秘密计划便已经拟好了。
　　袁绍的家庭
　　袁逢
　　袁成—————————————————————————
　　↓↙↓↓↘
　　袁氏∞高躬袁基李膺……→李氏∞袁绍∞刘氏←……刘岱袁术袁氏∞杨彪
　　↓|↙↓↓↘↙↘↘
　　高干（过继）……→袁谭袁熙袁尚袁氏∞蹋顿袁曜袁氏∞孙权杨修
　　在拥立新君之前，制造舆论当然是必要的。按照史籍中的说法，赞成袁绍这一计划的似乎只有韩馥，而包括刘虞本人和袁术、曹操在内的众多人士都激烈反对，此事于是不了了之。其实，如此大事不可能那么简单。
　　首先，韩馥给袁术等人写信，再次宣称献帝不是灵帝之子，诸侯应当仿效陈平、周勃，废杀伪帝，迎立明君。刘虞的功德品行天下无双，为其他皇室成员所不及。光武帝刘秀的第5世祖是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刘秀后来以大司马领河北军政，以此平定天下；刘虞的第5世祖是光武帝之子东海恭王刘强，如今刘虞也以大司马领幽州牧，仿佛光武帝再世，逢5必兴，我等理应拥戴。同时，有关刘虞将会当皇帝的图谶、符瑞也层出不穷，济阴人王定就献给袁绍一枚玉印，上面刻着“虞为天子”的字样。总之，一切都按照王莽、刘秀以前当皇帝的程序，照葫芦画瓢，充斥着腐朽的迷信色彩。
　　对于袁绍、韩馥宣传的这一套理论，袁术丝毫不接受。他虽然也和其他袁家成员一样迷信，但只迷信对自己有利的预言，比如可以与他的字“公路”互训的“代汉者当涂高”。刘虞如果立为皇帝，功劳算不到他袁术的头上，便宜全让袁绍占了，这种理论可不能信。袁绍于是又亲自给袁术写信说：“我和韩馥拥立刘虞，是为了共建永世之道，让海内见再兴之主。现在西边的那个小皇帝没有刘家血统，公卿以下都媚事董卓，怎能信任？我们就该守住地险，卡断其经济来源，由他们死在那里面。东方圣君一立，太平时代便可立即降临，你还疑惑什么？我们全家遇害，不想想伍子胥的故事，怎能再事奉仇人？违天不祥，希望你再仔细考虑一下。”
　　袁术回信说：“圣主虽然年幼，却聪明睿智，具备周成王的品德。贼臣董卓趁乱进京，胁迫大臣，只不过是汉朝历史上的一个小挫折罢了，很快就会复兴。我袁家祖祖辈辈秉承忠义，太傅心地善良，虽知董卓必为祸害，但是出于对皇上的忠心，不忍离去。现在我家遭遇灭门惨祸，幸好有远近亲友豪杰踊跃相助，不乘此时上讨国贼，下刷家耻，而想着另立皇帝，这种话我不想听。你说皇上‘没有刘家血统’，不是诬陷吗？又说‘我们全家遇害，不想想伍子胥的故事，怎能再事奉仇人？’这不是和董卓所想所作的一模一样吗？全心为国的忠臣，怎能做出这等事？国君和上天一样，你难道可以拿上天当仇人吗？我一颗赤心，志在消灭董卓，不懂别的大道理。”从此，袁绍与袁术兄弟绝交。
　　尽管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袁绍与韩馥还是自称大将军（同时出现二位大将军史无前例，很可能是韩馥称大将军，袁绍仍称车骑将军），以便让自己主持废立之事合法化，随后派使者去见刘虞，请他即皇帝位。刘虞坚决不答应，还说宁可去投奔匈奴，此事于是暂且搁置。不过，公孙瓒等人后来屡次以此事批评刘虞，说明刘虞未必真的不想当皇帝，只是看支持自己即位的人不多，暂时还没有胆量而已。随后，刘虞派从事田畴等人前往长安，向献帝宣誓效忠，并请朝廷东归，希望借此洗刷自己的谋逆之名。田畴、公孙瓒等人都表示反对，田畴又劝刘虞先取公孙瓒，以求巩固自身势力范围，而不是与董卓集团搞好关系，刘虞却不听。
　　在反对袁绍、韩馥拥立刘虞为帝的人物中，据说还有曹操。按照《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袁绍曾经获得一枚玉印，给曹操看，曹操表面上笑，心中反感。此事非常可能是真的，而且此玉印大概就是济阴人王定献上的那枚“虞为天子”玉印。王沈的《魏书》则说，曹操此时当场发言，公然反对袁绍的计划。不过，按照这部史书的说法，曹魏的全体君臣都是圣人，曹操更是战无不胜，算无遗策，永远英明，永远正义，永远忠于汉室。这样的史书并非完全不能信，但总得提防它歪曲事实。实际上，凡是早年的曹操及其部属发表的支持汉献帝的言论，无不出自王沈的《魏书》。显然，这部著作的主要宗旨，就是把曹操描述成一向尊奉汉献帝的忠臣。因为只有如此，曹丕代汉才能被解释成正当的行为，而曹魏也不至于被贬低成篡位而来的伪朝。袁绍厌恶与董卓关系亲密的献帝，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魏书》中的曹操就必须与袁绍脱离原本的附属关系。
　　事实应当是，曹操当时刚刚带领千余名散兵游勇抵达河内，看到袁绍要另立皇帝，只感到有些吃惊，并无实力和意愿公开反对。袁绍此时也并不重视这个屡战屡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曹操，甚至把新来的周昂置于曹操的地位之上。曹操当时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只不过是笑笑而已，只是到后来才自我解释说“恶之”。需要注意的是，直至公元195年为止，曹操从未干过任何对献帝有利的事情。董卓从入京开始，直到袁绍、曹操出奔之间，除了废少帝、立献帝之外，根本没办过什么大事，至多不过是指使吕布杀丁原而已。如果不是名为帮少帝复辟，实为帮袁绍打江山的话，曹操又为什么要和袁绍同时出逃呢？难道是为了给丁原报仇吗？假如当时曹操对汉朝的忠诚度胜过他对袁绍的忠诚度，并相信献帝的确是灵帝聪明睿智的亲生儿子，能成为比少帝更好的皇帝，那就理应支持董卓，而不是反对他。
　　袁绍、韩馥计划拥立刘虞为帝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洛阳的董卓耳中。为了拉拢刘虞，他在四月加封后者为太傅，但袁绍等人没有允许诏书抵达刘虞的手中。随后，董卓又派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等大臣东行。多种史料都说这些大臣的出使目标是袁绍，这恐怕不可能，因为董卓此时刚杀了袁家50余口人，袁绍岂肯和解？更可能是董卓试图借袁绍拥立刘虞，诸侯意见不统一之际，予以分化瓦解。但袁绍、袁术对此早有准备，使者一进联军势力范围，便纷纷被抓起来杀掉。只有韩融因为本是党人，和袁绍早有交情，所以幸免于难，带着族人跑到家乡颖川郡的密西山中避难。胡母班是王匡的妹夫，王匡受袁绍令，杀胡母班祭旗衅鼓，也为自己留下了隐患。
　　除了外交方案之外，董卓也使用分封的方法对抗袁绍。徐荣在汴水大破诸侯联军以后，升任中郎将，备受董卓信任，于是向董卓推荐自己的同乡、原冀州刺史公孙度。董卓便拜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命他联合东北边境的各个民族，以便袭击袁绍的大后方幽州和冀州。公孙度取得刘虞的许可，经幽州抵达辽东郡之后，立即屠杀了当地支持袁家的百余家豪强，随即东伐高句骊，西击乌桓，北联鲜卑，又乘青州刺史焦和去世之机，南越渤海攻取青州的东莱等县，实力迅速膨胀。公孙度于是自称辽东侯、平州牧，改设辽东郡为平州，分置辽西、中辽二郡，又划山东半岛的东北部为营州，拜部下为刺史，郊祀天地，行为僭越，以至于称辽东王。从此，公孙家族便开始了他们在东北近半个世纪的统治，直至公元238年才被司马懿所灭。
　　经过4个月的消耗，酸枣诸军终于吃完了全部军粮，于是一哄而散。而在袁绍的默许下，刘岱杀害了为组织这次联军立下大功的桥瑁，又派部下王肱继任了桥瑁的东郡太守。对于东郡的重要战略地位，前文已有叙述。一年后，这里将成为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战场。
　　五月，因为在迁都时染病，司空荀爽在长安去世。因为内战的原因，荀爽的遗体不能返回故乡颍川，只得暂时就地安葬。
　　袁绍见献帝西迁，而董卓军主力忙于在洛阳抢夺民财，似乎准备撤退，便派河内太守王匡及从事韩浩为先锋，挺进洛阳对岸的河阳津，试图强行渡河。董卓率军在黄河南岸布阵，摆出要阻止王匡渡河的态势。而在夜间秘密派精兵从小平津渡河，从背后发起突袭，大破王匡军，几乎将其全歼。王匡狼狈逃回，袁绍无奈，只得派他到泰山老家重新募兵。韩浩的舅舅、河阴令杜阳被董卓军生擒，董卓想要以此迫使韩浩投降，韩浩坚定地拒绝。袁术听说此事，便表韩浩为骑都尉，将他从袁绍处拉拢过来。由此，袁术与袁绍两兄弟的关系更趋恶化。
　　因为战事升级，军费紧张，董卓一方面命吕布等人发掘陵墓，抢夺民财，另一方面又取消了秦朝和两汉沿用4百余年的五铢钱，改铸小钱，以便节约用铜量。即便这样，国库中的铜仍然不足，董卓又将洛阳及长安的铜人、铜钟、铜马等大件青铜器全部熔化，用以铸钱。这样一来，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突然暴增，而商品总量却不断萎缩，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石谷子可以卖到数万钱，百姓纷纷放弃了金属货币，改而以物易物。
　　公元191年二月，董卓见徐荣、公孙度诸将连战连捷，自以为功德盖世，便指示献帝拜他为汉朝历史上空前的要职“上公”太师，比刘虞的太傅更高一级。此前，只有王莽曾按照《周礼》的记载，设立太师、太傅、太保三员“上公”，以太师王舜为百官之首。董卓当了太师，还不满足，又要仿效姜子牙和管仲，称“尚父”。幕僚蔡邕劝他应当耐心，等到消灭东方的敌人之后再加尊号，董卓采纳了这个建议。
　　蔡邕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因为董卓虽然已经打败了诸侯的东路军和北路军，但还有南路军需要对付。随着袁术、孙坚的荆州、豫州军投入战场，战局立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元191年春，豫州刺史孙坚离开袁术在鲁阳的冬营，与部下颍川太守李竁、副将程普、祖茂、朱治等人率军北上，抵达梁县阳人聚（今河南省汝阳县东北）。董卓闻讯，便派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华雄为都督，率军经大谷关南下迎战。关于这支部队的规模，《汉末英雄记》说是5千，《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则说是数万。以可信度论，《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以吹捧孙坚为主旨，而《汉末英雄记》叙事持论似更公允一些。不过，当时孙坚军多达数万，胡轸身为大督护，又辅以吕布、华雄等名将，只带5千兵有些太少，也许是步兵数万，骑兵5千。
　　胡轸虽然受董卓信任，但性格急躁，与属下的关系搞得很差。他看到军队纪律很差，便叫嚷要杀军官，吕布听了不喜。按照董卓事先制定的战术计划，他们首先抵达阳人聚西南的广成县，打算从后方包抄孙坚。当时天色已晚，部队都饿着肚子，而吕布等将领坚持要突袭。胡轸无奈，只得连夜进军，结果因为过于疲劳，攻城不下，大溃而还。次日，胡轸军在广成休整完毕后再次攻城，但孙坚已有准备，他们无功而还。而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孙坚本在鲁阳城东门外，送长史公仇称去豫州调遣军粮，董卓军突然出现，孙坚镇定自若，带着部下徐徐入城，董军不敢攻城。这两件事的情节颇为相似，只是发生地点不同。
　　虽然击退了胡轸军的围攻，但孙坚看到敌众较多，阳人聚难以守住，又打算去与应当归自己统帅的原孔伷部下豫州军会师，于是放弃阳人聚东进。董卓早已料到了孙坚的行军路线，于是派徐荣、李蒙的东路军向西南挺进，在梁县东截击孙坚，将他打得大败，生擒颍川太守李竁，用开水活活煮死。孙坚军士卒被俘后，都被用涂有猪油的布裹起来，倒立于地，然后从脚开始，慢慢烧死。孙坚、程普、祖茂、朱治等数十骑溃围而出，徐荣的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孙坚经常戴一种叫“赤罽帻”的红色头巾，十分醒目，此时为了逃跑，便脱下赤罽帻，让祖茂戴上。徐荣的骑兵都去追赶祖茂，孙坚于是得以逃往颍川郡。
　　在与公仇称的豫州军会合之后，孙坚军势复振，于是挥师西进，与胡轸军大战于阳人聚，临阵斩杀都督华雄等将，胡轸、吕布等人狼狈逃回洛阳。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和《江表传》记载，这场空前的胜利令孙坚声名鹊起，许多人因而在袁术面前说他的坏话，也许是董卓指使的。袁术对孙坚产生怀疑，便不给孙坚军粮，孙坚为此专程从阳人聚跑到鲁阳去向袁术解释。袁术明白了实情，感到惭愧，这才重新发给孙坚军粮。这一记载并不合理，更不公正，因为孙坚当时任豫州刺史，有一州的粮草可以调遣，而袁术只有南阳郡，南阳以南都是刘表的地盘，刘表又为董卓截袁术军粮道。更何况，自从孙坚袭杀南阳太守张咨之后，南阳百姓便对孙坚恨之入骨，早就有过冲突，怎肯为他缴纳和运输粮草。孙坚军粮不足是事实，但主要责任绝对不在袁术。
　　实际上，当时孙坚能够倚靠的唯一盟友，也只有袁术了。自从袁术因为拥立刘虞之事与袁绍绝交之后，袁绍便恨乌及屋，此时居然乘孙坚与董卓战得难分难解之际，委任曹操的军师周昂为豫州刺史，命他南下去夺孙坚的豫州，全不顾及孙坚讨董卓，也是在为自己报仇。此前，曹操与周昂一起从扬州到河内来，这次很可能也会同行。多数史籍都有意对曹操从公元190年冬到公元191年秋这一年的行动避而不谈，但按照其中比较客观公正的《魏略》记载，在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曹操曾经遭到袁术部下的围攻，被迫跑到朋友秦邵家中避难。秦邵自称是曹操，于是被袁术的士兵杀死，而真正的曹操却乘机逃走。后来，曹操为了报恩，收秦邵之子秦真为养子，也就是诸葛亮后来的宿敌曹真。这件事极可能就发生在公元191年，它证明曹操与周昂当时受袁绍指使，一同南下攻豫州，因此与袁术、孙坚和公孙越发生冲突。后来的战局对袁绍军不利，周昂仅能自保，曹操更是全军覆没，自己也几乎被袁术军杀死，所以曹魏的史书对此语焉不详。
　　对于袁绍这一丧尽天良的阴谋，孙坚浑然不知，而是继续向洛阳进军。听说胡轸战败，董卓大惊，派李傕去向孙坚求和，又提出两家和亲。孙坚赶走李傕，长驱直入，一举攻陷洛阳南90里的军事要地大谷关。董卓孤注一掷，亲自出马，与孙坚在洛阳城南的几座皇陵间大战，结果又遭惨败，只得退到西北方的渑池，留吕布驻守洛阳。孙坚根本不把吕布这个手下败将放在眼里，迅速向洛阳发动进攻，突入宣阳城门，吕布落荒而逃。董卓见大势已去，便向长安撤退，命董越、段煨、牛辅等部将断后。孙坚高奏凯歌进入残破的洛阳城，扫除宗庙，平整诸陵，又意外地在水井里发现了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随后，他又挥师西进，追击董卓，势如破竹地攻陷函谷关等天险，战胜董卓的后卫部队，推进到渑池。这时，从后方突然传来袁绍派周昂袭取豫州的消息，孙坚且惊且怒，哭着叹息说：“同举义兵，以救社稷。逆贼就要被消灭了，盟友间却作出如此事，我还能和谁同心协力呢？”只得放弃大好战局，向东撤退。董卓于是发起反击，重新占领洛阳，并派中郎将牛辅与河南尹朱儁镇守该地。
