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长城内外

　　北虏牙帐暂时还没有与中土交恶的想法，突厥、铁勒等北虏联军兵逼燕北也不是为了与帝国军队打仗，所以当燕北镇戍军气势汹汹的杀出长城后，北虏联军马上后撤。
　　此刻已是严冬酷寒之季，天气对双方来说都不利。北虏联军一撤，燕北镇戍军也就停下了脚步。北虏人不想打，伽蓝更不想打，以目前燕北镇戍军的内部状况，根本没有胜算，但这个兵一定要出，攻击态势一定要做出来，否则无法对北虏形成威慑。
　　北虏出兵威胁燕北，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持燕北私市以便从南北回易中获得所需战略物资，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壮大，为了打探中土之虚实。
　　如今，伽蓝给了他们答案。伽蓝根本无惧于北虏的威胁，先是以血腥手段摧毁了燕北私市回易，接着倾尽燕北之力出长城与北虏联军作战，其意志之坚定，态度之跋扈，充分展露了其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誓死一战的决心。由此也向北虏发出了一个清晰的讯息：中土帝国在赢得西征、东征的胜利后，对北方大漠志在必得，对北虏诸种之野心充满了警惕，并为此做好了北伐准备。伽蓝和燕北大军便是中土帝国北伐之先锋，而今日一战，或许便是中土帝国发动北伐的最好借口。
　　面对中土帝国咄咄逼人之势，大漠北虏预感到了危机的来临，他们积极备战，如此一来北虏对燕北私市回易的需求就尤为迫切。面对这一突出矛盾，突厥人不得不主动放低姿态。阿史那咄捺和史蜀胡悉在率军后撤的同时先后派出了使者，向伽蓝这个完全陌生却又异常凶恶的对手发出了善意的求和讯息。
　　伽蓝非常强硬，斩杀虏使，以血淋淋的人头向阿史那咄捺和史蜀胡悉发出了严正警告，向那些参加北虏联军的突厥、铁勒、奚、霫、契丹、室韦等诸种部落的首领们发出了严厉告诫：立即解散军队各归本部，如果继续集结并向宗主国做出威胁之态，帝国大军必予以迎头痛击。
　　伽蓝给出最后期限，在今冬第一场大雪来临之前，如果诸种部落军队依旧集结不散，帝国大军将发动攻击，所有后果皆有诸种部落承担。
　　伽蓝凶名赫赫，龙卫军恶名太甚，面对如此一个疯狂残忍之徒的威胁，诸种部落无不胆怯。奚、霫、契丹和室韦等远东诸虏率先撤离，日夜狂奔而走。北虏联军士气低迷，军心溃散，突厥、铁勒诸部不敢坚持，随即各归本部而去，一触即发的南北战争很快便消弭于无形。
　　大业十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从天而降，而大漠北虏与中土帝国之间的关系也随着这场大雪降到了冰点。
　　对燕北来说，与北虏关系的紧张还不是最大危机，最大危机是来自内部，来自太行山南北的叛乱。
　　伽蓝摧毁了燕北私市回易，虽然维护了帝国利益，但损害了幽燕、代北、河北乃至东都众多势力的利益，而受损最为严重的便是一直以来依靠燕北私市回易生存的太行山南北的地方势力，这其中就包括横行于幽、燕、代、冀之间以走私盐铁为主要谋利手段的行会帮派、马贼和山匪。
　　冬天是私市交易的淡季，而那些依靠走私生存的大小势力若想平安渡过淡季，就必须在夏秋这个走私旺季赢得足够利润，但今年因为伽蓝以雷霆手段摧毁了燕北私市，断绝了这些大小势力的生存之路，于是，今年的冬天就成了他们的噩梦。
　　你断我生路，置我于死地，我当然要绝地反击，更何况今日中土已乱象纷呈，再加上历史、文化传统和深重的利益纠葛等一系列深层次原因，使得中土各阶层为了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有意识地推动着中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混乱乃至分裂的方向“亡命狂奔”。
　　今日山东已经大乱，中原、河北、河南更是叛乱的“重灾区”，而帝国根基之地的关西也是叛乱迭起，扶风贼首李弘甚至举旗称王，而近期北疆西部延安郡的贼首刘伽论不但举兵造反，甚至还建元开国，以皇王自居。
　　这些乱象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于天下，也传播到了幽、燕、代等边陲疆域。幽、燕、代三地位于北疆前沿，边陲地带，因为屯有帝国卫府大军，且始终笼罩着南北战争之阴云，所以至今尚未有叛乱发生，但因受山东、关西等地叛乱逆潮的影响，再加上北虏始终觊觎中土而极尽阴谋之能事，使得边陲的一些野心勃勃者早已蠢蠢欲动，所缺者无非就是一个举旗契机，一个能够集三地势力、召三地豪雄共襄盛举的最佳机会。
　　今天，伽蓝把这个机会拱手相送。
　　率先举旗造反的便是涿郡第一豪望赵氏。
　　赵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到战国时为鼎盛。秦吞并六国一统中土后，赵氏衰微，宗族随即分为东西两家。数百年来西北天水赵氏最为知名，而东北涿郡的赵氏次之。北魏后期天水赵氏曾镇戍武川。西魏八柱国之一的赵贵便是起自武川，一直为武川系的中坚人物。涿郡赵氏则闻名于燕、代，扬名于北虏，近代史上其子弟先后效力于北魏、西魏和高齐，在南北战争中更是屡见功勋，其族群也随之分为涿郡赵氏和河间赵氏。随着中土的统一，涿郡赵氏、河间赵氏与整个山东贵族集团的命运一样，均受到关陇贵族集团的遏制和打击，权势渐微。
　　在燕北各种势力中，涿郡赵氏为汉人世家势力之首，横行于黑白两道，纵横于南北两地，只手遮天，然而随着伽蓝的到来，其势力遭到了致命打击，一夜间便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涿郡赵氏与各地、各种势力之间都有着紧密的利益联系，伽蓝即便是强龙过江，也无法将其一棍子打死，而没有将其彻底“打死”的恶果非常严重。就在伽蓝与燕北大军在长城外与北虏联军对峙之际，以赵郡赵氏为首的与伽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燕北地方势力联手造反，在伽蓝和燕北大军的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伽蓝已有预防，他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便派遣冯翊和西行带着两千精骑悄悄返回长城以内，对叛乱者痛下杀手。
　　与此同时，伽蓝利用北虏联军对燕北所造成的威慑，成功借助北虏的力量钳制住了燕北大军内刚刚收编的地方武装，让他们即便在知道燕北爆发叛乱的消息后，也不敢有所动作，因为大军一旦内讧，分崩离析，必然会遭到北虏联军的猛烈攻杀，极有可能全军覆没，同归于尽。燕北地方势力不敢以身犯险，只能无奈地等待着局势的发展。
　　大雪纷飞之际，伽蓝屯重兵于长城以北威慑大漠，同时遣精骑于长城以内剿杀叛逆，其行险之策虽遭到部属们的担忧，但最终结果证明伽蓝的计策是正确的，帝国大军不但在长城以北扼杀了北虏以武力威胁中土试图维持南北私市回易的图谋，还在长城以内给了背叛者以沉重打击。
　　叛乱首领、涿郡赵氏的赵德言也同样做了两手准备。他选择叛乱的时机是恰当的，而叛乱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北虏的配合，只要阿史那咄捺和史蜀胡悉能顶住燕北大军给予他们的重压，并伺机发动攻击，牢牢牵制住伽蓝和燕北大军的主力，那么赵德言即便实力有限，也能借助燕北人对伽蓝的仇恨而掀起狂潮横扫燕北，继而把伽蓝和燕北主力困在长城北线，然后在严冬的帮助下置伽蓝和燕北主力于死地。然而，阿史那咄捺和史蜀胡悉却是有心无力，当联军内部众多诸种部落迫于帝国大军的威慑而撤回本部之后，联军也就解散了，根本无力牵制燕北大军，更无法配合赵德言占据燕北。
　　赵德言对形势的发展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好在他做了两手准备，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计策失败后，遂为了保存实力，急速撤离了燕北，拉着队伍上了太行山，与盘驻于上谷飞狐陉一带的豪雄王须拔会合，并利用严冬之时机，积极与幽、燕、代、冀等大小势力合纵连横，打算集结更多力量在太行山南北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北疆的狂风暴雨。在赵德言、王须拔等帝国叛逆者看来，若能在北疆重演北魏末年的六镇大起义之惊天波澜，则必能动摇帝国之根基，摧毁中土统一之大业，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创造一个空前的大机遇。
　　伽蓝殚精竭虑，耗竭心血，最终还是在隆冬时分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
　　外有虎视眈眈的北虏诸种，内有野心勃勃的燕赵豪雄，再加上动荡不安的朝野政局，伽蓝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挽救加速颓败的帝国。
　　年底，裴世矩来信，授其分裂北虏之计，要求伽蓝把主要精力放在外事上，未来一段时间不要去分心平叛。在他看来，外患远远大于内忧，攘外更重于安内，帝国唯有解除或者遏制了北虏对中土的威胁，才能把主要精力用于平息国内的叛乱和稳定国内局势上，否则帝国只能在内外两条战线上苦苦挣扎。
　　伽蓝遵命执行，通过燕北胡商向阿史那咄捺发出了可以谈判的讯息。


第三百零一章 大业十一年的初春
　　大业十年的冬天，帝国内忧加重，虽然皇帝和中枢想尽办法扭转危局，但无奈政令出不了东都，中央和地方、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各地叛乱者有增无减、有恃无恐，不少贼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迅速扩展并形成了一定规模。
　　十一月下，晋中离石郡胡贼刘苗王集数万之众举兵叛乱，自称天子。河北邯郸贼帅杨公卿、汲郡贼帅王德仁、清河郡贼帅张金称、高鸡泊贼帅高士达和窦建德、豆子岗贼帅郝孝德、格谦、高开道等各自聚众数万，纵横河北，严重威胁着东都至涿郡的水陆粮道。河南贼帅更多，其中齐鲁贼帅孟让、左孝友和卢明月的发展势头最为强劲，他们横行于齐鲁江淮，攻城拔寨、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皇帝震怒，以剿贼不力之罪斩杀右骁卫将军、检校彭城太守董纯，并诏令江都留守王世充、齐郡通守张须陀不惜代价戡乱平叛。王世充遂率江淮军，张须陀遂率齐鲁军，倾尽全力剿杀叛军，经过艰苦作战，帝国大军终于在年底之前击败了孟让和卢明月诸贼，重创了叛军，遏制了叛军强劲的发展势头，同时也算勉强维护了东都的颜面，维护了中央的权威。
　　转眼就是新年，历史进入了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的初春。
　　这个冬天对北疆来说充满了苦涩和无奈。在外，以突厥人为首的北虏诸种已经形成联盟，并对中土虎视眈眈，虽然在帝国大军横扫高句丽的巨大威慑下有所隐忍，但兵胁燕北之举，还是清晰地暴露出其觊觎中土之野心。可以预见，只有给北虏一个机会，大漠数十万控弦之士必定席卷南下。在内，以上谷王须拔、河间魏刀儿、博陵甄翟儿、燕北赵德言、幽州杨仲绪为首的北方豪雄纷纷举旗，他们利用这个严寒迅速扩张和结盟，并在极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以北太行为中心的席卷幽、燕、代、晋、冀五大区域的庞大的义军势力。
　　此刻，整个北疆镇戍军都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从幽燕的涿郡到代北的雁门，乃至灵朔的贺兰山畔，帝国镇戍军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患直接影响到了中土之安全，而内忧则严重威胁到了镇戍之根本，一旦粮草武器等战争物资不能及时充足地运送到边陲，镇戍军拿什么抵御外虏的入侵？
　　鉴于国内日益严重的危机，帝国在新的一年里其战略是“安内”还是“攘外”？安内是必需的，是国祚存续之基础，而攘外则迫在眉睫，必需全力备战。帝国陷入两难困境，进退维谷。
　　帝国改革派势力当然知道“安内”的重要性，国内不稳，何谈改革？然而，帝国国内之所以陷入深重危机，正是因为帝国保守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当初保守势力混乱国内局势的目的是为了阻挠皇帝和改革派发起东征，如今这一危机却成为他们胁迫皇帝和改革派停止甚至放弃改革的最佳手段。
　　皇帝和改革派绝不妥协，妥协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而政治上的失败不仅意味着他们将被废黜和赶离政治中枢，还意味着帝国将倒退回门阀士族政治，而门阀士族政治必将摧毁中土的统一大业，必将把中土再一次推向分裂之深渊。
　　何去何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制造国内危机，拿国内危机来胁迫我，我就拿外部危机来反制你，并以此为契机牢牢控制住军队。只要我掌控着军队，我就掌控了主动权，我就能始终压制住你。等到国内危机发展到一定地步，国内叛乱必然在严重损害皇帝和改革派利益的同时，也严重损害到了保守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到那时帝国的保守势力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其祸，最终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向皇帝和改革派做出妥协，不得不向改革做出最大程度的让步。
　　于是，皇帝和改革派从这一思路出发，诏令北疆各路镇戍军，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北虏的防范上，并做好南北战争的准备，至于戡乱平叛，则交给各郡太守和地方军。
　　说白了皇帝和改革派的目的就是借外患来控制军队，我的军队我控制，我的实力我保全。而国内危机则因为源自帝国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源自各贵族集团和各地方势力的放纵、怂恿和不作为，甚至还有亲自参与其中的，所以皇帝和改革派“落井下石”。既然烂摊子都是你们弄出来的，那就该你们去收拾，你要权，我就给你权，但如果你们收拾不了烂摊子，我就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地收拾了你，如此则一举多得，一箭多雕，在迫使各贵族集团和地方势力与叛乱者自相残杀的同时，也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了他们的实力。只待帝国遏制了外患，皇帝和改革派就能调用军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把保守贵族、地方豪望和叛乱者等反对势力一扫而空。
　　养肥了羊，纵容了狼，驱使狼羊互战，当狼羊两败俱伤之际，也就是牧羊者最后出手确保胜局之刻。
　　只是，皇帝和改革派的如意算盘虽然打得响，但未免过于自信，过于乐观了，孰不知各贵族集团和地方势力虽有自陷绝境之危，但反过来也可置之死地而后生，绝地反击。我不能迫使你妥协，干脆就把你彻底摧毁，只要我活着，我的利益尚存，那么即便为此付出亡国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帝国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在东都、西京的激烈交锋，迅速影响到了国内地方局势，也影响到了边陲镇戍局势。
　　新年之后伽蓝接到了皇帝诏令和裴世矩的密信，帝国中枢谋划以和亲之策来赢得突厥牙帐南部诸部落首领叱吉设阿史那咄捺的归附，继而分裂牙帐，让大漠北虏自相残杀，以此来缓解北疆危机，继而给皇帝和改革派实现他们所拟定的新的中外战略而赢得充足时间。
　　皇帝和裴世矩都很急切，而且对和亲之策颇具信心。他们依据历史经验，认为外虏皆以迎娶中土帝国宗室公主为荣。
　　和亲之策由来已久，对中土来说这是对付外虏的最经济的政治手段，而对外虏来说，这同样是以最小代价赢取中土帝国政治联盟的上上之策。从最近的历史来说，便是西突厥的射匮可汗，三番两次遣使求亲，为了赢得与中土帝国的政治联盟而把姿态放得很低，但中土帝国虚与委蛇，至今也没有答应射匮可汗的恳求。
　　与大漠东突厥的和亲则始自先帝开皇年间。帝国在分裂和削弱大漠北虏后，又主动扶植东突厥的启明可汗以维持大漠局势的稳定，故先是以安义公主和亲。安义公主病逝后，又以义成公主嫁之。启民可汗死后，依照大漠继承制度，义成公主为始毕可汗所娶。在这一背景下，东都主动再施和亲之策嫁宗室公主于阿史那咄捺，虽然名义上是加固与东突厥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则是扶植阿史那咄捺，蓄意要在大漠上制造两个实力相当的牙帐，行分裂之阴谋。
　　东突厥人心知肚明，但始毕可汗和牙帐尚不敢公然阻止以交恶中土帝国，更不想因此中了中土人的奸计而兄弟反目、手足相残，导致当前正在成形的大漠诸虏大联盟走向分裂，所以始毕可汗和牙帐保持了沉默。但始毕可汗的一帮兄弟不能沉默，他们必须摆明自己的立场，是支持始毕可汗完成东突厥东山再起之梦想，还是支持阿史那咄捺让东突厥再一次坠入中土人所设的奸计重蹈衰败之覆辙。
　　结果不言自明。阿史那咄捺势单力孤，假如他一意孤行，把个人利益至于牙帐利益之上，则东突厥人历经整整一代人的卧薪尝胆、励精图志、重振牙帐之大业必然功亏一篑，所以阿史那咄捺根本没有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牙帐，忠诚于始毕可汗，然后以病重为由，无限期的拖延谈判时间。
　　伽蓝和僚属们商量之后，一致认为若想顺利实施东都的和亲之策，必须再设计以离间始毕可汗与阿史那咄捺，一旦阿史那咄捺被逼上绝路，他唯有以赢得中土帝国的支持来抗衡始毕可汗，如此则可达到分裂突厥牙帐之目的。
　　伽蓝把目标瞄准了史蜀胡悉。只要在谈判过程中诱杀了史蜀胡悉，必能离间始毕可汗和阿史那咄捺。
　　只是，依照历史进程来看，皇帝今年要北巡，而突厥人今年会乘机南下入侵，并围困皇帝于雁门达一个月之久，若不是有义成公主的帮助，再加上各路勤王之师蜂拥而至，突厥人或许还会继续包围下去，以胁迫皇帝签订城下之盟。一旦皇帝被迫向突厥人低头，那对皇帝和中央的威信是个致命打击，帝国崩溃的速度会更快。好在最后突厥人主动撤离了，但即便如此，皇帝和中央还是因为这件事导致威权骤丧。另外此事也充分暴露了皇帝和中央基本上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而北疆镇戍军之所以不堪一击，又充分暴露了国内深重危机对帝国国力所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巨大伤害，其中对帝国国防和外交战略的破坏性尤为严重。
　　伽蓝想知道的是，皇帝北巡的路线是个机密，而这一机密因何泄露？东突厥人选择南下入侵的时机恰好是皇帝北巡雁门之时，皇帝固然措手不及，但东突厥人又为何来得如此之快？为了这次南下入侵，始毕可汗集结了大漠诸种部落数十万控弦之士，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更需要周详的谋划，那么，北虏入侵雁门的谋划又在何时拟定？是在皇帝决定北巡之前拟定，还是之后？由此来推断，皇帝的身边或许有内奸，但假如没有内奸，那么，这段记忆中的历史就存在着诸多疑点，后人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为了抹黑皇帝，或许有意篡改和隐瞒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
　　伽蓝犹豫不决了。接下来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挽救皇帝和中央的威权？是设计阻止皇帝北巡，还是设计阻止突厥人南下入侵？


第三百零二章 燕北军的决策
　　燕北行辕的傅端毅、薛德音、孔颖达等人均建议伽蓝尽快出手击杀史蜀胡悉。
　　此刻双方斗的就是士气，帝国暂时无力北伐，甚至难以抵御北虏的入侵，所以若能借助摧毁高句丽之力对北虏做出咄咄逼人之势，或许就能吓住北虏，遏制北虏南侵之野心。
　　但冯翊、西行等军官则劝说伽蓝不要在南北战争一事上心存侥幸，北虏人既有武力亦有智慧，仅仅靠虚张声势的威慑未必能达到预期目的，甚至有可能弄巧成拙，所以必须正视现实，必须尽快戡乱平叛，以确保连接南北两地的水陆通道畅通无阻，否则一旦永济渠等粮道断绝，北疆镇戍缺乏粮草武器的支援，则后果不堪设想。
　　冯翊、西行所担心的，也正是现今南北矛盾突然激烈的原因所在。
　　帝国因为连续数年的西征、东征导致国力耗损严重，再加上国内叛乱迭起，很多地区田地荒芜颗粒无收，导致国力急骤衰退，实际上帝国已经无力维持整个边疆镇戍所需。这种情况下，皇帝和中枢理所当然支持伽蓝整肃燕北，断绝南北两地的私市回易，如此一来既能遏制北虏的发展，又能有助于改善边疆镇戍之不足，一举两得。
　　然而，皇帝、中枢和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伽蓝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北虏对此事的反应异常激烈，因为此举不仅遏制了北虏的发展，更严重危及到了北虏的生存。虽然南北双方的官方回易依旧继续，但可以预见，中土帝国在完成了西征和东征之后其矛头已经对准了大漠北虏，断绝私市回易的下一步，必定是中断南北之间的官方回易，这对北虏的威胁太大了，迫不得已之下，北虏也只有行险一搏了，乘着中土帝国在连续的西征、东征之后精疲力竭的情况下，倾尽全力南下作战，以武力胁迫中土帝国做出让步，继而赢得长期而稳定的南北回易。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皇帝和中枢所拟的国防、外交大战略推进到今天，接下来的确要全力以赴对付大漠北虏，为此当然要中断双方的回易。另外从国内目前的现状来说，帝国实际上也无力维持目前的南北回易，现今帝国所产的粮食武器已经无法保证边疆镇戍所需，更勿论去维持官方的南北贸易了。
　　也就是说，当前伽蓝即便实现了皇帝和中枢的命令，分裂了大漠北虏，杀了史蜀胡悉，实际上也无法阻止大漠北虏的南下入侵。天下大势发展到今天，历史车轮自有它前进的轨迹，这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也不以某个政治势力所左右。一触即发的南北战场，对中土帝国来说是无法避免，对大漠北虏来说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双方谁都不想打，但事已至此，不打也得打了。
　　从天下大势的发展来推衍时局的变化，伽蓝也就找到了北虏南下入侵的原因，而由这个原因来追溯，不难预见到始毕可汗和牙帐可能早在此刻便拟定了南下入侵的计策并开始着手实施。
　　同样，对东都来说亦是如此，皇帝和中枢也必然看到了北疆危机，为此先派遣伽蓝到燕北并授予其大权，接着不惜以和亲之策拉拢叱吉设阿史那咄捺试图分裂牙帐，但外交手段失败之后，南北战争的爆发已不可避免。然而国内矛盾激烈，中央正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也是有限，为此皇帝迫不得已，只好亲自赶赴北疆坐镇指挥御敌。也唯有他亲自赶赴北疆，各地的军队和粮食武器才有可能源源不断抵达北疆。而这就是皇帝在政治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毅然离京北上巡塞的原因所在。