　　综合各种史籍的记载可知，《三国演义》中有关诸侯联军讨董卓的章节几乎全部不符合史实，尤其是袁绍、孙坚、吕布、刘备、关羽、张飞在此期间的表现。讨伐董卓时，袁绍身在河内，一直没去黄河以南，酸枣诸军对曹操西征的支持不力，跟袁绍完全没有关系。联军之中，真正打败过董卓军的将领只有孙坚，杀死华雄、战胜吕布、攻入洛阳，全都是孙坚的功劳。“关羽温酒斩华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等情节全属文学创造。吕布当时并未和刘备、关羽、张飞在战场上交手过，东汉时期也根本就没有设虎牢关。刘备、关羽、张飞虽然曾参加过讨董卓联军，却被董卓打败，只好去幽州投奔公孙瓒，公孙瓒看在老同学的情面上，表刘备为别部司马。
　　实际上，刘备在公元190～191年之间的行为很值得研究。他本与老师卢植同在洛阳，卢植因为废立之事得罪董卓，辞官去幽州时，刘备不曾同行，后来却与曹操到沛国去募兵。这说明，刘备、关羽、张飞和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是同时离开洛阳的。当曹操、卫兹、鲍信、鲍韬在已吾县会师时，刘备必定在场。当这些人西征董卓，被徐荣在汴水击败时，刘备、关羽、张飞应当也随军。汴水战役之后，刘备等人跑到河北，但并没有像曹操一样，去河内投奔袁绍，而是到幽州投奔公孙瓒，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当时袁绍和公孙瓒之间的关系还很和睦，二人都与刘岱和亲，而且公孙瓒已经响应袁绍的号召，南下讨董卓了，只是尚未抵达前线。但在一年之后，公孙瓒便与袁绍反目成仇，刘备从此便陷入一种非常动荡的生活，这恐怕是他决定去幽州时始料未及的。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5）
　　第四节兄弟反目——袁绍与袁术的扩张与决裂（公元191年）
　　“归谢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贾诩《三国志·荀彧荀攸贾诩传》
　　公元191年四月，董卓抵达长安城。他高兴地看到，皇甫嵩在边章、韩遂的压力之下，率领3万精兵来投奔自己。在洛阳时，董卓听说皇甫嵩已经放弃武装，便派人将他逮捕。但在皇甫嵩之子皇甫坚寿的恳求下，董卓宽恕了皇甫嵩，拜他为议郎，又升任御史中丞。董卓进入长安城门时，皇甫嵩带头在其车下跪拜，令董卓万分得意。
　　到了长安之后，董卓见孙坚已经撤退，和袁绍麾下的周昂发生激烈冲突，东方联军已经彻底分裂，便又骄横起来。他抛弃了以往重用名士党人的人事政策，大肆封赏亲友，拜弟弟董旻为左将军，侄子董璜为中军校尉，连尚未成年的子、女、孙、侄都封为侯爵、命妇，与梁冀简直如出一辙。在董卓的授意下，献帝又娶董承之女为贵人，称董承为舅。
　　董承与汉献帝、董卓两人之间的关系很耐人寻味。按裴松之所说，董承是汉灵帝生母董太后的侄子，所以也是董卓的亲戚。又按裴松之引《献帝起居注》的记载，董卓“外有董旻、承、璜以为鲠毒”。董旻是董卓的弟弟，董璜是董卓的侄子，而董承夹在两者之间，所以肯定是董卓2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如果董承和董璜一样，都是董卓的侄子，那么董卓就是董太后的亲兄弟了。无论怎样，董卓和董太后之间的亲缘关系都很近，绝不止史书上说的“同族”那么简单。
　　在获得郿侯的爵位以后，董卓便开始在封地郿县筑造大型坞堡，据说其城墙和长安城一样高。公元191年郿坞完工，董卓在里面屯积了足够吃30年的粮食，说：“事成，我便雄据天下；不成，守此也足以终老此生”，号称“万岁坞”。这类记载肯定有些夸张。首先，以当时的储存条件，粮食在仓库里放30年后恐怕没法再吃；其次，这些粮食足够多少人吃30年，也没有说明。如果只够董卓一个人吃30年，那肯定不能算多。如果足够董卓的10万部下（这是个保守数字）吃30年，以汉代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每月至少1.2石口粮数推算，至少需要4320万石米，合约7000万石（210万吨）粟，总体积达70亿汉升，合约15亿公升或1.5立方公里。假设郿坞的面积和洛阳城一样大，也就是约9.5平方公里，如果把这么多粮食铺满全城，将会高达158米，相当于汉代正常城墙高度的十多倍。所以，这样的记载缺乏实际意义。董卓在郿坞疯狂敛财是事实，但现实条件决定了他无法在里面囤积太多粮食，这只是人们出于对董卓的不满和粮价暴涨的愤慨而编造出来的传言。
　　与董卓在郿坞享受穷奢极欲的生活同时，袁绍却开始了自己人生中最艰苦、最危险、也最激动人心的阶段。一年以来，他的所有计划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失败：曹操、鲍信、刘备和王匡等将领相继战败，拥立刘虞不成，联盟分崩离析，而敌视自己的袁术和孙坚反而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节节胜利，势力迅速膨胀，袁绍自己局促在河内，进退维谷。韩馥不供给足够的军粮，又派都督从事赵浮、程奂率弩兵万人屯驻河阳，名为助袁绍讨董卓，实则处处监视和阻挠。所以，当孙坚攻入洛阳之时，袁绍无法挥师渡河，与其争夺胜利成果和名声。于是，袁绍对董卓、袁术的仇恨，便转移到了孙坚和韩馥身上。
　　天无绝人之路。在获得曹操、周昂军的增援之后，袁绍在公元191年初又相继获得了2个好消息：一，倚靠部将虎牙都尉刘勋的努力，张杨和自称南单于的匈奴王子于夫罗投靠袁绍，屯驻在漳水；二，韩馥的大将麴义发动叛变，并且击败了韩馥派来的讨伐军。袁绍与麴义一拍即合，于是将他收为部将。
　　作为袁绍麾下最重要的将领，麴义的生平不太清楚，只有他的古怪姓氏可以透露一些信息。麴家本姓鞠，祖居青州平原郡。东汉时，尚书令鞠谭之子鞠閟到西平郡避难，从此定居在凉州，并很快成为当地豪强。凉州百姓为此编了民谣说：“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西晋末年，雍州刺史麹允雄据西北，拥立愍帝，后被匈奴主刘聪包围在长安，晋愍帝出降，麹允自杀，西晋灭亡。此后，麹家在西北的势力仍然强大，后魏时，麹嘉自立为高昌王。公元640年，唐太宗派大将侯君集征服高昌，擒高昌王麹智盛。盛唐之后，麹家便逐渐衰落了。麴义“久在凉州”，应当算是凉州人。平原郡虽属青州，但因为地处河北，所以风俗更接近于冀州。因此，麴义也可以算是半个冀州人，跟随韩馥并不奇怪。因为和凉州有关系，所以麴义“晓习羌斗，兵皆骁锐”，其部队比普通的冀州军要精锐得多。
　　收编了麴义、张杨、于夫罗三路人马之后，袁绍部队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后勤问题也日益突出，无法再在河内郡长期驻扎，于是准备撤退回勃海郡休整，又打算夺取韩馥的冀州。因为韩馥的部下刘子惠曾劝韩馥起兵讨董卓，袁绍便指使刘岱给刘子惠写信说：“董卓无道，遭到天下人共同讨伐，死在旦夕，已经不足为忧。但在董卓死后，我军应当回师讨韩文节。老韩手握强兵，不肯讨贼，专办坏事，岂能放过？”但这封信落到了韩馥手里，韩馥据此认定刘子惠与袁绍、刘岱等人合谋暗害自己，决定将他处死。别驾从事耿武等人纷纷为刘子惠求情，甚至要求与他同死，韩馥这才饶了刘子惠一命，但还是罚作打扫卫生的奴隶。
　　这时，逢纪向袁绍建议说：“将军要办这么大的事，不占据一个州，无以自立。冀州的经济强大，人口众多，土地肥沃，而韩馥只是个庸才。我们可以秘密邀请公孙瓒带兵南下，韩馥听说以后肯定害怕。我们便派辩士给他讲道理，韩馥一定会把冀州让给您。”袁绍大喜，立即给公孙瓒写信，许诺与之瓜分冀州。
　　当年夏初，公孙瓒得到袁绍的信，便快速进军，突入冀州北部，明里扬言讨伐董卓，却私下放话要夺取冀州。韩馥闻报，只得挥师北上，在安平郡（今河北省安平县）与公孙瓒军相遇。公孙瓒与数十名善射的马弓手皆乘白马，分为2个小队，布置在全军的两翼，包抄敌军的侧后方，左翼向右射，右翼向左射，来去如飞，所向无前，自号“白马义从”。韩馥的部下多为步兵，在平原上根本不是公孙瓒幽州骑兵的对手，一触即溃。韩馥带着残兵败将逃回邺城，内外交困，无可奈何。
　　七月，袁绍听说公孙瓒在安平战胜了韩馥，便派外甥高干和谋士荀谌、张超、郭图到邺城，对韩馥说：“公孙瓒在安平之战后乘胜南下，诸郡纷纷响应。袁车骑现在又引军东进，意向也不清楚。我们都为将军感到担忧啊。”
　　韩馥说：“确实如此。请教各位，我现在怎么办才好？”
　　荀谌等人说：“您估计，论宽仁亲民，被天下人爱戴，您与袁车骑相比如何？”
　　韩馥说：“不如啊。”
　　荀谌等人说：“临危决断，智勇过于常人，您与袁车骑相比如何？”
　　韩馥说：“不如啊。”
　　荀谌等人说：“祖上世代布恩，天下家家都受过恩惠，您与袁车骑相比又如何？”
　　韩馥说：“也不如啊。”
　　荀谌等人说：“将军您这三样都不如袁车骑，地位却久处其上。袁车骑一世英杰，必定不会甘心长期当将军的下属。他的勃海虽说是个郡，其实不比某些州差。公孙瓒提燕、代骑兵南下，其锋不可当，您自己也领教过了。冀州是天下最富庶的一块宝地，这两位英雄现在都想得到它。如果遭到他们合力围攻，您的危亡将会难以挽回。在这两者之间，袁车骑本是将军的老朋友，现在也是盟友，公孙瓒则非亲非故。现在最好的办法，莫如把冀州牧的官职让给袁车骑，他一定会感激将军，公孙瓒也没法再来争夺了。这样，将军不仅获得了让贤的高名，也获得了泰山一样稳固的安全保障。”
　　韩馥本性怯懦，安平之战又把他吓得志丧胆破，觉得荀谌等人的话很有道理，便满口答应下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骑都尉沮授听说后，都劝韩馥说：“冀州虽然不算特别富强，但也有百万之众，粮食足够吃十年。袁绍孤立无援，全靠我们供给的粮草才能存活，就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旦断了他的奶水，立即就会饿死，干嘛把全州送给他？”
　　这时，赵浮、程奂听说韩馥要把冀州让给袁绍，赶忙从孟津坐船顺流东下，在朝歌清水口追上了东进的袁绍军，在夜间大张旗鼓过袁营，袁绍听了十分担心。二人到了邺城，对韩馥说：“袁本初的人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粮草了，正在土崩瓦解呢。张杨、于扶罗这些新附的部队又各怀异心，不肯为他卖命，将军何须担忧？请派我等出城迎战，十天之内，为将军消灭他！”
　　韩馥回答：“我本是袁氏故吏，全靠袁家的恩惠才有今天，而且我的才能确实不如本初。让贤是古人崇尚的美事啊，各位没有必要执意反对吧？”于是离开刺史府，搬到前中常侍赵忠的宅邸居住，派儿子到黎阳的袁军大营，把冀州牧印绶送给袁绍。
　　袁绍得到冀州牧印绶后，立即向邺城进军。魏郡人审配、巨鹿人田丰、河内人朱汉与韩馥有隙，都主动投奔袁绍。沮授、李历等韩馥的千余名属下见袁绍到了，无不争先恐后地出迎，只有耿武和闵纯持刀站在刺史府前，阻拦袁绍的队伍。袁绍命令田丰杀死耿武和闵纯，这才得以进入刺史府。
　　一得到冀州，袁绍意欲代汉自立的野心便又膨胀起来。现在他自命侯爵，称孤道寡，委任官职不再称“表”，而是“承制诏拜”，也就是“代表皇帝任命”的意思。韩馥便被这样为“承制诏拜”为杂号的奋威将军，麾下却没有一兵一将，完全丧失了所有权力。韩馥过去的别驾沮授因为得到袁绍的信任，却被任命为更高级别的奋武将军，监护韩馥等诸将。袁绍又以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朱汉为都官从事，韩馥更是如芒在背，坐卧不宁。不久，朱汉揣测袁绍想要杀掉韩馥，便擅自发兵围韩馥府，打断了韩馥长子的双脚，韩馥逃到楼上。袁绍听说之后，觉得韩馥之死会败坏自己的名声，于是处决了朱汉。但韩馥内心仍然不安，于是找个机会离开袁绍，到陈留郡去投奔张邈。
　　随着地位的巩固，袁绍性格中的劣根性也日渐暴露出来。虎牙都尉刘勋最早辅佐袁绍在河北起兵，后来又令张杨归降，颇立功勋，而袁绍此时为了某些未知的原因，将其处死。为了给部队筹措军需，袁绍在冀州大肆压榨世族乡绅，原上谷太守高焉、原甘陵相姚贡等富豪都因捐助钱财不多，被拷打致死。而依附袁绍的审配等家族则作威作福，横行乡里，打击异己，以至于藏匿罪犯，袁绍却视若罔闻。
　　不难看出，袁绍取冀州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成为后来刘备取益州的蓝本。刘备似袁绍，韩馥似刘璋，逢纪似庞统，马超似公孙瓒，审配似法正，刘巴似沮授。袁绍能得冀州，有外援公孙瓒的一半功劳；刘备能得益州，也有外援马超的一半功劳。刘备入成都之后，对法正言听计从，任其胡作非为，就连诸葛亮也明知不对，而无法阻止，这和袁绍宽容审配一样，是为了奖励支持自己的地方势力。只是袁绍后来继续扩张，极盛时可谓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而刘备在得益州之后却少有作为，虽然抢到了汉中盆地，但当地百姓却全部投奔曹魏，关羽又大意失荆州，发展轨迹有所不同。
　　平定冀州之后，袁绍便问沮授说：“现今贼臣作乱，朝廷迁移，我袁家历世受宠，志在复兴汉室。但齐桓公没有管夷吾不能成霸主，句践没有范蠡无以存越国。鄙人希望与爱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应当怎样做呢？”
　　沮授回答道：“将军弱冠从政，自幼播名海内。当董卓擅行废立，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将军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恐惧；渡河北上，勃海全郡服从。将军拥一郡士卒，领导冀州人马横行河朔，名重天下。如果您现在举军东向，青州黄巾便可扫平；归来西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向，必能生擒公孙瓒；以此震胁戎狄各族，南匈奴和屠各一定会臣服。这样，将军席卷大河之北，包举冀、并、幽、青四州之地，招收当地的英雄勇士，集结百万大军，去长安迎天子回洛阳，以此号令天下，诛讨不肯臣服的诸侯，又有谁敢抵抗呢？几年之内，便可成功，并不困难。”
　　袁绍听了，笑道：“这正合吾心。”其实，他何尝想去迎献帝，只是对“席卷大河之北，包举冀、并、幽、青四州之地”，继而南向争天下感兴趣罢了，夺取冀州只是其中的第一步。在此之前，“复兴汉室”的这面大旗还得继续扛上一阵，王莽不是也当过8年“安汉公”吗？
　　与巩固自身实力同时，袁绍与袁术为了相互拆台，各自拉拢对方的敌人，分化对方的朋友。袁绍不仅派周昂（周昕）偷袭孙坚的豫州，而且又与董卓委任的荆州刺史刘表结盟，从南北两方夹击袁术和孙坚。袁术不忿，给公孙瓒写信，宣传说袁绍不是袁家的种，希望他与袁绍决裂。公孙瓒将此事告诉了袁绍，袁绍大怒。
　　此前，公孙瓒的顶头上司刘虞派遣的田畴一行已经抵达长安，献帝君臣见了喜悦，让田畴与当时在长安当侍中的刘虞之子刘和一起回幽州，向刘虞要帮助朝廷返回洛阳的勤王之师。刘虞得旨，立即让刘和与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越率领数千名骑兵前往长安迎驾。显然，袁绍不赞成此事，因此刘和只得绕过袁绍及其党羽控制的冀州和兖州，经袁术控制的南阳前往长安东南的武关。公孙瓒为了保持和袁绍的盟友关系，力劝刘虞不可如此遣兵，刘虞不从。公孙瓒于是干脆让公孙越给袁术捎信，指使他软禁刘和。袁术正愁手中缺乏骑兵，得信大喜，立即将刘和送上门来的部队据为己有，公孙越于是成为那支幽州骑兵的统帅。