　　后人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为了故意抹黑皇帝，完全掩盖了当时大漠北虏的再次崛起和由此导致的南北大势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导致帝国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皇帝并不是穷兵黩武之辈，以改革派为首的中枢也不是昏庸无能之士，他们之所以失败，正是失败在因为中央集权制的改革严重危及到了帝国贵族集团的利益，继而导致帝国持不同政见的政治集团之间“血腥厮杀”，于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皇帝倒下了，以改革派为首的中枢也倒下了，最终连帝国都崩溃了，而中土无数生灵在这场灾难中灰飞烟灭。
　　然而，伽蓝无力改变这一切，试想以皇帝和帝国整个改革派之力都无法逆转危机，更不要说他那点微薄之力了。
　　伽蓝的身心里弥漫着一股绝望情绪，他很沮丧，他和他的燕北军既不能阻御北虏的入侵，也无力迅速平定北太行南北两麓的叛乱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帝国走向崩溃，看着中土生灵在黑暗中挣扎死去。
　　当着燕北行辕众文武官僚的面，伽蓝把自己对天下大势的推衍详细呈述之后，文武官僚俱是神色凝重，沉默不语，气氛非常压抑。
　　伽蓝对未来的预测向来准确，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而这一天赋经过多次的事实证明之后，已经被他的部属所接受，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共识，凡伽蓝的预测，必一语成谶。这加重了伽蓝在众人心目中的份量，其威权日重。
　　良久，孔颖达率先打破了沉默。
　　“将军预测，今夏北虏将南下入侵，而陛下必定北上巡塞，这有几分可能？抑或，将军有确实的消息来源？”
　　“如果北虏南侵，以今日国内之现状，今日北疆镇戍之现状，先生以为，除了皇帝亲赴北疆奋勇御敌外，还有其他办法吗？”伽蓝反问道。
　　孔颖达苦笑不语。如果北虏南侵，北疆镇戍军明显不足，北疆所需的战争物资也是严重缺乏，偏偏此刻东都政治集团厮杀激烈，皇帝和中央威权不足，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尤为不堪，政令不通，这种局面下帝国如何以举国之力来进行南北战争？
　　第三次东征时，皇帝曾诏令各地卫府军队到涿郡集结，诏令各地郡县供应粮草武器，结果如何？直到平壤失陷，第三次东征实际上已经结束时，到涿郡集结的军队还是寥寥无几，而各地运到涿郡的粮草武器更是远远不足。这就是现实，现实很残酷，皇帝和中枢一清二楚，他们迫切想改变这一现状，但奈何各种矛盾纷纷爆发，国内各势力不能齐心协力，北虏更是乘机南下入侵，导致皇帝和中枢陷入内外敌人的夹击之中，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改变现状，只能被动地见招拆招，甚至拆东墙补西墙，结果当然是顾此失彼，破绽百出，连番受创。
　　所以，伽蓝的预测是正确的，假若皇帝和中枢得知北虏正在积极准备南下入侵，那么皇帝必然要北上巡塞，中枢必然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北疆镇戍上。此刻皇帝和中央已无计可施，唯有以身涉险，拿皇帝的性命、帝国的命运和中土人的尊严做赌博，继而迫使各地卫府军队和地方郡县府署竭尽全力进行南北战场。这是皇帝和帝国的悲哀，也是皇帝和帝国的无奈，更是当前帝国政治现状的真实写照。
　　当年先帝依靠贵族集团窃取了北周国祚建立了新朝，随后又依靠贵族集团实现了中土的统一大业，尔今同样是这些贵族集团，正在把帝国一步步推向灭亡。成也贵族，败也贵族，这就是帝国的全部历史。
　　“北虏一定会南侵？”孔颖达再度问道，他的语气十分不安，他不愿相信这一事实，但种种迹象证明，这一事实是肯定存在的。
　　伽蓝郑重点头，“国内危机愈演愈烈，国力日渐式微，帝国自身的生存都难以保全，哪还有余力维持南北回易？南北回易断绝，北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北虏当然要积极南下，以武力胁迫帝国重建南北回易。”
　　孔颖达难以接受这一理由，在他看来虽然南北回易会对北虏的生存造成一定影响，但这并不是引起南北战场的根源，他认为古往今来南北战争的真正根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碰撞，是野蛮和文明的对抗。然而，面对伽蓝所列举的理由，诸如每到大漠草原陷入灾难引发饥荒之时，便是南北战争进入高潮之刻，他也提不出反驳的理由。
　　“将军，计将何出？”冯翊心情沉重，不满孔颖达等儒士们的喋喋不休的论辩，遂直截了当的出言询问。
　　伽蓝必须做出取舍，他的力量有限，要么抵御外虏，要么戡乱平叛，燕北军只能做一件事，不可能两者兼顾，在内外两条战线上作战。
　　“王须拔要称王。”伽蓝缓缓说道，“王须拔一旦称王，北太行南北两麓叛军必定形成联盟，魏刀儿、甄翟儿、赵万海、赵德言、杨仲绪诸贼必定能在短短时间内拉起一支庞大武装，继而横行于北太行南北两麓，阻碍东都与北疆的联系，中断南北大通道，给北疆镇戍带来致命打击。”
　　此言一出，行辕文武官僚都明白了，伽蓝已经决断，要戡乱平叛，而不是以燕北的全部力量去实施皇帝和裴世矩所托付的分裂北虏之策略。
　　假如伽蓝的推断是准确的，北虏已经在进行南下入侵准备了，那不论中土如何努力进行外交斡旋和合纵连横于诸虏，都不可能改变南北战争爆发这一事实。既然南北战争肯定要爆发，中土和北虏肯定要打仗，那当然要为战争做准备了，而北疆镇戍的前提条件便是运输通道的畅通无阻，从而确保粮草辎重能够源源不断的运至边陲。


第三百零三章 向东都报警
　　燕北这边继续向叱吉设阿史那咄捺施压。伽蓝奉旨做出承诺，只要阿史那咄捺迎娶了帝国公主，帝国必定倾力帮助阿史那咄捺南面称汗，与牙帐的始毕可汗分庭抗礼，平分大漠。
　　伽蓝遣使告诫阿史那咄捺，从突厥人乃至往昔雄霸大漠的匈奴、柔然、鲜卑等诸虏历史来看，像阿史那咄捺这种庶出身份却又实力不俗的可汗之子在牙帐的处境十分艰难，时刻有性命之忧，而始毕可汗将其放置于大漠南面，让其处在南北战争的前沿，其叵测之居心一目了然，只待寻到“把柄”必会痛下杀手。
　　如今，燕北这个联通南北两地的私市回易已经被帝国断绝，而帝国更是在其后传出要把宗室公主嫁给阿史那咄捺，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足以让始毕可汗和牙帐权贵“浮想联翩”。换句话说，不论阿史那咄捺如何小心谨慎，还是中了帝国之奸计，被帝国推到了悬崖边上，生死悬于一线之间。可以预见，阿史那咄捺的“把柄”已被始毕可汗所掌握，此刻，始毕可汗将有何动作？
　　伽蓝毫不避讳地告诉阿史那咄捺，始毕可汗和牙帐在胡虏细作和帝国叛逆们的“误导”下，认为帝国正陷入深重危机之中，正是南下入侵的最佳时机，所以，始毕可汗和牙帐决意要在今年发动南北战争。从这一政治背景出发，始毕可汗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肯定要在南下入侵之前扫除一切障碍，其中就包括清除阿史那咄捺这个不稳定的充满了极度危险的存在。
　　伽蓝说，既然你的未来已经可以预见，理所当然要做出应对之策。或许在你看来这是帝国的离间计，是帝国要分裂牙帐，是打击和削弱突厥人的卑鄙阴谋，但既然这个阴谋事实存在，你又不能逃过这个阴谋，那你该如何选择？是选择束手就缚，被血脉兄弟屠杀，亲人部落灰飞烟灭，还是绝地反击，在帝国的帮助下，与始毕可汗和牙帐血战到底？是你和你的亲人、部落的利益重要，还是突厥人、牙帐乃至始毕可汗的利益至上？
　　伽蓝步步紧逼，使者往来飞奔，导致阿史那咄捺即便缩着脑袋也无法逃避形势的胁逼，日益被动。
　　始毕可汗和牙帐不能再“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了，假若任由中土人策反阿史那咄捺，分裂牙帐，混乱大漠，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始毕可汗的亲信大臣，俟利发史蜀胡悉赶到了叱吉设阿史那咄捺的帅帐所在地闪电河。
　　与史蜀胡悉同时抵达闪电河的还有可贺敦义成公主的亲信大臣阿史那铁槌。
　　阿史那铁槌是牙帐大叶护阿史那闾琅之子。大叶护闾琅是启民可汗阿史那染干的弟弟，始毕可汗的叔父，他与启民可汗的政治理念一致，认为南北双方唯有维持长久的和平，才能确保突厥人的生存和发展。历史证明，历代大漠霸主，不论是匈奴、柔然、鲜卑还是突厥先辈，即便在他们最为鼎盛之期，即便他们曾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过短暂的优势，但最终都未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反，他们都被南北战争所拖垮，乃至败亡。以史为鉴，启民可汗和阿史那闾琅选择了归附中土之路，以政治上的附属来换取突厥人的生存和发展。事实证明他们成功了，不但让突厥人在短短时间内重新崛起于大漠，还再一次征服诸虏称雄大漠。
　　然而，随着启民可汗的死去，始毕可汗的继立，牙帐对待中土的政治立场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以始毕可汗为首的新一代突厥人雄心勃勃，要征服中土，要雄霸天下，要建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武功。牙帐权贵随即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以可贺敦义成公主和大叶护阿史那闾琅为首的坚持与中土维持和平的保守派，一个则是以始毕可汗和他的弟弟俟利弗设阿史那咄栗、莫贺咄设阿史那咄苾嗣为首的积极要求发动南北战争的激进派。
　　叱吉设阿史那咄捺是双方都要争取的牙帐大权贵，值此紧要关头，始毕可汗要“争取”他，大叶护阿史那闾琅更要积极拉拢，而双方所使用的计策都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要维持牙帐内部的团结，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阿史那咄捺推到中土人的“怀抱”里。为此，双方都很默契，阿史那铁槌凭借义成公主与帝国的特殊关系，主动充当了斡旋者的角色，而史蜀胡悉则以始毕可汗和牙帐为后盾，主动与阿史那咄捺一起分担了南北回易断绝之责任，把两者之间的切身利益紧紧捆绑，做出同甘苦共患难之姿态。
　　伽蓝已有定计，他一边与阿史那铁槌虚与委蛇，一边想方设法让突厥人觉得帝国有议和之诚意，诱使阿史那咄捺和史蜀胡悉亲自赶赴长城脚下谈判。
　　与此同时，伽蓝书告薛世雄，把自己对帝国未来形势的推衍，对南北战争的预测，以及为此所拟制的戡乱平叛之计，详细告知，目的只有一个，全力以赴做好南北战争的前期准备工作。他期盼得到薛世雄的支持，期盼薛世雄能被自己所说服并动用其政治资源，以赢得皇帝和中枢对这一计策的支持。
　　薛世雄很吃惊，即刻回信询问，北虏阴谋南侵的消息是否确实，证据是否确凿。假若这一消息是真的，始毕可汗和牙帐正在联合北虏诸种南下入侵，必将给多事之秋的帝国带来更大的危机，帝国之根基或许将在中外诸多势力的共同夹击下摇摇欲坠。
　　伽蓝的秘兵身份以及他在西北所建下的赫赫功勋，不仅使他的身上蒙上了一层神秘光环，也使得他在这一领域拥有了不容置疑的能力和权威。诸如薛世雄这等了解他的人来说，从伽蓝嘴里说出来的机密，即便听起来异常荒诞，但十有八九确有其事，必须郑重对待。过去从伽蓝的嘴里曾透露出诸多不可思议的机密，而这些机密最终都被事实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这就进一步加重了笼罩在伽蓝身上的神秘色彩和他在机密情报领域的绝对权威。
　　伽蓝回信。他首先利用秘兵所掌握的神秘手段，蓄意编造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旁证。然后详细分析了南北形势的发展，以及牙帐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大漠北虏诸种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还有北疆叛逆者与北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继而佐以已知的旁证，推断出北虏即将南侵之结论。接着，根据这一推论，燕北行辕有的放矢地去寻找证据，而通过与叱吉设阿史那咄捺、俟利发是史蜀胡悉、大叶护之子阿史那铁槌以及与他们的部属们的接触，还有与铁勒、奚人、霫（xi）人、契丹、室韦等诸族大小权贵们的接触，伽蓝成功整理出了一批言之凿凿的新证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推论的准确性。
　　伽蓝告诉薛世雄，若想拿到第一手证据，就必须拿下始毕可汗的亲信史蜀胡悉，而签于皇帝和中枢所拟的分裂北虏的外交战略的需要，伽蓝建议即刻拿下史蜀胡悉，以期达到一举多得之目的。
　　薛世雄相信了伽蓝的话，同意了擒拿史蜀胡悉的建议。史蜀胡悉是始毕可汗的亲信，是牙帐权力核心成员，帝国突然出手擒拿，必然会引起南北双方的剧烈震荡，燕北极有可能遭到北虏的攻击，所以薛世雄下令，由已经升任武贲郎将的王辩和薛万彻、薛万均兄弟领五千精兵即刻赶赴燕北，帮助伽蓝实施这一计策。
　　史蜀胡悉虽然做了完全准备，但还是缺乏对伽蓝的了解，结果他一头栽进了陷阱，被伽蓝一刀砍下了头颅。
　　史蜀胡悉死了，死在阿史那咄捺和阿史那铁槌的眼前，两人措手不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伽蓝“逼”上了绝路。考虑到突厥人的利益和牙帐的稳定，两人不得不忍气吞声，与伽蓝商量善后。
　　伽蓝这一刀砍下的不仅仅是史蜀胡悉的头颅，也断绝了南北回易的重开之路，双方的矛盾骤然激化，虽然双方还坐在一起虚与委蛇，但彼此心里都明白，南北战争的爆发已不可阻止。不过，随着史蜀胡悉的死亡，可贺敦义成公主、大叶护阿史那闾琅和叱吉设阿史那咄捺算是“被动”结盟了，始毕可汗即便为了维持牙帐内部的团结不予“还击”，但这个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双方之间的厮杀迟早都要爆发。
　　阿史那铁槌和阿史那咄捺急报始毕可汗，实话实说，史蜀胡悉被中土人杀了，或许中土人在不久之后就要发动北伐了。
　　伽蓝急报薛世雄，说自己拿到了第一手证据，史蜀胡悉承认突厥人正在联合大漠北虏诸种，积极准备南下入侵。
　　同时，他密报裴世矩，并把呈送皇帝的密奏也一起交给了裴世矩，由裴世矩斟酌定夺。
　　薛世雄十万火急奏报东都，向皇帝和中枢报警。
　　孰不知，此刻的东都，一场政治风暴正愈演愈烈，爆发在即。


第三百零四章 刀尖上跳舞
　　帝国东征刚刚结束，北伐呼声便从中枢传出，帝国政坛上两大对立贵族集团之间的厮杀迅速进入白热化。
　　去年十月二十五，皇帝抵达西京，名义上是稳定帝国根基之地关中，实际上是向关陇本土贵族集团施压，试图借助东征大捷之优势逼迫关陇本土贵族集团向中央妥协，意图最大程度的缓解双方之间的矛盾，求同存异，齐心协力戡乱平叛，力争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国内局势，继而把全部力量放到北疆，积极应对虎视眈眈的大漠北虏，确保帝国的安全和中土的统一大业。
　　然而，皇帝一厢情愿了，虽然他做出了一些妥协，但对于帝国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于帝国所坚持的中央集权制，对于损害关陇本土贵族集团利益的根源所在，他没有丝毫让步，这导致双方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而矛盾激化的直接表现便是陇右叛乱迭起，尤其陇西的叛军甚至与扶风的李弘、唐弼等贼帅互通声气，这直接威胁到了西京之安危，等同于直接打皇帝的“脸”，让皇帝颜面无存，倍感难堪。
　　与此同时，西北军因帝国国力的衰落而导致其武力随之下降，由此也影响到了西北地方势力和西北军大小派系们的利益，这使得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日趋紧张，对中央的命令更是阳奉阴违，戡乱平叛因此“雷声大雨点小”，毫无进展。于是关西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由此则进一步加剧了关中危机。这又是打皇帝的“脸”，而且是明明白白的警告皇帝，西北军始终是关陇人的西北军，你这个皇帝假如执意要与关陇人做对到底，那么未来关陇人为了生存，必然毫无悬念的抛弃你这个皇帝。由此推及，帝国一旦失去了关陇这个根基，其未来必然黯淡无光。
　　皇帝出离愤怒了。本来他对关陇本土贵族集团还抱着倚重之念，毕竟这是帝国的根基，是中土统一大业的根基，这个根基若是倒了，对帝国来说是不堪承受之重，因此此趟西京之行他诚意十足，满怀希望，然而，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不但没有接受他的诚意，反而一次次欺辱于他，甚至对他这个皇帝抱有强烈敌意，这令皇帝忍无可忍了。
　　皇帝断然决定，离开西京，返回东都，彻底抛弃与关陇本土贵族集团携手合作的念想。
　　去年十二月初九，皇帝下旨大赦天下，同日返转东都。
　　太史令庾质极力劝谏，认为皇帝应该“镇抚关内，使百姓归农，三五年，令四海少丰，然后巡省。”皇帝嗤之以鼻，置若罔闻。不是他不想不这么做，而是条件不允许。太史令庾质明明知道皇帝为什么要离开西京，却非常固执地恳请皇帝再做让步，再做妥协，这令皇帝极其愤怒，认为庾质有背叛之嫌。庾质遂托病不出。皇帝大怒，将其强行押解到东都下狱。庾质年老体衰，竟死于狱中。
　　庾质是江左贵族，皇帝之近臣。他的父亲是名扬天下的江左大儒庾季才。庾季才历仕梁、西魏、北周、大隋四朝，为历朝皇帝所器重，其最为擅长的便是推演天象，占卜吉凶。庾质继承父业，出仕大隋，早年便追随于皇帝左右，深得皇帝的信任。
　　庾质之死，充分体现了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改革派集团内部的矛盾随着帝国形势的每况愈下而日益激化，改革势力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在改革大方向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而皇帝由此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这也进一步坚定了皇帝以血腥手段打击其政治对手的决心。
　　关陇屡剿不平的叛乱给了皇帝打击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最佳借口，而突破口便选择在军方，选择在陇西第一世家李氏，而首当其冲者便是陇西李氏成纪房的右骁卫大将军李浑。
　　陇西李氏的先祖是汉朝李陵的后代，李陵的后代实际上就是匈奴人。匈奴人衰败时，李陵的后代们所在的匈奴部落就归附了鲜卑人，改为拓跋氏。北魏时期鲜卑人积极汉化，皇族拓跋氏改为汉姓元氏，而陇西的拓跋氏，也就是李陵的后代们则恢复了李姓，其中以成纪房为本堂所在。六镇大起义后，拓跋氏的魏国一分为二。魏孝武帝西进关中，在武川贵族集团和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鼎力支持下建立了西魏。陇西成纪房的李家三兄弟李贤、李远和李穆便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成为西魏的鼎柱之臣。
　　西魏政权实际上控制在武川贵族集团的手中。武川贵族集团又分为大丞相宇文泰和大司马独孤信两大派系。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李远便是宇文泰的亲信。宇文泰死后，其侄子宇文护主政，夺取了西魏政权，建立北周新朝。北周第一个皇帝孝闵帝宇文觉想杀了宇文护拿回权柄，于是便与李远的儿子李植等人谋划诛杀宇文护，不料事泄，李植被杀，李远自杀，李贤和李穆遭株连免官，成纪李氏倍受打击。
　　北周武帝时期，李贤、李穆再度起用。不久李贤病逝，三兄弟只剩下了李穆。北周吞并北齐后，李穆坐镇并州，掌河东重兵，为北周最为权重的几名军事统帅之一。
　　先帝受禅之前，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起兵反叛，手握重兵坐镇太原的李穆成为决定双方胜负的最关键人物，只要李穆支持谁，谁便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李穆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支持先帝，出兵河北，与韦孝宽南北夹击摧毁了尉迟迥，为先帝开国立疆铺平了道路。
　　先帝建立大隋帝国，以立国之功拜李穆为太师，其“子孙虽在襁褓者，悉拜仪同”。
　　陇西成纪房李氏自李贤三兄弟起，历西魏、北周、隋朝三朝，以英勇善战功著于世，凭忠肝义胆受帝王恩信，其子孙宗亲位列柱国名臣、衔授将军、封官刺史、进封爵位、官居五品以上者达数百人之多，家族昌盛绵延八十余年，是陇西第一豪门，关陇最为显赫世家之一。
　　皇帝要想摧毁这样一个豪门，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不仅要应对来自关陇汉虏两大贵族集团的阻碍之力，更要承担来自帝国军方的压力，尤其是以关陇子弟为主的帝国最强大的西北军很可能会因此陷入混乱，甚至危及到西北镇戍之安全。
　　然而，帝国政局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在中外紧张形势的夹击下，皇帝和以其为首的改革势力必须做出决断，是向反对势力妥协，承认改革失败，还是向反对势力痛下杀手，以暴力手段逼迫反对势力低头妥协，继而求得政治上的统一，中央威权的凝聚，实现政令之通达，政局之稳定？
　　皇帝只有唯一的选择，只有痛下杀手，只有把对手打倒在地，但为了顶住来自关陇汉虏两大贵族集团的阻碍之力，为了防止帝国军方向东都施加压力，尤其是防止西北军出现混乱，皇帝不得不寻找一个杀人的托词，于是流传中土的谶纬之言便顺理成章的变做了杀人刀，化作了政治风暴的发动之源。
　　“李氏当兴”之谶言一度在中土甚嚣尘上，而山东贵族集团五大世家之一的赵郡李氏和关陇贵族集团的陇西李氏，是最有可能应谶的对象，但先帝却始终未曾对这两大豪门痛下杀手，原因便是这两大豪门的势力太过庞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贸然行事，以免祸及自身。今上登基后，对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的某些旁系支房或者某个权贵曾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对两大豪门的主房主支却也一直不敢痛下杀手。
　　今日，皇帝被日益紧张的中外形势和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所逼迫，无奈之下只有在刀尖上跳舞，孤注一掷，行险一搏了。
　　某日，有方士安伽陀上书皇帝，言“李氏当为天子”，劝谏皇帝为了杨氏之江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诛尽海内凡李姓者。
　　旋即又有匿名方士上奏，说将作监李敏，小名洪儿，其名有应谶之意，恳求皇帝将其诛之，以保杨氏之国祚。
　　风雨欲来风满楼。李敏知道风暴即将降临李氏一门，大为恐惧，遂与家主右骁卫大将军李浑商议应对之策。李浑使出浑身解数，十万火急向关陇豪门求助，并积极联络西北军里所属派系军队，做好应变准备。
　　李氏惊惶失措之下，不慎中计了。时镇戍陇西的光禄大夫、右骁卫将军裴仁基密奏皇帝，以确凿证据告发李浑阴谋造反。
　　李浑在陇西的势力，不亚于杨玄感在河南的势力，假若李浑造反，考虑到陇右对关中的影响力，以及西北军对帝国的重要性，不难推测到其对帝国造成的伤害或许还要大于杨玄感叛乱对帝国所造成的冲击。