　　看到公孙越率领幽州骑兵加入，自身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孙坚又从洛阳前线返回，袁术觉得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派孙坚与公孙越攻打盘踞在豫州的周昂和曹操。在攻城期间，公孙越被周昂军射死，但孙坚还是收复了整个豫州，周昂、曹操逃回河北。袁术乘胜前进，攻入陈留郡，准备与刘岱争夺兖州。在袁术的指使下，黑山军领袖于毒、白绕、眭固等人也向袁绍宣战，攻打邺城所在地魏郡，又向东南转入东郡。东郡太守王肱战败，逃回邺城。至此，袁术、孙坚与黑山军的领土联成一片，袁绍在黄河沿岸的领土丧失殆尽。
　　为了扭转屡战屡败的不利局势，袁绍便亲自率领曹操等将领从邺城东下，在濮阳战胜了黑山军，收复东郡，然后拜曹操为东郡太守。因为当时袁术、孙坚的兵力尚强，为安全起见，曹操并没有把东郡的首府设在以往的治所濮阳，而是设在黄河北岸的东武阳（今山东省莘县南）。据《魏书》记载，鲍信这时又对曹操说：“如今袁绍身为盟主，却专为自己谋利，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这样他就成了下一个董卓了。我们现在无力阻止他，只能先尽力控制大河以南，等待时局的变化。”但在当时和接下来的3年之中，曹操几乎一直在黄河以北活动，极少去黄河以南，因此这话同《魏书》的其它许多内容一样不可信，无非是为了证明曹操与鲍信早就与袁绍决裂了而已。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袁绍与曹操又继续南下，多次击败袁术和孙坚。由此看来，如果袁绍以往能够全力以赴的话，在战场上打败董卓也是有可能的，但他此时满脑子争权夺利，把对董卓的仇怨完全抛到了脑后，反而把钢刀指向了弟弟袁术和打败董卓、对自己有恩的孙坚，真可谓亲者痛，仇者快。对于双方的反目成仇，袁术并不是没有责任，但孙坚却十分无辜，纯属袁家内讧的牺牲品，周昂、王肱等人也是如此。


哥萨克志略（转帖）
　　哥萨克（乌克兰语：Козаки；俄语：Казаки）是一群生活在东欧大草原（乌克兰、俄罗斯南部）的游牧社群，最初是指一些半独立的鞑靼人部落。他们从中亚突厥国家逃到黑海北部从事游牧，也以种地，打猎，与打劫为生。哥萨克在历史上以骁勇善战和精湛的骑术著称，并且是支撑俄罗斯帝国于17世纪往东扩张的主要力量。
　　哥萨克无疑是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群之一：
　　—————哥萨克不是独立的民族，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与民族个性
　　—————哥萨克不是正式的军队，却有着比正规军更强的战斗力
　　—————哥萨克不是一个国家，却进行着拓展国家版图的疯狂的领土扩张
　　—————哥萨克的历史不长，却创造了远比自身历史骄傲千百倍的辉煌
　　—————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哥萨克，在他们的血管里却涌动着欧亚多民族的血液
　　哥萨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要想了解一个民族，就去了解它的历史；要想了解这个民族的特点，就去了解它的文化。本文将带您走进哥萨克奇特的历史和文化，为您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
　　上部：光荣与野蛮的历史
　　题记——历史是一面镜子，既能照出一个民族的过去，也能昭示它的未来。
　　一、战争的宠儿
　　同吉普赛人一样，哥萨克人是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群体之一。如果说吉普赛人是大篷车上的民族，那么哥萨克就是战马上的族群。
　　提到哥萨克，就会使人想起苏联早期电影《克楚别依》和《夏伯阳》中响遏行云的史诗般的哥萨克英雄形象。在俄罗斯有不少反映哥萨克的文学作品，其中较著名的有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人》、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尤其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描述了十月革命前后顿河哥萨克的生活，既有冲锋陷阵的英姿，也有在倒映着篝火的静静的顿河畔高歌起舞的奔放……极具浪漫而富有张力，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与冲动。
　　然而，当我们来到哥萨克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的顿河流域时，却没有见到想象中的哥萨克，我们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哥萨克村镇，当地村民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我们就是哥萨克。”你们就是哥萨克？那战马呢？军刀呢？披风呢？篝火呢？在这些哥萨克后裔的身上哪里还能看到其先辈的遗风？昔日的哥萨克早已荡然无存！
　　只有在博物馆中，在当地村镇的传统节日里，你才能见到那些穿着黑的、兰的、绿的各式哥萨克军服，胸前挂满勋章，留着向两边翘起的哥萨克胡子，帽沿下窜出一缕卷发的男人们和穿着艳丽的民族服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们聚集在村镇中心的广场上载歌载舞，唱着或激昂、或悠扬的哥萨克民歌。只有这时，你才能找回一些当年哥萨克的影子。
　　难道叱咤风云的哥萨克真的消失了吗？当地人告诉我们，哥萨克的历史应当从史书上、博物馆、历史遗迹和人们的记忆中去寻找，哥萨克的今天应当从现实中去寻找，而哥萨克的族群特性与族群精神则应当从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中去探寻。
　　“哥萨克”一词首见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1380年在俄语中正式使用казаки，即“哥萨克人”这一称谓。
　　哥萨克（Kozacy，Cossacks）一词源于突厥语，含义是“自由自在的人”或“勇敢的人”。这是蒙古－鞑靼人和突厥人对他们的称呼。
　　哥萨克不被认为是独立的民族，而是一种军事团体，其成员主要是斯拉夫人（如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特别是俄罗斯人占绝大多数），此外还有少数鞑靼人、高加索人、格鲁吉亚人、卡尔梅茨克人和土耳其人等，但他们是一个保持传统的人群共同体。
　　哥萨克并没有被认定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斯拉夫民族的成员逐渐汇集所形成的具有某些共同历史和文化特征的地方性群体。
　　关于哥萨克的起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哥萨克的历史早于古罗马的伊特鲁利亚人。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突厥可萨人的后代，其实，以其说他们是斯拉夫化的突厥人，还不如说他们是蒙古－突厥化的斯拉夫人（宗教除外）。从遗传学上看，他们同生活在高加索和俄罗斯南部草原的突厥人有关联。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哥萨克是公元4——5世纪起，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和突厥人向黑海沿岸和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民族大迁移中，以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为基础形成的；得到普遍公认的说法则是苏联史学家的观点：哥萨克是在14——17世纪出现的“自由民”，是随着俄国农奴制的确立而形成的，后逐渐演化成一种军事组织并在18－20世纪初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13世纪开始，一些古罗斯和波兰－立陶宛的斯拉夫人为了逃避蒙古帝国中钦察汗国的统治而流落到俄罗斯南部地区，包括顿河流域、第聂伯河下游和伏尔加河流域。金帐汗国经过内战、帖木儿的侵略、俄罗斯人的起义，从而瓦解（15世纪）以后，以黄金家族继承者自居的蒙古—鞑靼人以及各种各样的突厥人仍然生活在顿河—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乌拉尔等地。15、16世纪时，一些不愿成为农奴的俄罗斯、乌克兰农民和城市贫民（主要是青壮年），迁徙到由于钦察汗国被推翻之后的统治权真空地带——南俄地区。上述历史背景下，哥萨克人的来源正是这些由于种种原因的移民，草原辽阔无垠，飞禽走兽随处可见，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家园。
　　这些逃亡异乡的哥萨克人在后来和蒙古—鞑靼人、突厥人的接触中，逐渐熟悉并且学会了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战争艺术。从那时起，他们注定被深深地烙下了游牧民族的烙印——他们沸腾着英勇无畏的血液，具有强烈的征服欲望，并且具有难以被征服的性格。这些人被称为“哥萨克”，即突厥语中的“自由人”。
　　当然，哥萨克人信仰东正教，他们并没有象蒙古—鞑靼人、突厥人那样信仰伊斯兰教或者原始的萨满教，这也是他们相对于其他蛮族更文明，从而没有被彻底突厥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哥萨克人的语言也不同于正规的俄语，它包含了大量的借用的蒙古、突厥词汇。在现代，一个城市化的俄罗斯人不能听懂哥萨克的俚语是毫不奇怪的。
　　早期哥萨克人生活在人烟稀少的边远省份，给人当雇工或在边境服役，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为了图存，他们主要从事捕鱼和狩猎，并且长期和其他游牧民族互相掠劫。有时，他们也劫掠来往行商，甚至袭击黑海沿岸的城市和村镇。通常，他们用鱼类制品、皮货和其他战利品去换取他们生活所必须的粮食、烧酒和武器。他们为了和南俄草原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诺盖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以及北高加索诸民族等等行行色色的游牧民族争夺牧场，发生了一连串的血腥战争，得以生存下来，从而赢得了其他游牧民族的尊重。
　　15世纪中叶，南方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对斯拉夫国家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这时，在抗击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进犯中捷报频传的哥萨克名声鹊起，成为波兰公国和羽翼未丰的莫斯科大公国在同南方异族的征战中越来越倚重的力量。正是这个时期在组织结构、军事风格、宗教信仰、民族特点、生活习俗和文化心理上奠定了哥萨克未来发展的轨迹。16世纪时，哥萨克人仿照蒙古人的形式，出现了一些军事组织，他们有经自由选举产生的统领、百人长、大尉所组成的“哥萨克最高军事会议”机构，统领自己的军队。15世纪下半叶——16世纪初，哥萨克人在俄南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权。这些分散的“自由民”为了对抗封建国家的压迫和抵御外族的入侵，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东南部的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捷列克河及雅伊克河一带出现了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名为“自由哥萨克”的自治村社。东欧平原多山地少，因此哥萨克族群多数以河流命名，如“顿河哥萨克”。
　　在俄罗斯历史上，沙皇通过收买哥萨克上层人物而控制哥萨克人，以掌握哥萨克军队，驱使和诱骗他们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和进行侵略扩张充当马前卒。哥萨克军团曾一度成为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雇佣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极其残暴（象他们的老师蒙古人）。哥萨克人组成的骑兵，是沙俄的重要武力资源，18世纪成为特殊军人阶层。
　　自16世纪起，哥萨克因替沙皇政府镇守边疆，被免除劳役和赋税，并获得一定的俸禄和相当数量的土地，1618年沙俄政府开始向顿河哥萨克发放军俸。随着军事活动在哥萨克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增，战利品和俸禄成为其重要的生活来源，但却在相当程度上迟滞了当地区经济的发展，唯一勃兴的是酿酒业，因为对于嗜酒如命的哥萨克来说，酒精犹如空气、粮食和水一样不可或缺。16世纪下半期在上述地域相继建立了哥萨克军事州，从而使流动性极大的哥萨克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对于他们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时期，哥萨克开始从事捕鱼、狩猎、养蜂和采盐等生产活动，后发展到畜牧业和农业。18世纪哥萨克的葡萄酿酒业蓬勃兴起，到了19世纪已名扬四海。1883年仅在顿河地区就有8000多个葡萄园，年产葡萄酒近25万普特，1901年发展到11600多个葡萄园，年产酒44万多普特，短短14年产量增长了近一倍。该地区的齐姆良斯克、拉兹多罗斯克和麦利霍夫斯克三镇成为远近闻名的酿酒中心。
　　哥萨克人除了领有御赐俸禄、免交土地税之外，起先还拥有相当大的行政、司法和外交自治权，成为俄罗斯历史上享有最多特权的群体，但这种特权是哥萨克以为沙皇效力为前提，以奉献生命及牺牲和平生活为代价的。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过程中哥萨克是沙皇的主要依仗。
　　18世纪初，随着沙俄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从彼得一世起全面加强了对哥萨克的控制和利用，1722年沙俄政府决定，将哥萨克事务由外交委员会转归军事委员会管理。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哥萨克内部出现贫富分化。18世纪70年代，震撼全俄的哥萨克农民大起义爆发之后，沙皇在对哥萨克实行怀柔政策的同时，进一步消减了它的自治权限，从而将这股桀骜不驯的职业民间武装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
　　哥萨克作为有组织的军事团体，最早出现于16世纪中期，如南俄地区的顿河哥萨克军和捷尔斯克哥萨克军等，但大多数则是随着18世纪上半叶彼得一世的军事改革于19世纪中期陆续建成的。到20世纪初，形成了顿河军、库班军、乌拉尔军、捷尔斯克军、奥伦堡军、谢米列臣军、阿斯特拉罕军、乌拉尔军、后贝加尔军、西伯利亚军、乌苏里和阿穆尔军等12支主要部队，此外还有建于1917年的叶尼塞哥萨克军和雅库特哥萨克军等若干较小的军事分支。
　　随着俄国疆土的扩展，从最初聚居在顿河沿岸和第聂伯河下游，哥萨克相继出现在乌拉尔、伏尔加河下游、中亚细亚、高加索、西伯利亚等地。在沙俄统治主的扶持下，哥萨克这部在内忧外患中锻炼出来战争机器，转战在西起黑海、亚速海，东至黑龙江、太平洋，横贯欧亚大陆一万余公里的广袤疆土上，到20世纪初已迅速膨胀，成为一个拥有5300万俄亩土地（约合5780万公顷），440万哥萨克，辖区总人口超过1000万的庞大的军事集团。
　　十月革命之后，哥萨克人少数参加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苏联红军，多数参加反政府的白军。国内战争后，作为社会阶层的哥萨克已不复存在。多数人在集体农庄劳动。分布在顿河、捷列克河和库班河流域等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哥萨克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史达林格勒攻防战中建立重大战功；同时也有一些人趁机反叛苏联的统治。
　　二、独特的军事体制
　　俄罗斯地域广阔，分散在各地活动的哥萨克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各地哥萨克军首领，即“阿达曼”，是该军及其统辖的哥萨克军事州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州下辖若干村镇，其最高首长也叫阿达曼，经由村民选举产生，约每三年选举一次。
　　哥萨克军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野战军，其主要任务是戍边和对外征战；二是内卫军，担任警卫和维持地方治安。其基本建制有团、营和百人队（相当于连），团的编制约600——900人。
　　在长期的征战中，哥萨克社会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平战结合的军事化体制。村民们平时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一有战事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出征者自备武器、马匹和干粮。每个哥萨克的服役年限大约20年左右，如顿河哥萨克最初规定30年，1875年减为20年，1909年后又减为18年。哥萨克的男人实际上从15岁就开始了军事训练，但正式服役要从18岁算起：3年预备序列，12年作战序列和3年后备序列，36岁退役后转为民兵。
　　军官的选拔早期来自军士，条件是服役12年以上并经考察合格者。但是通过这种方式选拔的军官素质不高。为了培养专业化的军事人才，各地哥萨克相继建立了军事教育学校。建于1869年的“哥萨克士官学校”是顿河哥萨克的第一所军校。该校学制为7年，学生毕业后或加入作战部队或选送到俄罗斯其他军校进一步深造。到1905年该校共培养出180名士官。除了这类专业军校外，还建有若干普通中小学军事学校。
　　一部哥萨克历史就是一部征服与反征服史。哥萨克人从最初的结伙掳掠到后来的南征北战，在其五、六百年的发展史中，战事几乎从未间断过。例如，顿河哥萨克从1552年参加伊凡四世夺取喀山战役到1920年作为军事组织被解散的368年间，仅大规模的战争战役就参加了24次，平均每15.3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战争打了26年。
　　哥萨克参加了从18世纪——20世纪前半期俄国和苏联的所有战争，如彼得大帝发动的俄瑞北方战争、亚速海远征、克里米亚远征、波斯远征，两次俄波战争，六次俄土战争，仅20世纪头20年它就参加了三次战争，即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在1812年抵抗法国侵略远征的卫国战争中，哥萨克有90个团参战。在一战期间，哥萨克投入了164个骑兵团、54个营、30个特种步兵营、9个骑步营、179个百人队、78个五十人队、63个后备百人队和3.5个炮兵连，总兵力近30万人。
　　在和平时期，哥萨克的本分，就是在漫长的俄国边界上戍边御侮、保家卫国。如：顿河哥萨克军镇守南部边界，捷尔斯克哥萨克军防守高加索一线，乌拉尔哥萨克军负责东南边界。为了抵御准格尔人的侵扰，于1808年建立了西伯利亚防线哥萨克军，并构筑了5条防线，其守卫的边防线由1787年的2400公里增加到1803年的5038公里。哥萨克所担负的守土任务之繁重由此可见一斑。
　　哥萨克之所以在疾风暴雨的征战中所向披靡，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群像他们一样只为战斗而生，这支用血肉长城总在最关键的战役中赢得关键性的胜利。他们以铁血熔铸的苦斗精神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沙皇曾赐予其担任御林军的荣宠，无论在沙俄还是苏联时期，哥萨克都是被授予锦旗和近卫军称号最多的部队。在长期征战中，哥萨克战将如云、群星璀璨，涌现出众多出类拔萃的军事将领。顿河哥萨克军首领普拉托夫将军就是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在1812——1814年的抗法卫国战争中，他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莫斯科近郊博洛迪诺战役和进军巴黎的作战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令拿破仑这位打遍西欧无敌手的天才统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如果我的军队有这些哥萨克，必将横行于天下！”
　　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革命与反革命的厮杀中，无论红军还是白军，最能打仗的恰恰是哥萨克。如邓尼金、高尔察克、克拉斯诺夫等都是著名的白卫军哥萨克将领；而红军哥萨克中也有众多战将，如库班哥萨克将领克楚别依，乌拉尔哥萨克夏伯阳，最著名的则是传奇英雄、苏联元帅布琼尼，他指挥的红军第一骑兵集团军所向无敌、威服四海。
　　在莫斯科的绘画艺术博物馆有一幅斯大林会见红军第一骑兵集团军高级将领的油画。哥萨克将军们那种谈笑闲强虏灰飞烟灭、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豪迈气概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力，此刻，你才能真正领略到什么叫做“史诗般的英雄”！
　　其实早在此前数百年，哥萨克骑兵就已经令周边民族闻风丧胆，俄罗斯征服中亚、吞并远东庞大领土的时候，无时不闪现他们的身影，剽悍，野蛮，甚至是亡命等词汇，都可以被用在他们身上。反过来说，也证明他们的战斗力之强是当时的中亚各游牧民族所无法比肩的。他们是冷兵器时代西方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从欧亚南部大草原，进入东方站稳脚跟的军队，（虽然这其中他们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构当）而在此之前，敢于入侵者无不铩羽而归。
　　三、地位显赫的顿河哥萨克
　　在哥萨克的12个分支中，历史较长、规模较大的有顿河、库班和捷尔斯克三支。顿河哥萨克则是其中历史最悠久、实力最强大、战绩最辉煌的一支，其主要居住地在顿河流域。
　　顿河位于俄罗斯平原南部，北起图拉州，南至亚速海，全长1870公里，流域面积42万平方公里。顿河流域地势平缓、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顿河哥萨克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顿河，这条因肖洛霍夫的不朽名著《静静的顿河》而闻名于世的河流秀美如画。顿河从作家的故乡流过，河水在并不宽阔的河床里静静地流淌，悄然无声、平滑如镜，几只打鱼的小船仿佛被凝固在水面上；两岸绿草如茵、炊烟袅袅，远处高高的山岗上一座雄鹰展翅的巨型石雕象忠诚的哨兵警惕地捍卫着故乡的土地；如洗的碧空下，风卷白云如青鬃烈马载着骁勇善战的哥萨克骑兵呼啸而过……如诗、如画、如仙境，那种美不是中国江南水乡的小家碧玉，而是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丰腴、粗犷和深邃的阳刚之美。正是顿河孕育了哥萨克侠肝义胆的个性和活力四射的激情。
　　从15世纪起，顿河出现了第一批哥萨克居住点，16世纪末在顿河以及北顿涅茨克河、麦德维查河、霍别尔河、布祖鲁克河和热列别茨河流域逐渐形成了绵延800多公里、拥有150万人口的哥萨克居民点。20世纪初发展到134个村镇，353万人，其中哥萨克149万，本地农民90万，还有外来移民114万。在俄罗斯境内，每三个哥萨克中就有一个是顿河哥萨克。顿河哥萨克拥有哥萨克最庞大的军队，其常备部队约有20个团近3万人，一旦发生战事即可扩编，以保证战争之需要。在一战期间，顿河哥萨克投入了60个骑兵团、6个步兵营、136个独立连、33个炮兵连和5个后备团，总兵力达10万人，占哥萨克全部参战人数的1/3，充分显示出它在哥萨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时的顿河哥萨克军事州辖区包括今日的罗斯托夫州、伏尔加格勒一部、卢契扬克、沃罗涅什州和卡尔梅茨克自治共和国。老切尔克是1644－1805年顿河哥萨克的首府，1570年顿河哥萨克在这里建立了军事政治组织。老切尔克在鼎盛时期人口多达3.4万，19世纪后日渐衰落，到20世纪已破败不堪。1970年在肖洛霍夫的建议下，当时的俄联邦政府于同年12月正式将老切尔克列为历史文物保护区，使这个哥萨克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得以重现生机。老切尔克占地180公顷，现有居民1700多人，历史文化遗迹100多处。
　　1805年顿河哥萨克首府迁往距老切尔克约30公里处的新切尔克。从19世纪初到十月革命前的100多年间，这里一直是顿河哥萨克的军事、行政、教育与文化中心，苏联时期成为工业重镇，现有人口20多万。如果说在老切尔克看到的是逝去的历史，那么新切尔克展现的则是现代与历史交相辉映的雄姿。这里有高大雄伟的教堂，气势恢宏的顿河哥萨克军事州首脑官邸，富丽堂皇的哥萨克军官大厅，威严肃穆的士官学校和叱咤风云的人物雕像等等，无不显示出其历史上的辉煌。位于市中心的顿河哥萨克历史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藏品最丰富的顿河哥萨克博物馆，它详细记录了顿河哥萨克发展的历史。
　　最值得彪炳史册的是顿河哥萨克因在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中的辉煌战绩，而受到沙皇御赐镀金军刀和在首府新切尔克城东西入口处各建一座凯旋门的最高奖赏。一个城市建有两座凯旋门，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市中心，民族英雄普拉托夫将军的纪念雕像和凯旋门与博物馆一起向世人炫耀着顿河哥萨克辉煌的历史。
　　哥萨克的历史是伴随著侵略和扩张成长起来的，在辉煌的背后，哥萨克也有着极不光彩的一面。哥萨克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群体。沙皇对哥萨克奉行的优厚土地政策更助长了他们的贪婪，为了攫取更多的土地，哥萨克不断地迁徙和对外拓殖。
　　纵观哥萨克的征战史，除了19和20世纪两次抗击外敌入侵的卫国战争外，其余大多是领土扩张性质的征战。其中向远东地区的扩张持续时间最久、侵占的疆土最多。早在16世纪，翅膀尚未长硬的哥萨克就开始了向东方的远征。1584年，顿河哥萨克首领埃尔马克将军率领哥萨克骑兵从库丘汗人手中夺取了西伯利亚并将其归入俄国版图。在顿河哥萨克首府新切尔克的那尊巨型埃尔马克铜像，就是为了表彰他的这一“丰功伟绩”而建的。
　　到了17世纪中叶，哥萨克骑兵进入黑龙江流域，在沿江两岸洗劫村庄、杀戮居民、抢筑城寨。19世纪40年代，沙俄利用鸦片战争之际大肆入侵我国黑龙江中上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在那里设哨所、建村屯。1858年，阿穆尔和后备加尔哥萨克军的缔造者、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将军亲率哥萨克远征军进犯我瑷珲城，迫使镇守黑龙江的奕山将军签订了《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但沙俄政府并没有就此罢休，1900年哥萨克远征军又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强行占领了黑龙江左岸的旧瑷珲城。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从我国掠夺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俄罗斯的东部边界没有超过欧亚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从1584年埃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到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短短一百年间，其东部边界已推进到太平洋，领土扩大了三倍以上。如果说一个世纪以前俄国还是一个地道的欧洲国家，那么一百年后它已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在沙俄长达数百年的领土扩张中，哥萨克充当了沙皇侵略的帮凶和急先锋。