　　皇帝果断下令，抓捕李浑，凡成纪李氏一脉子弟宗亲，统统抓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
　　与此同时，阻力也接踵而至，不但有来自关陇贵族集团的阻力，还有来自中枢核心的改革势力中的阻力。
　　负责审理此案的尚书左丞元文都来自帝国虏姓第一豪门，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中流砥柱。御史大夫裴蕴虽隶属于江左贵族集团，但同时他也要兼顾到河东裴氏的利益，所以，联合审理的结果是查无实据。
　　皇帝震怒，召回元文都和裴蕴，派出自己的绝对亲信，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审理此案。
　　宇文述“不辱使命”，顶住了巨大压力，在最短时间内把此案办成了铁案。
　　三月初五，皇帝下旨，斩李浑、李敏及其宗族子弟三十二人，三服以内亲属全部流放边陲。
　　一夜间，陇西李氏主房主支的成纪一门烟消云散，荣华富贵尽数化作一场春秋大梦。
　　关陇本土贵族集团遭到了沉重一击，帝国保守派再遭重创，帝国内部的矛盾似乎因此得以遏制，帝国政局似乎也在向皇帝所预想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皇帝在军政两界还做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其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诏令弘化留守、唐国公李渊出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秉承制命任免郡县文武官员，并征召河东诸鹰扬戡乱平叛，而代替李渊镇戍陇右、统领西北军的便是刚刚升任帝国右骁卫大将军的裴仁基。此举意在控制西北军，以确保关中之稳定，西北镇戍之安全。
　　在这场政治风暴最为剧烈之刻，东北道的正副大使薛世雄、伽蓝向皇帝和中枢十万火急告警，大漠北虏正在积极准备南下入侵，南北战争爆发在即。
　　皇帝非常决断，毅然决定赶赴代北，亲自坐镇北疆，指挥帝国大军与大漠北虏一决生死，以维护帝国之安危，中土统一之大业。
　　三月十七日，皇帝出东都，率行宫赶赴太原。


第三百零五章 漫天王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二月底，上谷贼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国号燕，分封文武，开疆拓土，其首要攻击目标便是河间高阳。
　　高阳是河北北部重镇，河北重要门户之一，其上可通东北道第一重镇涿郡蓟城，下可达东都门户黎阳，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假若义军拿下高阳，首先便能缴获大量的粮草武器，帮助义军迅速发展，其次便能以高阳为中心建立横跨幽燕代晋冀五大区域的势力范围。而尤为重要的是，此举必会切断东北道与东都之间的联系，断绝横贯两地的以永济渠为中心的水陆运输通道，而这一通道的断绝，必将对东北道乃至整个北疆镇戍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给帝国安全带来深重危机。
　　涿郡留守薛世雄意识到帝国北方的形势正在向伽蓝所预测的方向发展。大漠北虏要南下入侵，而帝国北方叛贼在一个冬天的时间里便迅速形成了规模，若说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叛贼和北虏之间没有勾结，谁也不相信。
　　在伽蓝进入燕北整顿私市回易之前，正是这些叛贼主导着燕北私市，并与北虏建立了密切关系，有的甚至与突厥、铁勒等诸种部落建立了利益联盟。现在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任谁也能猜测得到，一旦让这些北方叛贼壮大起来，牵制住了帝国边陲军队，阻碍了东都向北疆输送粮草武器，那么帝国的长城防线必会遭到严重破坏，根本无法抵御北虏的入侵。由此推及，一旦北虏入侵成功，杀进了长城，占据了代、燕等边镇，帝国必遭沉重打击，而北方诸贼却因此受益，甚至可能会成为摧毁帝国国祚和中土统一大业的急先锋。
　　伽蓝建议集中力量火速戡乱平叛，把这伙背叛帝国和出卖民族的叛逆彻底摧毁，为北疆镇戍军扫除后顾之忧，以免北疆镇戍军在即将开始的南北战争中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薛世雄一边急奏皇帝和中枢，一边以涿郡留守府的名义，下令支援高阳，并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河北水陆运输通道的畅通。
　　皇帝十万火急下旨，调武贲郎将王辩及三千步骑剿杀王须拔、魏刀儿等北方叛贼。同时诏令伽蓝及燕北军，全力戍边，防备北虏发动突袭。
　　伽蓝不想看到王须拔等北方叛贼横行太行南北，涂炭生灵，混乱局势，危及到帝国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决意要在最短时间内剿灭这群贼寇，但皇帝和薛世雄都把注意力放在塞外，不允许燕北大军进入平叛战场，这让伽蓝焦虑不安，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做好事了，把“杀人的刀”递给了伽蓝。
　　赵德言和上谷义军首领宋金刚的关系不错，且两人的主要利益都在燕北，只是如今均被伽蓝摧毁，是以对其恨之入骨。两人有意攻打燕北，但又畏惧于伽蓝和龙卫军的血腥残暴，于是找到王须拔，劝他考虑攻打燕北，并劝他不要把全部力量都投到高阳战场上，以免把义军“后背”暴露给了燕北大军。
　　高阳是历山飞魏刀儿的“地盘”，魏刀儿是河北地方豪雄，在河间郡乃至周边郡县都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以侠义著称，举旗后他在短短时间内便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队伍，号称十万，其风头之强劲，甚至超过了王须拔。好在王须拔有燕北赵德言、恒山赵万海、博陵甄翟儿等义军首领的支持，这才坐了头把交椅，被众人拥戴为王。立国后，赵德言为相，魏刀儿为帅，一文一武，不过两人的关系十分紧张，这源于过去的矛盾。过去赵德言是燕北的“地头蛇”，魏刀儿到燕北谋利益时便与这位地头蛇屡屡产生冲突，仇怨甚深。
　　赵德言警告王须拔，攻克高阳后，获利的到底是你，还是魏刀儿？假若臣强君弱，你这个漫天王还能做多久？
　　王须拔则有自己的苦衷。上谷郡多山，贫瘠，义军若想发展，必须走出去，占山为王只是死路一条。河间郡地处平原，富裕，更有高阳这样囤有大量粮草武器的重镇，一旦拿下此镇，义军实力必有飞跃。魏刀儿为了自身发展，肯定要打高阳，而上谷义军若能助其一臂之力，必然也能“分一杯羹”。再说，义军正处发展期间，不论魏刀儿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野心，暂时都不会做出兄弟反目、手足相残的蠢事，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当然，王须拔也想过打燕北，既能寻到一块根据地，又能与长城外的北虏结盟，并依托北虏的力量迅速发展义军，但无奈伽蓝和龙卫军“恶名”显赫，且去年年底以龙卫军为主力的燕北大军成功逼退了阿史那咄捺和史蜀胡悉的北虏联军，如此实力，尚处在发展初期的义军肯定不是对手。所以，王须拔直言不讳的告诉赵德言和宋金刚，凭义军单薄之力攻打燕北，纯粹自寻死路，除非与北虏达成约定，对燕北形成夹击之势，否则决不可贸然出兵。
　　赵德言当即承诺，他马上赶赴长城外，说服阿史那咄捺再次出兵燕北，但与此同时王须拔必须派一支军队攻打燕北，如此则可把燕北大军推进两线作战的窘境。当然了，高阳也要打，唯有以重兵攻打高阳，才能牵制住涿郡方向的东北道镇戍军，让薛世雄无暇分兵支援燕北。
　　王须拔没有过多考虑，满口答应了。这是赵德言和宋金刚给他面子，虽然他是新建燕国的漫天王，但实际上能指挥的也就是他自己的部属，诸如魏刀儿、赵德言等各路义军首领等同于一方诸侯，只是因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暂时聚在一面大旗下互帮互助，如果牵涉到自身利益了，这些人根本不会听王须拔的命令。现在赵德言和宋金刚既然铁了心要打燕北，且赵德言还信誓旦旦的发誓能求得北虏的支援，那王须拔还有阻挡的必要吗？此策失败了，对义军虽然有影响，但不至于直接损害到王须拔的利益，而成功了则对王须拔来说是惊天之喜，获利最大的就是他。
　　既然此策是机遇和风险并存，赵德言和宋金刚又在名义上征得了王须拔的许可，那么王须拔于情于理都要给予支援，于是王须拔也就给了赵德言五千人马。虽然这五千人马中混饭吃的要远远多于打仗的，但这是王须拔支持这一计策的姿态，而这一姿态直接关系到了赵德言出塞后能否说服阿史那咄捺并取得北虏大军的支援。
　　三月上，赵德言出塞。同一时间，王须拔、魏刀儿率义军主力猛攻高阳城。
　　高阳城向四百里外的涿郡留守薛世雄求援。薛世雄负责东北道镇戍，而高阳城属于河北，不在他的辖区内，假若他不经皇帝和中枢的同意，擅自出兵河北，便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即便他击败了叛军，保住了高阳城，也逃脱不了违律之罪，必遭惩罚，所以薛世雄只好一边急奏皇帝和中枢，一边派出军队南下到两郡交界处的巨马水一线陈兵以待，既可威胁叛军，对高阳城做出声援，又可阻御叛军北上侵扰涿郡。
　　三月中，宋金刚率军攻打燕北，拱手送给了伽蓝一把“杀人的刀。”
　　伽蓝派遣特使赶赴塞外，告诉阿史那咄捺，说帝国皇帝正在北上太原，要巡视北疆。这一讯息清晰地透漏出了帝国新的国防和外交战略，对北虏形成了巨大威胁。可以预见，在大漠北虏诸种尚没有完成南下入侵准备的情况下，北虏大军决不敢擅自南下寇边。也就是说，短时间内，燕北大军尚没有深陷两线作战的危险。
　　同时，伽蓝命令刘黑闼率一千四百步骑镇戍长城一线，燕北地方军也全部由其指挥，而孔颖达、薛德音等行辕官员在负责行辕军政事务的同时，全力辅佐刘黑闼抵御北虏。
　　同日，伽蓝与冯翊、西行、布衣和傅端毅等人率燕北大军主力急速南下上谷郡，攻打上谷叛军。几乎在同一时间，武贲郎将王辩率三千步骑渡过巨马河水，直杀高阳城。如此一来，东北道的两支镇戍军便对燕赵叛军形成了夹击之势。
　　八千装备精良且战斗经验丰富的燕北将士，其战斗力非常强大，远非刚刚建立且以青壮农夫为主的义军所能抗衡，所以当燕北大军气势汹汹的出现在战场上，宋金刚大惊失色，带着义军急速后撤，一直撤进了太行山的崇山峻岭。
　　伽蓝衔尾追杀。燕北大军进了太行山，越过飞狐陉，直扑上谷郡首府易城。
　　宋金刚躲在太行山上不敢出来，而王须拔此刻正率上谷义军主力激战于高阳，易城空虚。燕北大军全力攻击，一鼓而下。
　　然而，王辩的三千步骑则在巨马水南线遭到了义军的顽强阻击，虽距离高阳城已近在咫尺，却难做寸进。
　　王须拔得知自己的老巢已被燕北军攻克，义军深陷于帝国军队的前后夹击之中，遂以破釜沉舟之决心，投入全部力量猛攻高阳城。
　　三月底，高阳城陷落，义军缴获了大量的粮草武器，实力骤然飞跃。


第三百零六章 积极防御
　　四月初，王须拔和魏刀儿面对气势汹汹杀来的东北道大军，断然决策实施战略性撤退，各路义军全部撤到以恒山、五台山为中心的太行山脉，暂避帝国东北镇戍军之锋芒，转而把主攻方向放到代、晋地区，以太原、雁门、楼烦、马邑四郡为攻击目标，试图效仿历史上拓跋氏王朝之成功经验，以代、晋为根基之地，背靠大漠北虏，逐鹿中原，图王霸大业。
　　王辩迅速收复了高阳城，然后率军衔尾追杀。与此同时，伽蓝指挥燕北大军横扫上谷郡东南区域，并急速向河间郡挺进。四月上，两军于河间清苑城会合。
　　接下来的仗应该怎么打，王辩没有主意，伽蓝也是一筹莫展。
　　叛军的意图非常明确，在攻克高阳城缴获大量的粮草武器之后，马上实施战略转移，一则避敌之锋芒，二则利用太行山之险峻暂获喘息之良机，其三则有利于王须拔把各路义军聚集到一起，迅速巩固和发展实力，其四则必然是重新拟定攻击策略。