　　四、哥萨克的消亡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的俄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哥萨克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十月革命后，在顿河、库班、捷尔斯克和西伯利亚等哥萨克聚集地相继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传统哥萨克对颠覆性的革命运动抱以怀疑和仇视态度，大批哥萨克荣誉军人出于对革命的恐惧加入了保皇党阵营，站在白军一方同红军作战。也有少数成为红军将领，如红军顿河哥萨克骑兵军团司令弗·米尔诺夫、红军混成骑兵军团司令勃·杜缅科，最著名的则是苏联元帅谢苗·克琼尼指挥的红军第一骑兵军，这些用红色意识形态武装了思想的哥萨克人无比狂热的忠于苏维埃政权，他们的骁勇善战延续了哥萨克人的传奇。面对白军的反扑，苏维埃对哥萨克地主、富农与上层军官实行打击、镇压，同时把普通士兵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红军哥萨克为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战局底定的国内战争后期，随著苏维埃政权的日益巩固，俄共（布）中央做出了解散哥萨克的决定。从1919－1924年，各地的哥萨克相继被遣散，许多红军哥萨克将领遭到逮捕、关押和枪杀，如前面提到的勃聂杜缅科和弗拉基米尔诺夫将军先后于1920和1921年被处死。在30年代末的大肃反中，哥萨克更是难逃厄运。例如在哥萨克最集中的顿河州有许多人遭到无端清洗，仅在肖洛霍夫的故乡维什卡区就有数百名干部被捕或被杀。作家试图营救也险遭株连，由于斯大林出面干预才幸免于难。
　　30年代中期，随着德国纳粹党的上台，国际局势日趋险恶。1936年斯大林下令在顿河、库班和捷尔斯克重建哥萨克军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能征善战的红色哥萨克作为红军的一员参加了所有最残酷的会战，其中最著名的有第4近卫库班哥萨克军和第5近卫顿河哥萨克军，由顿河哥萨克组建的红军军团从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基斯利亚尔一直打到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脉。英勇的红军哥萨克为保卫年轻的苏联，为粉碎德国法西斯的进攻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二战结束后，哥萨克部队再次被解散。
　　从20世纪20年代初——80年代末，除了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昙花一现外，哥萨克从此在俄罗斯大地上销声匿迹了。哥萨克的历史出现了近70年的空白。
　　五、复兴狂潮席卷全国
　　80年代后半期，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随着苏联新一轮改革的开始和政治气氛的宽松，哥萨克复兴运动悄然兴起，在顿河、库班、捷尔斯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乌苏里和阿穆尔等地区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当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都相继恢复了哥萨克组织。1990年6月，来自全苏的30多个哥萨克组织和同乡会在莫斯科发起成立了“大哥萨克圈”并制定了组织纲领和章程，以后又成立了全俄哥萨克军事联盟和哥萨克国际联盟。此后，俄各地先后组织了哥萨克同乡会，在西伯利亚、乌拉尔、顿河等地组建了30多个哥萨克联盟的分支。
　　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印有镰刀斧头的红旗缓缓落下，白蓝红三色旗徐徐升起，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从而为哥萨克的全面复兴铺平了道路。重建后的哥萨克是一个集政治、军事和宗教为一体的准军事组织，它的指导思想是：在国家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恢复和发扬哥萨克的光荣传统；它的口号是：“沿着父辈的路，为国家效力。”它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国家、协助地方政权维持治安和为机关单位提供保安服务等。
　　目前，该组织面临的三大任务是：一、宗教复兴。宗教历来是哥萨克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弘扬东正教被认为是信仰回归和哥萨克复兴的前提；二、军事复兴。重建军事组织并定期开展活动，恢复少年军团、军校和军事俱乐部等；三、文化复兴。建立哥萨克学校、召开哥萨克青年代表大会、恢复哥萨克的传统节日和庆典活动等。
　　2002年秋，哥萨克组织利用全俄人口普查的机会进行了一次重新登记，以纯洁组织、扩充实力。不过加入哥萨克组织是有条件限制的，只有那些祖上是哥萨克的人才被允许入会。但是哥萨克已被取缔了七、八十年，经过了几代人，其间还经历了战争和各种政治运动，许多证明材料恐怕早已荡然无存。尽管如此，不少人家还是保存下来一些有关哥萨克的证据或遗物，同时在当地的户籍档案和国家档案中也能找到大量的证明材料。总之，只要能拿出任何表明自己是哥萨克后代的证据就可以加入该组织。
　　在短短十余年间，哥萨克便发展成为遍布俄罗斯许多地区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准军事组织，并迅速蔓延到独联体国家，目前仅在俄境内登记的人数就达500万人之多。此外，它们还与侨居国外的哥萨克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一个泛世界的哥萨克联盟正在形成。同时，随着哥萨克的复兴，由哥萨克组织、哥萨克聚集城镇的政府机构和个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和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在苏联时期曾一度中断的哥萨克史学研究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在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掀起了一股哥萨克研究热，发表了大量专著和论文。哥萨克作为一个特殊的社团组织在今日俄罗斯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断增强。
　　哥萨克组织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名为“XX哥萨克军事联盟”和“大XX军”，其最高首长仍称作阿达曼，并授予将军衔。各军事联盟下设若干区，各区军事首脑被授予校级军衔。如全俄最大的分支机构顿河哥萨克军事联盟和大顿河军共设有七个区，哥萨克军事联盟的骨干人员被列入国家编制，穿军服，戴军衔，享受公职待遇，有固定工资，但数额略少于警察。
　　苏联解体后，不仅恢复了哥萨克组织，而且在俄联邦军队中出现了整建制的哥萨克部队。哥萨克军复兴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多次派员参加了北奥塞第（俄联邦自治共和国）、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境内）和南斯拉夫等境内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1995和2000年两次车臣战争中，俄太平洋舰队哥萨克陆战团等一些哥萨克部队再次打出了军威。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由哥萨克组成的第58集团军第694独立摩步营，因作战勇敢有98人被授予国家勋章；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第104空降团第2营的90名哥萨克空降兵陷入2500多名车臣匪徒的重围之中，他们与敌人顽强激战3天3夜，直到弹尽粮绝，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场战斗仅有6人生还，其余84人全部壮烈牺牲。战后有21名烈士被追授俄罗斯英雄称号，63人荣获勇敢奖章。
　　视战争如游戏，视流血如流汗，重出江湖的哥萨克豪气不减，雄风犹在。
　　2005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关于俄罗斯哥萨克人的国家义务》议案，以法律形式保护了哥萨克人的使命与光荣。
　　六、哥萨克向何处去？
　　哥萨克这种特殊的社团组织具有两面性：放任自流，有可能成为破坏性力量；引导得好，则可成为一股积极的建设性力量。
　　俄联邦政府对哥萨克复兴运动采取了组织自治与国家管理相结合的积极政策。1992年7月16日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为哥萨克彻底平凡，恢复名誉。1994年5月13日，俄联邦政府公布了《国家对哥萨克构想的基本条例》，明确哥萨克是保障俄国家安全的因素之一。1997年俄政府决定恢复哥萨克为国家服役的制度，允许哥萨克组建准军事部队，由国家向其提供财政、物质等方面的保障，为其重建给予必要的扶持。2000年在哥萨克复兴运动十周年之际，官方在新切尔克这个昔日顿河哥萨克的首府举办了大型纪念展览。
　　显然，政府在承认哥萨克组织合法化的同时，力求将其纳入民族复兴的主旋律和为国家服务的轨道，使其在复兴俄国、稳定社会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
　　俄罗斯人对于哥萨克的复兴反应不一，有的说，这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有的认为，哥萨克是以军事组织而存在、以战争为职业的，现在时过境迁，哥萨克已没有存在的时代基础。赞成也好，否定也罢，哥萨克复兴运动必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发生了。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民族背景，它反映了曾经有着骄人历史的俄国衰落之后，广大民众渴望民族振兴、国家崛起的普遍心理。
　　在复兴狂潮中也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倾向：《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顿河哥萨克地区最大的城市罗斯托克市中心的一座高大建筑物上，赫然挂着一幅标语：“全世界罗斯托克人联合起来！”在白俄罗斯的哥萨克网站上也写有的“全世界白俄罗斯人联合起来！”的口号，类似的标语口号屡见不鲜。还一些人主张全面恢复哥萨克的自治地位，要求在哥萨克地区实行传统的土地所有制；有的甚至提出恢复君主政体，认为只有君主政体才能使哥萨克作为一个特殊的民族得以全面复兴。
　　历史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5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在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开始民族崛起之际，正是哥萨克兴起之时。而六百年后的今天，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复兴又一次与哥萨克的复兴不期而遇。几个世纪以来，哥萨克始终是沙俄帝国对外侵略扩张的马前卒和急先锋，在21世纪俄国的复兴进程中哥萨克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哥萨克志略——下部：张扬与宿命的文化
　　题记——文化是一把梳子，能从千头万绪中理清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梳出它的精彩与神韵。
　　一、反叛，与生俱来的性格
　　哥萨克这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族群，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潮中时而被推上浪尖，时而跌入深渊，命运多舛、历经沧桑，唯一不变的是他们那热情豪爽、好勇斗狠和放荡不羁的性格。
　　哥萨克人从不堪忍受封建农奴制压迫而逃往之日起，就注定了他们是俄罗斯最具反叛精神的人群。无论在沙俄时代，还是在苏联时期都发生过哥萨克的反抗行为。在中世纪的俄国，哥萨克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随着自身的发展，内部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一方是拥有大量土地、享有种种特权的上层首领阶层；另一方是下层贫苦的哥萨克农民。连年征战和繁重的军役使他们苦不堪言，哥萨克农民曾多次举行暴力反抗并成为俄国历次农民起义的主力军，如1670——1671年拉辛领导的农民战争和1707——1709年的布拉文起义等，其中1773——1775年普加乔夫领导的武装起义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这次席卷俄国东南60余万平方公里、有10万人参加的武装起义极大地震撼了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起义虽然失败了，却对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哺育了俄国革命的先行者——十二月党人。
　　（此处备注：普加乔夫暴动参看兰州大学历史系李玉君教授译著《普加乔夫暴动始末》）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对哥萨克组织的取缔和镇压，特别是30年代初大规模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引起了一些地区哥萨克的激烈反抗。
　　哥萨克的这种鲜明的性格特点是由其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和宗教、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四、宗教，哥萨克的灵魂
　　东正教和天主教同属基督教，1054年基督教正式分裂为东西两大教派。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将东正教正式定为国教，从此东正教扎根于俄罗斯大地绵延千年而香火不断。
　　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哥萨克早就皈依了东正教。1354年在顿河上游地区建立了新梁赞教区和萨拉依斯克教区，这是哥萨克地区最早的东正教区。但是由于早期的哥萨克流动性很大，每一代人在同一地方居住的时间平均没有超过25年，因此在16世纪末之前哥萨克没有自己的教堂。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哥萨克居住的相对稳定，才渐渐有了规模较小的简易教堂。