　　考虑到河北形势复杂，其东北部有强大的东北道镇戍军，而南部则有南太行、高鸡泊和豆子岗三大义军的存在，使得燕赵义军的生存空间过于狭窄，发展环境也过于艰险，不出意外的话，王须拔和魏刀儿等贼帅肯定要把攻击方向转向代、晋地区，其中距离太行最近的太原和雁门首当其冲。如此推测下去，不难看到形势的发展正向不利于帝国的方向发展，一旦大漠北虏和燕赵叛贼内外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则南北战争爆发之日，也就是长城防线崩溃之刻。
　　代北镇戍军严重不足，又陷入腹背受敌之困境，不得不在内外两条战线上奋力苦战，其结果可想而知。
　　伽蓝叹息之余，感慨万分，心情极度郁闷。为了此次戡乱平叛他不惜违律抗旨，不惜以全部的身家性命为代价，然而，事如愿违，战局的发展与他的预测大相径庭，王须拔、魏刀儿等燕赵贼帅以其出众的智慧“战胜”了东北道镇戍军的围剿，不但达到了攻击目的，壮大了自身，牵制住了东北道的军队，还始终掌控了形势发展的主动权，由此深深影响了帝国在北疆的国防战略，帝国的未来也因此而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伽蓝扪心自问，假若燕北大军没有南下太行，没有主动戡乱平叛，没有把燕赵义军逼上覆亡之绝境，王须拔、魏刀儿等燕赵贼帅会不会继续在河北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调转身形，以全部力量进入代、晋发展，由此形成了与大漠北虏南北夹击帝国长城防线之局面，以致帝国在长城一线陷入防御困境？
　　伽蓝的自责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对帝国的未来充满绝望，相反，上至涿郡留守薛世雄，下至东北道卫府将士，都为戡乱之成功而欢呼雀跃。
　　燕赵义军逃亡太行深山，帝国军队维护了北太行南北两麓地区的稳定，确保了连通南北两地的水陆运输通道，并给国内叛乱势力以沉重打击，在振奋了国内其他区域戡乱军队士气的同时，也有力地维护了皇帝和中央的威权。
　　皇帝和中央为此很高兴，通令嘉赏伽蓝、王辩和他们的军队。
　　皇帝诏令，授予伽蓝正四品武贲郎将，正四品散官正议大夫，统领燕北诸鹰扬，全权负责燕北镇戍。这是自第三次东征结束后，皇帝和中枢在东都各政治势力的联手施压下不得不“惩戒”伽蓝以来，全面“解禁”伽蓝的重大举措。伽蓝再次崛起，并成为帝国卫府军最年轻的正四品武贲郎将，帝国最年轻的边陲镇戍军统帅。
　　王辩的职事官依旧是武贲郎将，但散官职却升至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散官职阶高过职事官阶，这在帝国并不多见，只有官职到了一定高度，难以升迁了，这才以升散官职阶来代替真正的加官。说白了就是高层的官位子太少，不够分配，考虑到你功勋够大，不奖不行，于是就给你级别和待遇，但不给你相应的权力。
　　皇帝诏令王辩坐镇河间高阳，负责继续清剿河北北部的燕赵叛逆，在确保河北水路运输通畅的同时，竭尽全力维护河北的稳定，以保障北疆尤其是东北疆的镇戍所需。
　　夏初，伽蓝率燕北大军返回边陲。途中他接到了裴世矩的密信。
　　裴世矩与伽蓝一样，对即将到来的南北大战非常悲观。考虑到帝国国内形势的危机，朝堂上对立政治集团之间的激烈博弈，中央和地方愈演愈烈的摩擦，以及因连续三年东征对国力的过度损耗，还有各地风起云涌的叛乱对农耕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而导致的赋税和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的锐减，可以肯定帝国无法在战场上以绝对武力击败北虏，无法赢得南北战争的胜利。所以，为力挽狂澜，裴世矩已经奏请皇帝，派遣特使赶赴突厥人的牙帐拜会始毕可汗和可贺敦义成公主，在想方设法拖延北虏入侵的同时，秘密说服义成公主以取得她的帮助。若帝国能有效利用牙帐内部的矛盾从容化解掉这场危机甚至推迟南北战场的爆发，那必将给帝国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
　　伽蓝现在能做的很少，也很难有什么高明手段帮助裴世矩实施其外交策略，爱莫能助。为此他回信裴世矩，以燕赵叛贼盘驻太行山对代、晋形成的威胁为基础，进一步阐述了未来形势的恶劣性，他郑重告诫，被动防御必将给帝国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会加剧帝国内外危机的扩展和蔓延，以致于缩短它的爆发期，让帝国不得不面对国祚崩溃之危，甚至不得不面对中土统一大业的全面崩溃。
　　有鉴于目前国内外双重危机的严峻性，帝国若想迅速扭转局面，必须实施积极的防御策略，集结目前所能集结的全部力量，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与入侵北虏决一雌雄。此仗若赢了，不但可以重创北虏，稳固长城防线，迅速逆转当前危局，还可以让帝国马上倾尽全部力量进行国内危机的解决，同时还能最大程度地恢复和增加皇帝及中央的威权，继而帮助皇帝和中央迅速加强对帝国军队及地方势力的控制，为巩固改革成果和进一步推动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此仗若败了呢？败了的结果，与裴世矩在密信中所透漏的消极防御策略的后果基本上差不多，对帝国造成的打击非常致命，对皇帝和中央威权的打击尤为致命。
　　伽蓝知道历史的轨迹，知道这一仗的结果，所以他可以做出准确的预测，但裴世矩不会做出这样的预测，他对自己的策略还是颇有信心，他认为凭借帝国的实力以及自己的智慧，还是有很大的把握把这一仗对帝国所造成的冲击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相反，从他思考的角度来说，他不认为凭目前帝国的实力，可以与入侵北虏进行决战，他认为帝国输不起，帝国经受不起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可怕冲击。所以，伽蓝必须说服裴世矩，让裴世矩相信，帝国不但有实力与入侵北虏决战，还能战胜北虏。
　　何谓积极的防御策略？当然是与北虏决战，在长城以南决战，在代北决战，但就帝国目前的现状来说，不论是北疆镇戍军还是用于战争的粮草武器，都不足以支持一场决战，更不要说目前朝野上下各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了，这种政治上的纷乱直接导致帝国没有一个统一的高度集权的统帅部。没有这样一个统帅部，帝国又如何指挥北疆镇戍军进行这场决定中土命运的大决战？
　　伽蓝献计。充分利用当前帝国内外危机，先示敌以弱，营造出北虏与燕赵叛贼内外勾结完全有条件实施南北夹击代、晋之势，继而诱使北虏越过长城，进入北疆腹地，然后关起门来打狗，给入侵北虏以致命打击。
　　实际上这一计策本就是既有的历史轨迹，伽蓝一清二楚，但皇帝、裴世矩等帝国君臣因为与生俱来的傲慢和自信，虽然对即将来临的南北大战并无必胜之信心，但也没有悲观到认为这一仗将把帝国更快地推向崩溃深渊的地步。
　　伽蓝若想说服皇帝和裴世矩，正是要利用皇帝和裴世矩等君臣这种源自骨子里的傲慢和自信。既然你骄傲，既然你自信，那你还惧怕什么？还有什么必要瞻前顾后？理所当然诱敌深入，予其以重击，而唯一所要深思熟虑的便是决战所用的军队。这一仗需要多少军队？军队何时集结？什么军队可以做为主力？
　　伽蓝再献计。皇帝和中枢一方面虚张声势，做出大张旗鼓之势征召天下之府兵，并把代、晋镇戍兵力严重不足之消息泄露于北虏，以诱骗北虏南下入侵；另一方面则暗中集结东北道镇戍军秘藏于燕北长城一线，待北虏越过长城杀进代北腹地后，则尽出伏兵，把北虏围困在长城和雁门要隘之间，四面围杀。
　　伽蓝在信中劝谏裴世矩。第三次东征已经结束大半年了，高句丽国也重建了，半岛乃至远东局势也日趋稳定，继续囤重兵于辽东并无实际意义，不若乘此良机把东北道镇戍军的主力调到代北进行南北决战，这也完全符合皇帝和中枢所拟定的新的国防和外交战略的核心所在：遏制北虏，稳定中土。


第三百零七章 皇帝决策
　　四月下，天气日渐炎热，皇帝离开太原，到汾阳宫避暑。
　　裴世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把伽蓝的建议密奏皇帝，试探一下皇帝的反应。
　　裴世矩写信给伽蓝，本意是想让伽蓝深入了解帝国新的国防和外交战略，让伽蓝充分利用其现有的实力帮助自己实施和实现这一战略，从而达到遏制北虏和稳定中土之目的，但出乎他的意外，伽蓝在回信中极力劝说他实施积极防御策略，并鼓动他与入侵北虏进行决战。
　　姑且不论伽蓝对国防策略的“指手划脚”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权限，仅就目前中外局势来说，谁敢肯定大漠北虏一定会南下入侵？退一步说，就算大漠北虏正在积极进行南下入侵的准备，但帝国也没有闲着，也在积极实施反制策略，这一策略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诸多历史经验证明，帝国有信心阻止北虏的入侵和化解这场危机，有把握推迟南北战争的爆发或者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皇帝为什么在接到薛世雄的报警后，断然决策北上太原？原因很简单，就是要做出攻击北虏的态势，向大漠北虏发出警告和施加压力，从而达到阻止或者推迟北虏南侵的目的。
　　如今，伽蓝却向皇帝和中枢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做出了“危言耸听”的预测，不但预测北虏一定会南下入侵，而且鼓动皇帝和中枢不惜一切代价与入侵北虏决一死战，继而达到逆转中外危局之目的。
　　伽蓝的“预测”实际上就是“谏言”，就是献计献策，就是站在中央的位置上，思考如何逆转帝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危局的策略。
　　裴世矩认可了伽蓝提出来的积极防御策略。值此危急关头，唯有舍命一搏，而消极防御策略并不能帮助皇帝和中央逆转危局，最多也就是维持目前局面，使得危机不至于进一步恶化，但危机还是存在的，还是严重威胁到了国祚的存亡和中土的统一。既然如此，为何不博一把？为何不把帝国所面临的中外危机，在一场战争中解决掉？
　　裴世矩向皇帝进言，详细阐述了消极防御策略和积极防御策略，并分析了这两种策略的利弊，权衡了两种策略给帝国所带来的难以估量的影响。今日帝国就如一个伤痕累累的巨人，外有强敌狂攻而来，内有重伤日渐恶化，这时，巨人是用尽全部力量击败强敌，然后安心养伤，还是一边与强敌周旋，一边养伤？这两者的利弊一目了然，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巨人的倾力一击能否取胜？倘若不能取胜，则全力一击后必然崩亡，反之，还能拖延下去，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皇帝犹豫不决，难做取舍。遂召集中枢核心大臣们商讨此事。
　　目前局面对帝国中央来说非常困难，此刻帝国就如一艘航行在惊涛骇浪中的大船，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实在是经不起狂风暴雨的侵袭，所以苏威、虞世基、裴蕴、樊子盖等人一致求稳，不愿意与北虏倾力决战，而尤为关键的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大漠北虏会南下入侵，相反，倒是帝国皇帝亲赴北疆坐镇太原，足以让北虏把这一“动作”解读为中土大军正在积极准备北伐。从这一推断出发，不难估猜到大漠北虏不但没有南下入侵的可能，反倒会倾尽全力应付可能爆发的南北大战。也就是说，中土暂无外战之忧，其主要危机源自内部，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冲突，是各地屡剿不平的叛贼。