　　俄国统治者非常重视利用宗教来加强对哥萨克的控制。1652年在顿河哥萨克首府老切尔克建成的耶稣礼拜堂，就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赐建的，这是顿河流域第一座正规教堂。到18——19世纪，东正教堂已遍布哥萨克大大小小的村镇。
　　早期的教堂均为木质结构，既不结实又易起火，耶稣礼拜堂就曾两次因失火而焚毁，直到1706年在老切尔克新建的耶稣礼拜军事教堂才改为石头结构，这是彼得大帝拨专款敕建的。建筑材料专程从莫斯科运来，并由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师按照乌克兰巴洛克的建筑风格设计建造的。教堂内部用金银珠宝和钻石镶嵌，神像和器具均为彼得大帝所赠，整个教堂雍容华贵、金碧辉煌。教堂建成后，彼得大帝曾亲临拜祭，此后历朝历代有不少沙皇和王公显贵来此做过礼拜。
　　哥萨克地区的教会通常直属于莫斯科罗斯大牧首，由其直接向哥萨克教区下指令。为了便于哥萨克在行军打仗时做礼拜，在军中设有神职人员——神父。但是在18、19世纪以前，无论教堂或军队都没有专职神职人员，而是从普通哥萨克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基本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上述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
　　宗教是哥萨克的精神支柱与灵魂。它对于哥萨克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种世界观。哥萨克把宗教视为精神积极性的源泉，斯拉夫人固有的灵魂和东正教的灵魂这两种灵魂的融合构成了哥萨克人的世界观，从而决定了其本质上的特征；
　　第二、哥萨克地处欧亚两大洲，来自东西南北的多种教派汇聚在这里，因此东正教对于抵御外来宗教文化，尤其是西欧天主教的侵蚀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哥萨克长期处于征战厮杀的环境当中，生活艰苦、生死未卜，面临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因此宗教对于其团结内部、鼓舞士气、战胜困难就显得尤为重要。
　　弘扬东正教、效忠沙皇和保卫祖国是沙俄时代哥萨克的三大任务。把弘扬东正教放在三大任务之首，可见它在哥萨克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当时信奉东正教的哥萨克占其人口的97%，只要到哥萨克最集中的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走一走，你就会看到，在顿河沿岸星罗棋布的哥萨克村镇，无论其大小贫富，每个村镇最高大、最气派、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教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位于顿河哥萨克首府新切尔克的军事升天大教堂。该教堂始建于1805年，1905年建成，历时整整100年，其间三次重建。军事升天大教堂高74.6米，可同时容纳5000人做礼拜，是仅次于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和圣彼得堡伊萨基辅大教堂的全俄第三大教堂。这不仅显示出哥萨克在当时俄国社会的显赫地位，而且表明了宗教在其精神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哥萨克的出征、庆典和生老病死等众多仪式都要在教堂举行。
　　在上世纪20——30年代宗教曾一度遭到封杀。由于历史的原因，俄罗斯东正教的上层人物与沙皇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月革命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或公开或暗中支持白卫军反对苏维埃政权，结果导致许多教堂被毁，财产被没收，贵重物品被拍卖。在30年代，随着苏共党内极左思潮的泛滥，一场灭神运动使宗教面临着更大的厄运。前面提到的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就是在这场运动中被毁的。现在的大教堂是在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全民捐款在原址上按原貌重建的。哥萨克地区的教堂也有不少被毁或挪作他用，例如库班哥萨克著名的巴克罗夫教堂在内战时期曾被当作马厩，1932年成为无神论博物馆，直到1948年才得以恢复。90年代后，随着哥萨克的复兴，东正教也在哥萨克地区获得了迅速发展，如今这里教堂林立，香烟袅袅，钟声远扬，宗教重新恢复了它在哥萨克的神圣地位。
　　五、文化，一道奇特的人文景观
　　如果说宗教是哥萨克的灵魂，那么文化就是它的底蕴。
　　上帝赐予俄罗斯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其丰腴的土地、充沛的雨量、广阔的原野与秀美的山河生成了哥萨克直爽、豪放，富于激情和缺乏理性的原生态族群特征。然而，哥萨克的特性更多地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
　　哥萨克的发源地顿河流域和黑海沿岸地区平原与高山相伴，陆地与海洋相连，民族杂居、小国众多。这个地区长期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13——15世纪又有鞑靼蒙古人对罗斯人长达近240年的统治，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奥斯曼帝国又侵入了这一地区，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劫掠和骚扰则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东方文化、拜占庭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与融合。
　　以蒙古人为代表的亚洲各游牧民族能骑善射、粗犷豪放的马背文化和以土耳其人为代表的穆斯林民族骁勇斗狠、争强好胜的伊斯兰文化，赋予了哥萨克不同于传统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征，犹如美国开发西部的牛仔，把自己变成了半印第安人，彪悍而富有野性。
　　俄国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果戈里在他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有关哥萨克人特有的生活场景的刻画，就是对这种性格特征的生动写照：平日里，哥萨克除了干活就是拼命地游荡、喝酒，尽情地放纵、欢乐。只要村长站在广场上振臂一呼：“耕田的人，制荞麦的人，牧羊的人，跟娘儿们胡搅的人！你们别再跟着犁耙走，把黄皮靴踩在泥土里；别老腻在婆娘身边，消耗骑士的精力啦！该是去获得哥萨克光荣的时候了！”于是男人们立即放下活计、扔掉酒杯、离开女人温柔的怀抱，拿起武器，纵身上马，晃动着闪亮的马刀呼啦啦绝尘而去……
　　但是在这三种文化中，在精神和文化心理方面对哥萨克影响最大的是拜占庭文化。俄罗斯的东正教就是从拜占庭传入的，并且在最初的四、五百年间一直受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管辖。拜占廷文化对哥萨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哥萨克人先知先觉的预感，神秘惶恐的宿命感和神圣的宗教使命感都源于拜占廷的宗教和文化。这里既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受约束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又有神秘主义的灵感和非凡的想象与创造力。
　　横跨欧亚的地理位置和东西方多种文化的交汇与碰撞赋予了哥萨克以下族群特性：
　　一、文化的多重性；二、多种文化价值观集于一体的冲突性。专制与自由、暴力与人道、国家至上与无政府主义、盲从与极端个人主义等等处于经常不断的矛盾与冲突之中；三、多重性与矛盾性使其具有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摇摆性；四、易于冲动而缺乏理性；五是侵略扩张性。由于长期遭受异族侵扰和险恶的生存环境，使他们为了摆脱异族的奴役转而奴役其他民族。几百年来，在沙皇的纵容和利益的驱使下，哥萨克的领土扩张从未间断过。
　　开放与自卑、善良与残酷，对神灵的虔诚与亵渎、对统治者的忠诚与反叛、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与压迫等等，表现了哥萨克鲜明而矛盾的性格特征。这是文化人类史上一道十分罕见的人文景观。
　　说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就不能不提及拜占庭的希腊酒神崇拜文化对哥萨克酒文化的影响。狂欢是希腊酒神崇拜文化的突出特征，而哥萨克人则将其发展到极致。原始的冲动、奔放的性格、险恶的环境、紧张的生活、心灵的压抑，以及寒冷的气候和漫长的冬季等等都是造成这种狂欢酒文化的原因。
　　哥萨克人饮酒之疯狂举世无双。这种狂欢文化不仅表现在各种民俗和宗教节日庆典之中，而且表现在行军打仗和日常生活之中。哥萨克习惯于怀揣酒壶，无论战斗如何紧张激烈，随时都要掏出来喝两口。即使走在今日顿河城镇的大街小巷，都能随处见到手提酒瓶豪饮的男男女女。如果说中国酒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一个“品”字上，而哥萨克的酒文化则体现在“酗”上。他们喝酒与其说是为了享受酒的美味，倒不如说是为了追求心灵的释放和酒后狂欢的激情，边饮边歌边舞，尽情地疯狂，自由地释放在东正教堂那酷似“洋葱头”的金顶压抑之下的激情。人的最原始的粗野、放荡与宣泄都能够在酒精的作用下得到充分的满足。这是哥萨克文化的又一特色。
　　六、习俗，一幅古朴的风情画
　　俄罗斯地域辽阔，由于哥萨克各分支系长期分散在不同地区，因此形成了不尽相同的风俗习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顿河、库班和捷尔斯克三支哥萨克。他们的习俗主要是在西起位于今日乌克兰境内的扎波洛日耶，东至顿河流域的斯拉夫自由民和北高加索各民族的家庭与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形成的。
　　节日。哥萨克的庆典和纪念日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宗教节日。东正教的节日很多，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有12个，如圣诞节、天使报喜节、复活节和耶稣升天节等，这与俄罗斯是一样的；二是军事节日。如圣尼古拉·丘多特沃列茨骑士节、圣乔治十字骑士勋章纪念日、各哥萨克军的建军日，以及出征、凯旋、庆功和授勋等特殊纪念活动。圣乔治十字骑士勋章节是1769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为表彰战功卓著的将领和军事家而设立的，是沙皇时代级别最高的军事奖章。圣乔治勋章共分为四级，其中一级圣乔治勋章只有24人荣获，主要授予沙皇和王公贵族。顿河哥萨克首领普拉托夫曾荣膺二、三级圣乔治勋章。圣乔治勋章是沙俄时代最高荣誉的军事奖章，据说这种勋章目前在俄黑市一枚可卖到1万美元以上；三是民俗节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每年2月最后一个周末的解冻日和9月最后一个周末的收获节。这两个节日现已分别被民歌演唱节和建城（镇、村）日所取代；四是目前国家的法定节日，如5.1国际劳动节、5.9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和6.12独立日等等。
　　每逢这些节日哥萨克通常都要举行盛大的典庆活动，有的庄严肃穆，有的欢快热烈。特别是城镇纪念日成为现今哥萨克人一年当中最重大的民俗庆典活动之一。最热闹的是乡村，活动从早晨一直要持续到深夜。清晨，当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人们便穿着传统的哥萨克服装涌向村镇的中心广场，拿出各家自制的衣帽、绣品、饰物、绘画、陶器等哥萨克传统的手工艺品和狩猎、捕鱼用具等开始叫卖。晌午时分，文艺演出开始了，能歌善舞的哥萨克男女老少齐上阵，在用松枝和鲜花装饰的舞台上跳起热烈奔放的民间舞蹈，唱着古老的哥萨克民歌，有条件的还请专业歌舞团前来助阵。精力充沛的姑娘小伙玩儿起了角斗、球赛、打羊拐和跳背等传统游戏，竞技赛马更是哥萨克的拿手好戏。黄昏时分，当晚霞映红了静静的河水，意犹未尽的人们在点燃一堆堆篝火的岸边，随着悦耳的巴拉莱卡琴载歌载舞，伴着哥萨克烤肉的阵阵香味，畅饮着自制的葡萄酒和格瓦斯（一种用水果酿制的饮料）狂欢到深夜……
　　此外，各地哥萨克还有地方性的或具有特殊意义的节庆活动，如顿河哥萨克为了纪念肖洛霍夫这位顿河之子、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每年5月24日即肖洛霍夫诞辰之日，都要在他的家乡举行为期数日、规模宏大的《肖洛霍夫之春》音乐会。人们在风景如画的顿河上搭起巨型舞台，朗诵他的作品，演唱作家生前搜集整理的哥萨克民歌。每年这时，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诗人、艺术家和演员、文艺团体和国内外旅游者多达四、五万人，把这个不足1万人的小镇挤得水泄不通。现在，《肖洛霍夫之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学术研讨、文艺演出、体育竞技和参观访问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文化纪念活动，成为这里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
　　饮食。哥萨克人的饮食习惯同俄罗斯人差别不大，其最大的特点是丰盛的野味和自制佳酿。一般先上的是沙拉和冷盘，用于开胃。人们在五颜六色的木漆托盘上摆满了肉冻、腌黄瓜、腌鹤肉和用乳猪、火鸡、鸭鹅等做的沙拉冷盘，以及猪肉或鹌鹑肉做的馅饼；正餐的第一道菜是汤粥。有野鸭汤、奶油羊肉汤、猪肉红菜汤和稷米葡萄干鸡肉粥等；第二道是热菜。有烤鹅、烤火鸡、烤野鹬、烤大鸨、馅烤乳猪、烤野山羊和蒜烤全羊羔等，主食有奶油米饭、酸奶稷米饭和面包；第三道菜是奶、茶和用野果酿制的饮料，以及小甜饼等。家酿的葡萄酒和果酒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服饰。哥萨克的服饰不是统一的和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演化。最初它与俄罗斯服装大同小异，后受异族文化的影响，到了17——18世纪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哥萨克服饰。18世纪哥萨克男子的服饰，上衣主要有四种：一是镶银边和珍珠链的天蓝色缎面长衣、二是缝有土耳其金纽扣的锦缎面长衣、三是天鹅绒无袖短长衣、四是镶丝边黑扣无领呢上衣。但不论何种装束，哥萨克人都喜欢在腰间扎一条土耳其丝织宽腰带，脚穿黄色皮靴，头戴天鹅绒顶鼬皮帽。可见土耳其服饰文化对当时的哥萨克影响是很大的。
　　19世纪以后，随着哥萨克军事化的进程，军装已逐渐成为哥萨克男人的标准服饰。最初多为蓝色，后又出现了黑色和绿色等。身穿军装、头戴黑羊皮高帽、脚蹬马靴、再加一件毡制的宽肩大披风，成为哥萨克留给人们最典型的形象。可以想象，当哥萨克扬鞭策马，挥舞着军刀冲向敌阵，宽大的披风在风驰电掣中向后高高掠起时是何等的英姿飒爽！
　　女子上身穿“库比列克”上衣。这种用段子缝制的上衣长过膝盖，但高于脚面，胸前还缀有包金银的纽扣；下身穿灯笼裤，脚蹬山羊皮靴，头戴用珠宝镶嵌的缎面高帽。全身装束具有典型的鞑靼风格。
　　婚俗。在17世纪以前，哥萨克人对婚姻比较随意，结婚也没有去教堂举行仪式的习惯。到了18世纪初，彼得一世明令禁止按哥萨克的传统习俗，而必须按东正教的教义在教堂举行婚礼，并严禁未婚姘居。
　　战争是男人的游戏，因此以征战为己任的哥萨克男人必然处于主导地位而女人则处于从属地位。尤其是18世纪中期以前，除了参加盛大节日，在日常生活中哥萨克女人是不允许公开露面的。18世纪后半期逐渐取消了这种限制。但是。仍然不允许未婚少女私自与男人接触。平时，她们学习做饭、洗衣和缝纫等家务劳动，闲暇时或待在家中或与女友相伴。
　　青年男女到了谈婚论家的年龄，男方应在亲友的陪同下前往女方家。若对女方满意，他在临走时就会多次表示：“感谢上帝恩赐，我喜欢她！”几天后，男方托媒人去女方家求亲，商谈嫁娶事宜。少女在出嫁前，要举行“惜别晚宴”，意味着从此告别了少女时代。
　　婚礼通常在礼拜天举行。待嫁的新娘身穿锦缎上衣，头戴顶部为红色天鹅绒的黑羔皮高筒帽，上面插着羽毛和鲜花，颈上挂着闪闪发光的金银饰物，把新娘装扮得光彩夺目、楚楚动人。新郎自然也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在伴郎的陪同下接新娘前往教堂举行结婚典礼。仪式结束之后，新郎的父母要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迎接新人，将面包和盐举过头顶并向新人抛洒麦粒、核桃、钱币和啤酒花球果，祝福他们一生富裕、甜蜜和美满。在新郎新娘双双进入洞房之后，新郎双亲招待宾客的盛大宴会便开始了，人们高举酒杯，欢歌起舞，把婚礼推向了高潮。
　　以上描述的主要是哥萨克传统的风俗习惯，由于历史的断裂和时代的变迁，当代的哥萨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除了传统节日外，日常生活中很少见到身穿民族服装的哥萨克。但是复兴后的哥萨克正在努力恢复许多丢失了的民族传统。
　　七、艺术，哥萨克不朽精神的升华
　　哥萨克不仅是战场上的英豪，而且是艺术上的天才。哥萨克的历史虽然并不久远，却是俄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只要看一看位于罗斯托夫的哥萨克博物馆和新切尔克的顿河哥萨克博物馆，看一看大大小小的哥萨克村镇以及鳞次栉比的教堂，你就会发现在几百年间，哥萨克便积累了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正是这样的特殊环境和人文沃土孕育了才华横溢的哥萨克艺术家和魅力四射的哥萨克艺术。
　　文学。哥萨克最有影响的作家首推肖洛霍夫（1905——1984），他于1927年发表的《静静的顿河》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前20年顿河哥萨克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背景下的生活画卷，把哥萨克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鲜明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先后获得列宁奖金、苏联国家奖金和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问世之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至少被翻译成92种文字出版，并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和话剧等，是被改编成其它艺术形式最多的苏联文学作品。没有一部苏联作家的作品能像《静静的顿河》那样得到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和不同时代人们的认同并拥有如此广泛、持久的影响力。肖洛霍夫创造了一个过去无人能比，今后不再会有的苏联文学史上的奇观。
　　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出生于顿河哥萨克军人家庭，青年时代因从事进步活动而被沙皇流放，是苏联早期社会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最著名的小说《铁流》，发表于1924年，描写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一支哥萨克部队突破重围、历经艰险寻找红军部队的故事。《铁流》是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苏联文学作品之一，被鲁迅先生誉为“鲜艳的铁一般的鲜花”。绥拉菲莫维奇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伟大功绩，就是他在任苏联大型文学刊物《十月》杂志主编时，顶着巨大的压力，毫无删节地发表了在当时颇有争议的青年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他发自内心地赞叹这位文坛上的后起之秀：“他比我年轻40多岁，但我应当承认，他比我有才华100倍。”并预言“一年后整个苏联都会知道他，两年后全世界都会知道他！”
　　克留科夫（1870——1920），哥萨克的早期作家。他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沙俄时代当选过俄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聆听过列宁的谈话，也同邓尼金、克拉斯诺夫、科尔尼洛夫等哥萨克著名的白卫军将领交往甚密。曾经发表过《故土》、《宝藏》和《女哥萨克》等文学作品，尤其是在他死后被发现的小说手稿《在顿河上》，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静静的顿河》的原作者。克留科夫是自学成材的哥萨克乡土作家，被誉为“第一位真实反映顿河风情的文学家”，高尔基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绘画。苏里柯夫（1848——1916）出生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镇的一个古老的哥萨克家庭，是与列宾齐名的俄罗斯最伟大的历史画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反映俄罗斯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如描绘1698年彼得大帝镇压近卫军叛乱的《近卫兵临刑的早晨》、反映抗法战争的《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反映哥萨克农民起义的《斯捷潘·拉辛》和反映哥萨克疆土扩张的《埃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等等。然而作为19世纪巡回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苏里柯夫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开创了一代新风，打破了长期以来俄罗斯画家局限于反映王公贵族和教会生活的迂腐习气，勇敢地走向民间，从波澜壮阔的俄国社会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从而使俄罗斯绘画艺术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格列科夫（1882——1934），顿河哥萨克，苏联军事画派的创始人。早年加入哥萨克军，参加过一战，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创作了《哥萨克炮兵连进入阵地》和《第一骑兵集团军的小号手》等许多军事题材的优秀绘画作品。
　　歌舞。哥萨克歌唱舞蹈艺术热烈欢快、舞姿优美、服装艳丽，在世界艺术舞台独树一帜。哥萨克歌舞是在吸收欧亚多民族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由民间歌舞表演逐渐形成了专业艺术团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兴盛一时。在苏联时代，它们中的大多数遭到了与哥萨克相同的命运，但也有少数艺术团体保留了下来，库班哥萨克国家歌舞团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建于1811年，其前身是库班哥萨克军乐合唱团，1921年被解散，1936年随着红军哥萨克部队的重建而恢复。库班哥萨克歌舞团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精湛的演技享誉国内外，曾两次获得全苏俄罗斯民间专业合唱第一名、乌克兰全国民间合唱比赛冠军、乌克兰舍甫琴科国家奖金和模范歌舞团的称号，并多次在国际民间艺术节上获奖，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20多个国家。该团曾于1988年访问过中国，原定于今年5月的再度访华演出却因“非典”而被迫推迟。
　　激荡的时代背景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使极富灵感、激情与才华的哥萨克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富有震撼力、穿透力和感染力的文化艺术。如果说辉煌的战绩是哥萨克精神的外在体现，那么灿烂的艺术就是哥萨克精神的内在升华。
　　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与文化造就了哥萨克这个世界文化人类史上奇特而天才的一族。走进它，你就会发现更多的奇迹。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哥萨克所创造的历史，那就是“光荣与野蛮”的历史；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哥萨克人的个性，那就是张扬而又宿命的个性；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哥萨克的文化，那就是多民族融合的文化；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哥萨克人的艺术，那就是哥萨克坚毅和乐观精神的集中体现与升华；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哥萨克这个族群，那就是世界文化人类史上天才而奇特的一族。
　　熟悉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人，对“哥萨克”这个名词都不会陌生，它能让人联想到呼啸的战马、锋利的弯刀、迎风飘扬的黑色披风，伴随着“乌拉”的呼喊声，砍瓜切菜一般冲向敌人的骑兵，他们桀骜不驯、天性自由的反抗精神、豪迈英勇、粗犷强悍、身经百战、嗜酒如命，是令人向往的充满异国风情的英雄，同时，哥萨克又是令人恐怖的刽子手，是沙皇镇压革命的帮凶，他们用马鞭抽打游行的学生，驱散反抗沙皇的人群，是双手沾满了游行请愿的群众鲜血的人。
　　原是半军事状态的“盲流”
　　中国人熟悉的关于哥萨克的小说有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绥拉莫维奇的《铁流》、巴别尔的《骑兵军》、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还有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火与剑》等等，以及列宾的名画《查波罗什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的回信》，这些作品都为我们形象地描绘出一个“强悍的马上部落”。有人说俄国的哥萨克就如同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浪人、中国的侠客一般，其实这个比喻不太恰当。骑士是中世纪欧洲没有继承权的人的一个封号，日本的武士是隶属于领主的家丁门客，而中国的侠客只是赋予了太多文学想象的统称，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俄罗斯的哥萨克却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有共同特征的社会文化群体，它在今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存在了大约500年的历史。