　　皇帝虽然犹豫不决，但对一击而胜之后可以迅速逆转危局的好处却是怦然心动。
　　自他登基以来，中外局势就日趋紧张了。在外，东西北三大区域的外虏对帝国的威胁有增无减，中外战争迫在眉睫；在内，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改革虽然稳固了中土的统一，增强了国力，仓廪富实，但中央、各贵族集团与普罗大众之间因为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日益失衡导致矛盾越来越激烈。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同时也是为了遏制外虏，确保中土之安全，皇帝和以他为首的改革势力发动了对外战争。然而，事如愿违，虽然帝国在对外战争中捷报频传，但无助于缓解国内矛盾，相反，它激化了矛盾，国内危机日趋严重。这种情况下，皇帝和中枢遭到了政治对手们的强烈谴责，对外战争也在口诛笔伐之下变成了“穷兵黩武”，中央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困窘。
　　比如这次皇帝不顾劝阻，执意到太原坐镇，说白了就是一句话，皇帝和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甚至对军队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非常担心地方势力和边陲镇戍军联手合作，以北疆安危来要挟中央，胁迫皇帝和中枢放弃改革，甚至有可能借此机会重建皇统，重建国策，那对皇帝和中枢来说就是一场恐怖的噩梦了。
　　所以，虽然中枢核心执意求稳，皇帝却并不首肯，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和对理想的执着，而这种渴望和执着又诱惑着他不惜行险一搏，不惜进行一场豪赌，为此，他需要支持，需要身边大臣们的帮助。
　　皇帝又召集宇文述、来护儿、杨义臣、赵才等帝国军队的高级统帅们商讨。卫府大将军们与中枢文臣们果然不一样，他们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军，与外虏打了几十年的仗，对外虏非常了解，几乎是异口同声，支持皇帝实施积极防御策略，把北虏诱进长城以内，与北虏决战，给北虏以沉重打击，并且个个都有绝对信心打赢这一仗。
　　当然，军队是关键所在，这一战需要多少军队？军队从何而来？又由谁来指挥？几位高级统帅各执一词，争论得很激烈。归根结底一句话，军队的问题更复杂。皇帝所信任的将军未必能胜任，而胜任的将军却得不到皇帝的信任。至于征召军队就更难了，看看第三次东征就知道了，皇帝的征召令形同虚设，各地卫府鹰扬利用各种理由百般拖延，直到东征结束皇帝都没有看到自己所需要的军队。
　　皇帝得到了将军们的支持，在心理上随即对决策有了明显的倾向性。他召来裴世矩，把有关军队的复杂问题摆了出来。若要决战，就必须把决战用的军队拉到战场上，那么这支军队从何而来？又如何保证它对皇帝和中央的忠诚？如何保证它能始终如一地遵从皇帝和中央的命令？
　　裴世矩至此不再隐瞒，把伽蓝及其决战之策和盘托出。决战用的军队，就是以燕北军为主力的东北道镇戍军。至于由谁来指挥这场决战，裴世矩毫不避讳，直接推荐了伽蓝。第三次东征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源自伽蓝和他的龙卫军坚决执行了皇帝和中央的命令，这一点裴世矩清楚，皇帝更清楚。既然伽蓝能摧毁高句丽，也必能击败北虏。裴世矩对此坚信不疑，皇帝对此也颇有信心。事实证明凡伽蓝出现的地方都能给帝国和皇帝带来好运，杨玄感之乱如此，第三次东征也如此，相信这次的南北大战也能因为伽蓝的存在而获得空前胜利。
　　“计将何出？”皇帝问计于裴世矩。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裴世矩从容答道，“依臣看来，伽蓝之计最为妥当。若北虏入侵，则正好中计，可一战而胜，更显陛下之谋略；反之，若北虏畏怯不战，此计无效，但无人知晓，亦无损陛下之英明。”
　　“善！”皇帝抚须而笑，“密诏薛世雄和伽蓝，便宜行事。”
　　皇帝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薛世雄和伽蓝身上，而负责指挥和协调的便是裴世矩。然后皇帝依计行事，他对中枢隐瞒了自己的真正决策，继而选择了两步走的措施，先实施消极防御策略，打算在初秋时分北上雁门，巡视北塞，以皇帝和中央的威权向北虏施压，说白了就是虚张声势、狐假虎威；与此同时向全国各地尤其是富裕的江左和荆襄地区下令，调集大量的粮食武器等战争物资囤积于东都、太原和涿郡，并征召各地卫府鹰扬，迅速北上太原集结，做出北伐之态势，一旦物资和军队全部到位，则实施积极防御策略。
　　皇帝和中枢的决策倒是稳妥，但关键在于地方官府和各卫府鹰扬是否遵从皇帝和中央的命令，是否支持皇帝和中央的决策，假若地方官府和各地卫府鹰扬阳奉阴违，寻找各种理由拖延推诿，以致贻误战机，则后果不堪设想。
　　五月初，薛世雄和伽蓝在同一时间接到了皇帝的密诏和裴世矩的密信，遂依计行事。
　　薛世雄首先命令镇戍高阳的王辩，务必确保河北水陆运输的畅通。接着他命令自己的儿子薛万均负责向燕北运送粮草武器等战争物资。薛世雄告诉薛万彻，此事要秘密进行，要在秋天到来之前，完成此项任务。
　　薛万均很疑惑，询问父亲，假若把涿郡的物资搬空了，东北道的镇戍怎么办？如今山东、江左等地叛乱迭起，大运河的运输安全没有保障，一旦江左和荆襄的物资不能按时送达涿郡，东北道镇戍军拿什么度过漫长的冬天？
　　薛世雄只说了一句话，“中土之安危，与东北道之安危，孰重孰轻？”
　　薛万均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第二天，薛世雄带着儿子薛万彻赶赴北平拜会右武卫大将军李景，携皇帝密诏向其调兵。同时遣使日夜兼程赶赴辽东，携皇帝密诏向杨恭仁调兵。所调之兵都是以团为建制，小规模分批调动，一则动静小，不会引起北虏诸种的注意，二则也不会损害到镇戍将军们的切身利益。
　　同一时间，伽蓝在燕北大力整肃军纪，实施宵禁，竭尽全力缉捕盗贼细作，搞得燕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气氛极度紧张。


第三百零八章 假戏真做
　　五月中，燕赵义军在王须拔和魏刀儿的指挥下，兵分三路下太行。一路由恒山义军首领赵万海统率，越过太行井陉，向太原发动攻势，牵制太原方向的帝国军队；一路由上谷义军首领黄子英统率，向河间、信都一线发动攻势，以牵制河北北部的帝国军队；一路则由王须拔、魏刀儿、甄翟儿等义军最高统帅指挥，率燕赵义军全部主力向雁门郡发起了攻击，试图占据代北，与大漠连成一片，与北虏建盟，继而为新建的大燕国开拓一块根基之地。
　　皇帝和行宫就在太原郡的汾阳宫，汾阳宫距离太原郡首府晋阳城不过一百余里，距离雁门郡首府雁门城也只有三百余里。燕赵义军在明知“山有虎”的情况下，还“偏向虎山行”，倾尽主力攻打太原和雁门，其背后必有深意。
　　燕赵义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后，代、晋两地的镇戍军为了确保皇帝和行宫的安全，确保代、晋地区的稳定，不得不从长城防线紧急抽调精锐南下戡乱平叛，代北长城一线的镇戍力量随之削弱。
　　中枢深陷困境，左右为难。皇帝和行宫坐镇太原的本意，是想向北虏施加威压，哪料到国内叛贼异常猖獗，竟然不顾死活攻打代、晋，威胁皇帝和行宫的安全，这使得形势急转直下，皇帝和行宫不但没有表现出足够强大的威慑力，反而给一群国内叛贼击中了“要害”，暴露出了中土内忧外困、色厉荏苒之真面目。
　　帝国的北疆镇戍遭遇到了空前困境，皇帝和行宫坐镇太原乃至北巡塞外本意是为了掩盖北疆镇戍岌岌可危的真相，这一事实若给大漠北虏知晓，必然会激起北虏南下入侵之野心，南北战争必然要爆发，而帝国在北疆一线则必然陷入腹背受敌之困境，无力抵御大漠北虏和燕赵叛贼的联手夹击，其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一些东都的留守大臣们，还有行宫的中枢大臣们，连番上奏，恳请皇帝尽快返回东都，以免重蹈当年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之覆辙。假设一下，假若北虏南侵，皇帝不幸战败于北疆，其对帝国造成的冲击、对皇帝和中枢所造成的伤害必定异常严重，甚至可能动摇到帝国之根基。
　　皇帝固执而自负，坚决要留在太原，要秋后巡塞，为此他命令代、晋镇戍军倾尽全力戡乱平叛，督导代、晋地方郡县倾尽全力进行备战，催促东都在向江左、荆襄等地征缴钱粮徭役的同时倾尽全力向北疆边镇输送战争物资。
　　皇帝对大臣们的恳请做了最为简单的答复：朕留在北疆，北疆必能守住，但朕若离开北疆，则北疆必失。大臣们相顾失色，惶恐无语。
　　皇帝说的是大实话。抛开去年的第三次东征不说，单以今年北疆镇戍来说，东都的众多政治集团、帝国军方乃至地方势力的反对和谴责之声此起彼伏，就算皇帝亲自坐镇太原，为即将开始的南北战争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令，但积极响应者依旧寥寥无几，不论是东都的各政治集团还是帝国军方乃至地方郡县，都在公开或者暗中阻挠甚至是直接反对皇帝发动南北战争。而实际情况是，虽然皇帝和支持他的中枢一直在努力阻止北虏的发展和入侵，但形势到了今天这一步，他们数年来的努力已告失败，北虏还是发展起来并积极准备入侵。真正要发动南北战争的是北虏，而不是皇帝和中枢。遗憾的是，帝国政治上的斗争已经失控，帝国各政治集团已经被狭隘的利益和欲望所蒙蔽，为了推翻皇帝和他所坚持的改革，为了谋取他们所属的政治集团和世家门阀的私利，他们置中土芸芸众生于不顾，不惜昧着良心说假话，不惜颠倒黑白，甚至不惜为此埋葬帝国，不惜摧毁中土的统一大业。
　　在这一政治大背景下，皇帝留在北疆，远离帝国政治纷争的大漩涡，反而能做些事情，反之，皇帝若回到东都，整天殚精竭虑与各政治集团、各地方势力“斗智斗勇”，必定一事无成，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疆惨遭北虏的践踏和蹂躏。
　　但在帝国权贵们看来，皇帝以失控而荒谬的变态心理，以失去理智般的决心，强制性的把自己和帝国中枢留在北疆，与北疆镇戍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是用一种近乎绝望的最终手段，用帝国和自己的生死存亡，来要挟帝国的整个士族集团，迫使帝国的贵族们做出妥协，支持他发动南北战争。
　　而事实正如帝国权贵们所猜测，此后皇帝和行宫一而再再而三向东都、卫府及各地方官府发出诏令，要钱粮，要军队，要民夫，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南北战争。
　　帝国权力高层的矛盾因此激化到了极致，就连改革势力内部的分裂亦愈演愈烈，以苏威、樊子盖、来护儿为首的温和改革派和以虞世基、裴蕴、宇文述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屡屡在重大决策上发生直接冲突，皇帝这个最终决策者常常无所适从，不得不充当协调者来求得双方的妥协和让步。
　　裴世矩是帝国新的国防和外交战略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他对南北战争中的态度至关重要，但他一如既往，务实而低调，某些时候甚至显得过于保守和中立，对皇帝更是唯唯诺诺不敢有丝毫忤逆，因此遭到了众多权贵们愤怒的谴责。
　　六月初，裴世矩密奏皇帝。
　　据薛世雄密奏，经过他的努力及李景和杨恭仁的协助，东北道从各镇戍军中抽调了五十个团，分批次秘密赶赴燕北，估计本月底就可以全部抵达涿鹿行辕。
　　又据伽蓝密奏，目前他正遣使与阿史那咄捺秘密谈判，并重建双方之间的回易，力求进一步离间其与牙帐之间的关系。同时，伽蓝又遣使与奚、霫（xi）、契丹、室韦等诸种部落商谈重建回易一事，试图以合纵连横之策钳制阿史那咄捺，竭尽全力阻碍其在南北战争期间入侵燕北。另外，伽蓝还打算在近期遣使赶赴北太行，与王须拔、魏刀儿等叛贼谈判，试图以各种欺骗之策阻止或延缓叛军在南北战争期间攻打太原和雁门，破坏其与北虏夹击代、晋之阴谋。