　　哥萨克（Казак）这个词来自突厥语，是俄国的民间文学中的“绿林好汉”，很多书上都解释说是“自由自在的人”，其实用中国的话说就是“盲流”。15－17世纪在俄罗斯农奴化过程中，不愿为奴逃亡到边区去谋生的人，逐渐聚集成群，受西南部草原地带突厥民族的影响，养成了一种善骑射、不受管束的有独特文化的认同关系，大量的逃农聚集在南俄草原一带，沙皇在迅速扩张过程中对南部草原也只有名义上的权力。这些边区土地上的“自由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亦农亦兵，长期处于半军事状态。东欧平原山少，哥萨克多是以河流命名，比如有顿河哥萨克、伏尔加河哥萨克、乌拉尔哥萨克、西伯利亚哥萨克、外贝加尔哥萨克、库班哥萨克等。沙皇政权自然了解这种半军事体制的自由人大量集结对国家的危险，但是一时间鞭长莫及而无可奈何。由于沙俄的地理环境，人口稀少，中央政权的管辖能力有限，不像中国传统社会可以完全融化并吞掉社会的异己力量，这些因素都使哥萨克逐渐坐大。同时统治者也需要这些勇敢善战的人来防御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通过草原的商队经常受到鞑靼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袭击，因此就需要军事方面的保护，只好借助哥萨克人为帝国戍边征战，早期欧俄周边国家的统治者对这些“草莽英雄”一般采取怀柔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便形成了一个叫“哥萨克”的特殊人群。
　　它们的组织形式是军民合一的部落形式的自治体，他们建筑一种特殊的营地叫“塞契”（或译为“营地”），由土围子、堑壕、原木围墙和带有射击孔的塔楼组成，营地定期举行全体成员大会，其中以乌克兰的札波罗什哥萨克最为有名。他们聚居于第聂伯河中游的激流险滩段（札波罗什即激流之意），形成著名的“札波罗什营”。这是一种独立的军事自治流动组织，大部分居民依靠战利品为生，一部分人从事渔猎与养蜂，只有小部分已婚年长的人务农。但从17世纪起，哥萨克在草原占地从事农业生产已逐渐常规化，以自治的村社组织来耕种“什一税田地”，即1/10用于军事哥萨克的粮饷，组成自备武装的轻骑兵（以顿河马、弯刀和长矛为主要装备），到自己地盘以外地方抢劫，尤其是在河滩地段抢劫船队，是他们的保留节目。到了冬季商队减少就会到第聂伯河、伏尔加河等沿岸城市出售猎物或做短工。他们也常常袭击黑海沿岸的鞑靼人和土耳其人。这种组织的特点是，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头领）通过选举产生而不能世袭，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并由这些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战时统领军队，平时行使行政管理。这种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国本土和周边国家盛行的农奴制和官僚制也十分抵触。
　　最先是波兰人开始利用哥萨克武装人员，他们用登记造册的方式来实行掌控，未经登记的人被认为是非法的。1625年在册的哥萨克是6000人，到了1649年是4万人，1654年则是6万人。这些人受招安归顺以后成为领有封地的哥萨克上层（有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农奴），于是在哥萨克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后来俄国统治者也效法“册封哥萨克”，赐予哥萨克上层人士爵位和土地，承认其自治权力和藩属地位，基本上不干涉哥萨克的内部管理，有时出于统治策略的需要甚至增加他们的人数，把流放的犯人、政治犯和遭贬的人物，例如判处死刑的大贵族家臣等等发配到这些地区。17世纪在俄国南部形成一条宏大的军事防御体系，绵延数百公里，主要靠“前哨所”和“哥萨克村（塞契）”的军事力量来服役。政府只是尽可能设法不让这些人回到莫斯科以东的内地来。俄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06－1607的鲍洛特尼科夫起义、1667－1671年的斯捷潘·拉辛起义和1773－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都是以哥萨克为主力的。1654年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受到镇压，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求助于俄罗斯，当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又经过80年的磨合期到1722年沙俄废除哥萨克人的盖特曼自治，乌克兰总督鲁缅采夫把10个哥萨克军团改编为俄军的10个正规骑兵团。
　　“有奶就是娘”的生存哲学
　　哥萨克运动具有打家劫舍的“绿林思想”和“有奶便是娘”的“傍大户”风格。在河滩地段打劫过往商船是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哪一边的统治者剿灭力度加大就去投靠其他的统治者。尤其是黑海和里海靠近出海口的哥萨克，在俄罗斯境内作案，如果受到官兵的追杀就去为土耳其苏丹和波斯大汗服务。“易倒戈”的朝秦暮楚的“骑墙”特点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哥萨克不是一个民族，成员多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也有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摩尔多瓦人和波罗的海人，大都是不堪忍受本国政府的压迫才逃到管制力量薄弱的“三不管”地区，借助外力抗击宗主国是哥萨克的老传统，尤其是地处边缘的哥萨克，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政治认同模糊，游离于几大政治势力之间，17－18世纪在几个政治势力的夹缝中生存，拉甲打乙、联乙攻丙，曾经与土耳其苏丹结盟、向克里木的鞑靼汗示好、也曾投入过波兰王国的怀抱、忽而又效力于莫斯科的政府，出尔反尔都不足为奇。波兰、俄国、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哥萨克来打击国外势力的，但本身对他们又极不信任。
　　哥萨克自身的历史十分复杂，哥萨克各集团之间、长老和军事统领之间、农奴和哥萨克之间、哥萨克和政府之间、哥萨克与支持其力量的外国势力之间，都存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不可能完全驯服于某个政权，但是又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哥萨克的生存哲学是游离于夹缝和边缘，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自由度。在札波罗什的哥萨克中就一直存在着“亲莫斯科派”与“反莫斯科派”，这两派根据沙皇的打拉力度此消彼长，而沙皇对他们的忠诚程度历来是不抱希望的。彼得一世就说过，乌克兰哥萨克所有的盖特曼（共有17位），除了赫梅尔尼茨基和斯科罗帕茨基以外，其余的都是变节者。但是历代沙皇都明白，对这批桀骜不驯的人安抚政策比镇压更有利。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人，可能都会记得，主人翁格里高利像候鸟一样一会参加红军，一会儿投靠白军，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他到底信奉什么价值观？其实这一方面说明他信奉哥萨克自治思想，反对外人染指“他们自由的土地”，另外也表现出典型的哥萨克“有奶便是娘”的一贯风格。所以沙俄时代哥萨克被利用作为镇压人民运动的工具。
　　犹太人的天敌
　　长期以来哥萨克一直与犹太人势不两立，他们同是缺乏国家认同没有归属感的流浪群体，但是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却有很大的差异和对立，有人说哥萨克和犹太人对立就像“斯巴达和雅典人一样”。20世纪初俄国的犹太人和哥萨克人数大体相当，犹太人有530万，哥萨克约440万，分别占总人口的3%、2%，都是少数群体。但是生活习性、价值观念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犹太人强调读书做生意，有迫切的生存危机感，聚敛钱财，重视教育。这种文化传统逐渐变成一种趋利性的商业资源，孩子需要及早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如果说犹太人一会说话就要读书，一开始读书就要考试，犹太孩子从小就被家长逼上各种补习班，以期早早地出人头地，有一技之长；有尚武精神的哥萨克则恰恰相反，他们蔑视财富，不重视教育，强调平等，习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准军事化生活习性养成了哥萨克人一会走路就能骑马，一会骑马就能射击，过着一种豪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强盗生活。以第聂伯河为界的右岸乌克兰基本上是以波兰人为农奴主、乌克兰人为农奴的大庄园，左岸是哥萨克自治塞契，哥萨克的不事耕作劫掠成性决定了他们经常骚扰右岸，而波兰人自己并不经营土地，全是雇佣犹太人作为管家来管理农奴，于是形成乌克兰人哥萨克十分痛恨犹太人。哥萨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有新加入者补充的集体，而且来者不论出身民族，但独独坚决排斥犹太人，而犹太人对劫掠成性的哥萨克也是惟恐躲之不及，不会去染指这个群体。
　　没有自己祖国的犹太人在东欧各国从事当地人鄙视的商业、银行、管家等行业，长期的积累使犹太人具有经商才能与意识。因为在中世纪时期，教会不允许教徒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所以这一领域的从业者大都是犹太人，也大都比较富有。同行的当地居民自然竞争不过他们，在乌克兰人和俄国人看来，犹太人从事的都不是“正业”，是坑蒙拐骗之术，是一个让人藐视的食利阶层，而犹太人又不掌握权力，政治地位低，处在统治者的打压之下。因此长期以来犹太人成为集体泄愤的对象，民间的反犹情绪经久不衰。在很多欧洲国家，犹太人往往是多数群体攻击的对象，俄罗斯也不例外。但充当急先锋的，却是另一个与他们人数相当的少数群体——哥萨克。
　　《骑兵军》背后的故事
　　17世纪中叶，在波兰和俄国第一次爆发沙皇主导、哥萨克充当急先锋的屠犹活动，有数万犹太人被杀。对哥萨克来说，屠犹既过瘾又有斩获，此后哥萨克的屠犹从未停止过，排犹不仅出现在沙皇颁布的法令中，而且化作一种极端情绪在民间蔓延。1903－1906年，第二轮屠犹在波兰、乌克兰、俄国展开。1905年遇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下达屠犹令，放纵其哥萨克骑兵在犹太人生活区烧杀抢掠。在沙皇政府命令下，屠犹成了哥萨克发挥本性和专长的“业务”，以致上万犹太人被打致残，数千人毙命。1918年－1920年是第三次屠犹，又有大约10万人在乌克兰的俄国国内战争（今天乌克兰人称为“乌克兰独立战争”）和苏波战争中被无辜杀害。无论是苏俄哥萨克的红色骑兵，还是争取独立的哥萨克“乌克兰人民军”，都从没有停止对犹太人的暴行和杀戮。
　　苏联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就是以一个在哥萨克骑兵中生活了七年的犹太人并参加了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骑兵作战”——苏波战争的体验，鲜活地描写了这一战争时期哥萨克骑兵的故事。他把哥萨克对犹太人的仇恨描写得淋漓尽致，也把这个团队的嗜血的野性真实地反映出来，因此惹恼了第一骑兵军的军长布琼尼元帅，布琼尼指责巴别尔诬蔑纪律严明的红军，把他们描写成一群“以冷兵器杀人为乐”的土匪。是1928年回国观光的高尔基仗义执言，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坚决支持巴别尔，“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我从未见过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当时斯大林正在全力发起一场争取高尔基回国定居的运动，整个文学界像高山仰止一样崇拜高尔基，在这种背景下，从未把巴别尔放在眼里的布琼尼不敢得罪高尔基，只能忿忿不已。但高尔基去世后，失去保护的巴别尔很快在1939年5月15日被捕，罪名是“在筹备针对苏维埃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中，从事反苏维埃的阴谋活动”；1940年1月被专政机构秘密处决。
　　经典骑兵
　　在冷兵器时代，哥萨克的骑兵以其速度快、机动性强、杀伤力大、骁勇善战的轮番攻击威震欧洲，欧洲国家也常招募哥萨克作为雇佣军。哥萨克参加了从18世纪到苏联二战中所有的战役。有人说他们是欧俄草原上最具有草莽风格的经典骑兵。他们的骑兵马蹄是与沙俄向外扩张的步伐同步飞扬的，多次为俄国开拓疆土立下赫赫战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大约组建了30万人的11支哥萨克军团。但是由于现代化武器机枪、排炮、坦克等的投入，骑兵注定将成为被淘汰的兵种，并没有像此前的战争一样有骄人的战绩。在十月革命后的内战中，哥萨克分属两个阵营，布琼尼、铁木辛哥的红军第一骑兵军所向披靡。苏波战争时期，曾经在空中俯瞰过这支部队的美国飞行员有这样的描述：“骑兵每行八人八骑，有的头戴圆筒卷毛高帽，有的身披黑色大氅，他们背上斜挎步枪，腰间悬挂马刀，在尘土中浩浩荡荡前进，数万匹马纵横驰骋，数万把刀交错挥舞，这场景极其令人震撼，成为骑兵战史上最壮烈的一幕。”据统计，从1918到1920年，有100万哥萨克阵亡。
　　内战结束以后，苏联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延续哥萨克自治的政策，允许他们自主选举苏维埃，成立哥萨克军人会议，一方面加大削藩力度，实行“非哥萨克化”。随后打压的力量逐步加大，对不服从者就从肉体上消灭，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哥萨克暴动，曾一度导致红军失利，放弃了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后来苏俄南方战线派出大规模正规军镇压，1920－1930年代在苏维埃政府的彻底剿灭下，哥萨克力量日渐衰落。大批哥萨克逃亡者涌入捷克等国。以后苏俄又通过移民、掺沙子，最终使这个存在了几百年的特殊群体融化在普通百姓当中，这才结束了哥萨克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军队开始也曾以保留了哥萨克特点的骑兵再次披挂上阵，但已是强弩之末，在现代的立体机械化战争中，延续了400年的昔日辉煌不再，铁木辛哥式的哥萨克将领很快也为朱可夫式的现代军事家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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