　　皇帝忧心忡忡，对薛世雄很不满意。
　　此刻皇帝承受了巨大压力。从他的立场来说，这一仗必须打，不是因为他要打，而是为势所迫，中外两方面的紧张局势已经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不打束手待毙，唯有打才有逆转危机的一线希望。然而，让他失望的是，帝国军政两界理解他并支持他的权贵寥寥无几。今日帝国的权贵们置帝国和皇帝的利益于不顾，一门心思维护世家豪门的利益，并“众口铄金”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了皇帝和支持他的改革派。皇帝现在就好似站在悬崖边上，唯有舍命一搏了。为此他需要忠诚于他的军队，更多的足够帮助他打赢这一仗的军队，然而结果令他非常失望。
　　“开战之日，伽蓝能带多少军队进入战场？”皇帝烦躁不安，语气极为冷肃。
　　“燕北现有八十四个团。”裴世矩小心翼翼地说道，“若加上秘密赶赴燕北的五十个团，共有一百三十四个团，两万六千八百人。”裴世矩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开战之日，伽蓝至少能带两万大军进入战场。”
　　皇帝冷笑。两万人，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燕北地方武装，而马军团不会超过三十个团，以这样的实力与入侵北虏决战，根本就没有取胜的机会。
　　“伽蓝的信心从何而来？”
　　“兵在精而不在多。”裴世矩安慰道，“兵者，诡道也。此仗从酝酿之初到现在，行的便是诡道，所谓的决战，不过就是一场奇袭而已，但为了奇袭成功，上至陛下，下至燕北戍卒，无不殚精竭虑制造假象以欺骗北虏。因此，此仗能否取得预期战果，关键还在陛下这里。”
　　其实就是一句话，假戏真做，而做戏的就是皇帝你自己，你只要把这场戏演好了，胜利便唾手可得。
　　“这里不是辽东，入侵的敌虏也不是高句丽。”
　　“伽蓝却依旧是伽蓝。”裴世矩的语气十分自信。
　　皇帝面无表情，沉默不语。他现在也只能把仅存的希望寄托在伽蓝身上了。
　　“他还需要甚？”
　　“他所需要的，便是陛下的信任。”裴世矩迟疑了片刻，又补了一句，“绝对的信任。”
　　皇帝的眼里露出一丝苦涩，“现在，朕还能相信谁？”
　　同一时间，伽蓝也在涿鹿行辕这样问自己，因为他需要一个特使赶赴太行山与王须拔、魏刀儿等燕赵叛军首领进行谈判，而这场谈判的艰巨性可想而知。
　　对王须拔等人来说，自身的生存远远要比所谓的大义重要。他们选择在此刻攻打代、晋，其目的正是想把北虏引进来，然后利用北虏的武力击败帝国的皇帝和军队，为自己寻找一块生存之地，哪怕为此认贼作父也在所不惜。
　　谁能完成这一特殊使命？伽蓝想了很久，最终选择了河北大儒孔颖达。


第三百零九章 召见王辩
　　时间很快进入初秋，汾阳宫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当初皇帝不顾劝阻，坚决赶赴太原的理由就是北虏即将入侵，而当时并没有证据证明北虏有入侵迹象，所以帝国的贵族们普遍认为皇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要发动北伐，因而遭到各方反对，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官府的官僚们对皇帝和中枢的不满情绪因此越来越严重，更有一些权贵认为此举会“刺激”到北虏，会挑起南北战争，会给帝国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几个月过去了，在帝国全方位的监控下，在各个渠道陆续反馈回来的各种消息的综合分析下，终于可以证实大漠北虏正在阴山北麓一线集结，其目的很明显，要在草原雨季结束后向中土发动攻击。
　　皇帝和中枢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这说明薛世雄和伽蓝当初的判断和报警是正确的，皇帝毅然决定率行宫赶赴北疆也是正确的，皇帝和中枢向东都、帝国卫府和地方官府为进行南北战争所下达一系列诏令也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当初劝谏和阻止皇帝赶赴北疆、指责皇帝穷兵黩武的权贵们是错误的，对皇帝和中枢的诏令阳奉阴违甚至拒绝执行的东都、帝国卫府和地方官府也是错误的。
　　然而，东都和西京、帝国卫府及地方官府对这一系列证据并不认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权贵认为，这是皇帝和中枢为了发动北伐而故意设下的陷阱，完全不可信。
　　还有一部分权贵则对皇帝和中枢“口诛笔伐”，大肆谴责。因为正是皇帝亲自赶赴北疆，并下达了一系列进行南北战争准备的各种诏令，摆出了一副即将北伐的态势，深深“刺激”到了北虏，迫使北虏不得不进行积极防御，而北虏诸种在大漠上的集结，则反过来证明了皇帝和中枢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做出的北虏即将入侵的预言，所以，他们虽然认同南北战争有即将爆发的可能，但他们也同样认定，这是皇帝和中枢为了实现北伐而做的精妙策划。今日南北紧张局势，都是源自皇帝和中枢的蓄意推动，因此，他们对皇帝和中枢愈发“痛恨”，认为皇帝和中枢正在把帝国推向败亡的深渊。既然你们丧心病狂，一定要葬送帝国，那就对不起了，只能先埋葬你们了。抱着这样的怨念，帝国很多权贵不但不帮助皇帝和中枢抵御北虏的入侵，反而蓄意阻挠，有意让皇帝和中枢陷入困境，以期进一步打击和削弱皇帝及中央的威权，甚至有居心叵测者意图借此良机推翻皇帝和支持他的中枢。
　　帝国内外矛盾由此进入“高潮”，对立双方对天下大势的解读和判断大相径庭，因此对对立一方的反对和不作为充满了愤怒和怨恨，由此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的深度和广度，也由此导致对立双方在政治理念和具体国策上背道而驰，愈行愈远，而这对帝国和中土所造成的危害异常严重，甚至已经隐约可以看到帝国崩溃之前景。
　　在这种恶劣局势下，皇帝已经没有退路，唯有咬牙坚持，而支持他的中枢一方面誓死跟进，一方面极力劝说皇帝，赶快返回东都，竭尽全力缓和内部矛盾，这样即便南北战争打响了，即便帝国在北疆遭遇重创，皇帝和中枢也还有回旋之余地。反之，假如南北战争打败了，假如皇帝在北疆重演了当年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之耻辱，那么，帝国的政局必定急转直下，到那时即便皇帝和中枢能够全身而退，即便皇帝和中枢能够再回东都，但威权已经全部丧失，再加上内部矛盾的彻底“爆发”，皇帝和中枢肯定会遭到帝国各政治集团的四面围攻，一旦皇帝和中枢在政治上被“架空”，他们还能干什么？诏令还能出皇宫吗？诏令出不了皇宫，皇帝和中枢形同虚设，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既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帝国的各政治集团还能继续容忍他们统治帝国吗？
　　整个七月里，皇帝都焦虑不安，在政治对手和中枢亲信们的“内外夹击”下心力交瘁，几度犹豫着是否做出妥协返回东都，但在裴世矩的劝阻下，在伽蓝信誓旦旦的密奏中，在大漠北虏的步步紧逼下，他坚持了下来。
　　七月下，代北的定襄、马邑、雁门三郡向皇帝和中枢告警，大漠北虏已经越过阴山，同时从武川、抚冥、柔玄三镇一线向长城逼近，目前尚无法判断其主攻方向，但依照历次南北战争之经验，现任马邑太守，原帝国军中宿将，曾以右翊卫将军职参加两次东征之役的王仁恭，以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向皇帝和中枢陈奏，北虏选择的主攻方向极有可能是马邑郡，为此他建议暂时放弃定襄郡，把代北军主力集中于马邑郡北部重镇云内（大同），死守长城防线，并恳请皇帝和中枢十万火急返回东都。
　　其言下之意很明确，他对坚守长城防线没有信心，原因不是因为代北军实力不够，而是此次北虏入侵规模过于庞大，其前期准备工作不但充足而且十分隐秘，相比起来帝国不但反应迟钝，对南北战争的准备更为不足。好在帝国是个“巨人”，而北虏因为贫乏后劲不足，难以长期作战，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打进长城后大肆掳掠一番，然后迅速撤离，所以帝国即便在南北战争初期遭遇不利，但可以以退为进，利用帝国纵深之优势，与北虏做长期周旋，最终必能迫使北虏撤离。
　　“以退为进”的作战策略在南北战争中非常普遍，王仁恭对南北局势的判断也非常正确，然而，鉴于帝国内部的深重而激烈的矛盾，皇帝必须考虑到，假若东都、帝国军方和地方官府有意置皇帝和中枢于死地，对皇帝和中枢的诏令置若罔闻，见死不救，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皇帝再度犹豫了，他相信王仁恭在军事上的权威，相信王仁恭对战局的分析和判断，为此他惶恐不安，心理上渐渐倾向于离开北疆。
　　就在这个时候，武贲郎将王辩奉旨赶到汾阳宫觐见皇帝，向皇帝禀奏河北戡乱之军情，实际上他是代表东北道大使薛世雄，向皇帝密奏薛世雄对这次南北决战策略的理解以及薛世雄在执行诏令过程中的所思所为，以消除皇帝对薛世雄的不满和误会。
　　皇帝对南北决战的求胜心理导致他盲目追求军队的数量，实际上他一贯如此，不论是年轻时候攻打江左还是继承大统之后发起的西征和东征，他都追求军队的数量以赢得武力上的绝对优势。而此次南北决战却不能如此，假若东北道的主力大军纷纷进入燕北，必会暴露帝国的作战意图，实际上也就破坏了此次决战的既定策略。然而，皇帝是帝国的最高军事统帅，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又一向颇为自负，所以他不但掌控着军事决策权，还堂而皇之的干涉将军们的战场指挥权，甚至让自己的命令直达战场最前线。
　　薛世雄非常了解皇帝的这一特性，也知道皇帝对自己没有按照他的意愿执行诏令而愤怒，君臣之间因此产生了误会，而这种误会会导致双方在重大问题上产生更为严重的分歧。为了弥补双方之间的裂痕，也为了南北战争的最终胜利，他必须主动求得皇帝的理解和谅解，为此他向裴世矩求助，于是就有了皇帝火速召见王辩一事。
　　王辩承担了重要使命。临行前薛世雄写了封信给他，明确告诉他，此行的使命不仅仅是消除君臣之间的误会，而是要坚定皇帝进行南北决战的勇气和信心，假若皇帝在关键时刻意志不坚定，甚至做出错误的决策，那结果可想而知。
　　王辩克服了初见皇帝时的惶恐和紧张，侃侃而谈，竭尽所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履行自己的使命。
　　皇帝凝神倾听，频频点头，对王辩的言行都颇为赞赏。
　　裴世矩陪坐一侧，忐忑不安。值此关键时刻，皇帝的意志动摇了，而能否说服皇帝继续坚持下去，以他自己和帝国的未来做一场惊天豪赌，完全依赖于王辩的个人能力。
　　王辩说完了，尽力了，心里同样忐忑不安，不知道皇帝会做出何种决策。
　　皇帝默默沉思，憔悴的脸上尽显疲态，深邃而忧伤的眼睛里充满了无尽沧桑，让人心神颤栗之余仿若穿透了千年悲欢，看到的只是一个落寞的背影，听到的只是一声哀伤幽叹，根本就感受不到至高权力所带来的磅礴威严。
　　忽然，皇帝轻轻咳嗽了一下，接着一个低沉、郁伤而富含亲和磁性的声音在王辩的耳畔响起，“听说，将军与伽蓝是忘年之交？”
　　裴世矩眉毛微耸，眼中掠过一丝警觉，望向王辩的目光突然严厉起来。
　　王辩悄悄瞥了一眼裴世矩，迟疑了片刻，小心翼翼地给了一个肯定的回复。
　　“伽蓝在西北是个传奇。”皇帝面无表情地问道，“在伽蓝的传奇中，是否有将军的身影？”
　　王辩心念电转，眼前骤然一亮，仿佛在黑暗里看到了光明。或许伽蓝的传奇，能让皇帝重新鼓起勇气，坚定决战之信心。
　　“陛下，流传在西北的传奇不是伽蓝，而是西北狼，是金狼头。”王辩深深一躬，“请陛下允许臣讲述一下西北狼的传奇。”